拉斐尔（Raffaello Santi，1483-1520）《雅典学院》（Scuola di Atene，1509-1510），梵蒂冈使徒宫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the Axial Period作者：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
来源：同名著作（初版1949）第一章
在西方世界，历史哲学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在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到黑格尔（Hegel，1770-1831）的一系列伟大著作中，这种信仰将上帝在历史中的动态形象化。上帝的启示是确定的分水岭。因此黑格尔可以说，所有的历史都源于基督。耶稣降生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我们的年表每天都在见证着这种基督教的历史结构。但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信仰之一，不是全人类（mankind）的信仰。因此，这种普世历史观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只适用于信教的基督徒。但即使在西方，基督徒也没有将他们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与他们的信仰关联起来。写信仰的文章不等于对历史真实进程的经验性洞察。对基督徒来说，神圣的历史与世俗的历史彼此分开，因为意义不同。哪怕有信仰的基督徒也能像研究其他经验研究对象一样研究基督教传统本身。我们必须从经验主义层面去探索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历史轴心（axis），一个能够被所有人类，包括基督徒接受的事实。这个世界历史的轴心位于历史的一个节点上，该节点产生了自那时以来人类能够成为的一切。它最成功地塑造了人类。这个历史轴心似乎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发生的精神进程中，我们遇到了历史上最深刻的分水岭。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些人，就这样出现了。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最不寻常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孔子和老子生活在中国。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出现了，包括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印度诞生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并且像中国一样，出现了整体哲学的可能性，包括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术和虚无主义。在伊朗，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或译作“查拉图斯特拉”）将世界视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出现了，从以利亚（Elijah）、以赛亚（Isaiah）到耶利米（Jeremiah），再到《以赛亚书》中除以赛亚以外的其他作者（Deutero-Isaiah，或译作“第二以赛亚”）。希腊出现了荷马（Homer）、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赫拉克勒斯（Heraclitus）和柏拉图（Plato），出现了悲剧家，出现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这几个世纪间，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发展，而这些地区的人们都不了解彼此。这个时代具有新特点。在世界上的这三个地方，人类开始意识到作为一种整体的存在，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局限。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己的无能为力。人类提出了根本性问题。面对虚空，人类努力争取解放和救赎。人类有意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极限，为自己设定了终极目标。人类在自我的深处和超验的清醒中体验到了绝对性（absoluteness）。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反思（reflection）之中，为意识（consciousness）而意识，为思考而思考。精神上的冲突出现了，伴之以思想、理性（reason）和经验的交流来说服他人。最矛盾的事物得到了论述。讨论、党派的形成以及精神领域的分裂（但仍然相互关联）造成了动乱和运动，直至精神混乱的边缘。这个时代诞生了我们今天仍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并创造了世界宗教的开端，人类仍然靠这些宗教生活。在各种意义上，这个时代都迈出了进入普遍性（universality）的一步。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迄今为止不自觉接受的思想、习俗和状况都受到了检验、质疑和清算。一切都被卷进了漩涡。只要传统仍然拥有活力和现实基础，传统的表现形式就会被澄清，从而被转化。神话时代（The Mythical Age）的宁静和不证自明到这里结束了。希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把神话带入他们的基本观点，先知们在他们的“上帝”观念中也是如此。理性和澄清理性的经验发起了一场反对神话的斗争（logos反对mythos）。进一步的斗争用“一神”的超验性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演变为一场渎神的虚幻形象的伦理叛乱。宗教被赋予了伦理意义，从而增加了神的威严。另一方面，神话变成了一种语言的材料，它表达了与它最初所指截然不同的东西——神话变成了寓言（parable）。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神话被改造了，被理解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在整个神话被摧毁的那一刻，神话以一种新的方式又创造了神话。古老的神话世界被慢慢遗忘，但人民群众仍然怀揣信年，使神话成为整个时代的背景，并在随后更广泛的区域发展开去。这种对人性的全面改造可以称为“精神化”（spiritualisation）。生活不再确定无疑，对立和矛盾的不安取代了平静。人类不再被封闭在自己之中。人类变得对自己不确定了，从而对新的、无垠的可能性抱持开放的态度。人类可以听到并理解截至那时无人过问的事、无人宣布的事。闻所未闻的事无处不在。与人类世界和人类自己一起，“存在”（Being）成为人类可感知的事，但“存在”不是终极。哲学家第一次出现了。作为个体，人类敢于依靠自己。中国的隐士和游荡的思想家、印度的苦行僧、希腊的哲人和以色列的先知——无论他们的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性情有多大不同，他们都属于同一类人。事实证明，人类有能力将自己与整个宇宙进行内在对比。人类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使自己超越自己和世界的起源。在思辨性思想中，人类将自己提升为“存在”本身。在主体和客体的消失中，在对立面的重合中，人类的存在没有被理解为二元性。在最崇高的精神幻想中，人类是“存在”的自我实现，是神格合一（unio mystica），是上帝旨意的工具，并在客体化的思辨性思维中以一种模糊且容易误解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人的特质，它被束缚、潜藏在身体（body）里，被本能（instincts）束缚，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自己，渴望解放和救赎。这些道路包含了诸多迥异的信念和教条，但所有这些道路具有共同点——人类在整体存在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从而超越自己，并且，人类只能独自踏上这些道路。人类可以放弃所有世俗之物，可以遁入沙漠、森林或山丘，可以作为隐士发现孤独的创造能力，也可以作为知识的拥有者、圣人或先知回到俗世。后来被称为理性和人格（personality）的东西在轴心时代首次出现了。个体取得的成就绝不会传递给所有人。人类潜能的巅峰与群众们的差距在那个时候变得格外巨大。尽管如此，个体的实现间接改变了一切。人类整体向前飞跃了。我们发现，与这个新的精神世界相对应的是，这三个地区都有类似的社会环境。这里有众多小国和城市，有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斗争，出现了惊人的繁荣、活力和财富的展现。在中国，诸侯国和小城市在周朝无权势的帝国统治者治下实现了主权生活。政治进程包括通过征服其他小单位来扩大单位范围。在希腊和近东，小领土单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含那些被波斯征服的单位）享有独立的存在。印度也有许多国家和自由城邦。相互交流使这三个地区的精神运动在各自内部循环。中国的哲学家——孔子、墨子等等在全国各地游荡，并在有利于精神生活的著名地点聚首，建立了被汉学家称为“家”的学院。希腊的诡辩家和哲学家也以类似的方式游荡。佛陀一生都在四处游走。在过去，精神状况相对历久弥新。尽管有灾难发生，但一切都在重复，被限制在一个静止的、非常缓慢的精神运动范围内。这种精神运动没有进入意识，因此不能被“理解”。但现如今，张力增加了，并导致了一种迅猛的运动。这种精神运动进入了意识。人类的存在成为沉思的对象，如同历史本身。人们感到并知道，在他们自己的当下，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这一意识也使人们意识到“现在”由“无限的过去”组成。在这种具体的人类精神觉醒之始，人被记忆支撑着，如今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晚期甚至是颓败的时代。人们看得到自己面临灾难，也看得到希望，并通过见解、教育和变革来帮助自己。人们努力通过计划来主导事件的进程，正确的条件被重新建立或首次实现。历史是一个整体，被视为世界呈现出来的种种形状，要么是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要么是一种圆周运动，要么是一个上升的过程。思想致力于研究人类如何以最佳方式生活在一起，如何以最佳方式进行治理和管理。实际活动被变革的想法支配。哲学家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成为顾问和教师，受到蔑视或追捧，参与讨论并相互竞争。在孔子在卫国宫廷的失败和柏拉图在叙拉古（Syracuse）的失败之间，在培养未来政治家的儒家和服务于同样目的的“柏拉图学院”（Platonic Academy）之间，可以画出社会环境的平行线。所有这些发展跨越了好几个世纪，不能被视为一个简单向上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破坏与创造并存的时代，但没有达到终极的圆满。个体思想和表达的最高潜力没有成为共同财富，因为大多数人无法跟上他们的脚步。最初的行动自由最终变成了混乱状态。当时代失去创造力时，三个文化地区都陷入了教条或趋于平缓。通过重建持久性，人类从一种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混乱中产生了对新关系的追求。这个结局首先是政治的结局。中国（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腊和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出现了因征服而强盛的帝国。在所有地方，崩溃的结果首先是一种技术和组织规划的秩序。轴心时代结束时，人类世界出现的世界性帝国认为自己基业长青。但他们的稳定只是表象。尽管与轴心时代的国家形态相比，这些帝国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终它们都衰败了，变成了碎片。随后的几千年产生了非常多变化。从某个角度来看，自轴心时代以来，大帝国的解体和重建构成了历史，和它在古代文明繁盛的几千年间构成的历史如出一辙。然而，在这几千年中，历史拥有了不同的意义，它缺乏那种在轴心时代首次感受到的精神张力，尽管这种张力一直发挥作用，对一切人类活动提出质疑，并赋予其新的意义。我提到的一些事实本身并不足以使人们完全相信某一特定历史观的真理。只有对全部丰富的历史材料进行描述，我们才能厘清或否定某种理论。这种描写超出了一本短书的范围。我说的事旨在检验历史理论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假设，轴心时代的历史观是正确的，它似乎对整个世界史都有所启发，从而揭示了类似世界史结构的东西。那么，让我努力概括一下这个结构。（1）各地数千年的古代文明被轴心时代终结，轴心时代将它们融化、同化或使它们沉没在视野中。同一批人和其他人都成为了新文化形式的承载者。公元前的文化——巴比伦、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原住民文化，各有各的恢宏。它们以某种尚未觉醒的方式出现。古代文化中，只有那些进入轴心时代并成为新起点的部分元素才会持续存在下去。与轴心时代清晰的人性相比，轴心时代之前的最古老文化似乎蒙上了一层奇怪的面纱，仿佛，那时的人类尚未真正走向自己。这一事实并没有被孤立的各个开端掩盖，它们本身在变动，但对整体或随后的事物没有影响（如埃及人对一个厌倦生活的人的灵魂的论述，巴比伦人的忏悔诗和吉尔伽美什）。宗教和宗教艺术中的纪念碑元素，以及与之相应的、广泛的国家形态和司法制度，都是轴心时代意识中敬畏和钦佩的对象。它们甚至被当作典范（例如，被孔子和柏拉图当作典范），并在新环境中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因此，在轴心时代结束之时获得新力量，并在政治领域终结了轴心时代的帝国思想，是古代文明的遗产。但是，尽管它最初构成了一种文化创造的原则，现在却成为衰败文化躺在棺材里坐享其成的手段。这似乎是曾经使人类向上发展的原则，尽管它实际上是专制的，现在却以有意识的专制主义重新取得了突破，只不过这一次是为了保留一种冰冷、僵化的文化。（2）时至今日，人类一直依靠轴心时代发生的事情生活，依赖那个时期的思想和创造。在每一次新的向上腾飞中，人类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重新激发它。从那时起，对轴心时代潜力的回忆和唤醒提供了一种精神动力。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件都回到了那个时代。（3）轴心时代开始时受空间限制，但它在历史上变得无所不包。任何没有轴心时代的人仍然是“原始人”，他们不再继续过着已经持续了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时代三个区域之外的人要么保持分离，要么与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之一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卷入了历史。例如，在西方，这种接触发生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身上，在东方发生在日本人、马来人和暹罗人身上。对于许多原始民族来说，这种接触导致了他们的灭绝。轴心时代之后的所有人类要么保持原始状态，要么参与新的事件进程。历史一旦发生，原始民族就是史前时代的残余，占据着不断缩小的空间，直到这时他们方才走到了终点。（4）只要这三个地区彼此碰面，就有可能产生深刻的相互理解。第一次打交道时，他们就能意识到彼此关注着同样的问题。尽管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但他们马上就开始互相牵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共同拥有单一而客观的真理而受到约束（这样的真理只能在科学中找到，方法论的意识迫使人们普遍认同它的命题，传播到整个世界，并要求所有人合作）。但在这次相遇中，人们相互看到和听到了真实和绝对的真理，它意味着人类历史上不同起源的生活。总结一下。轴心时代的概念提供了问题和标准，以衔接所有之前和之后的发展。以前的文明轮廓消失了。孕育这些文明的民族在加入轴心时代的运动中消失了。史前民族仍然是史前民族，直到他们融入轴心时代的历史运动，或者消亡。轴心时代同化了剩下的一切。世界史从轴心时代那里获得了单一的结构和统一性——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这种结构和统一性历久弥新。据我所知，对轴心时代事实的最早讨论来自拉索克斯（Ernst von Lasaulx，1805-1861）和史陶斯（Viktor von Strauss，1809-1899）的著作。拉索克斯写道：在基督之前六百年，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罗马的努马·庞皮里乌斯（King Numa）和希腊的第一批哲学家——伊奥尼亚人（Ionians）、多利安人（Dorians）和伊利亚学派（Eleatics）都作为民族宗教的改革者同时出现，这不可能是一个偶然。
在老子和孔子生活在中国的几个世纪里，一种奇怪的精神运动出现在所有文明的民族身上。在以色列，耶利米、哈巴谷（Habakkuk）、但以理（Daniel）和以西结（Ezekiel）成为先知。希腊人泰利斯（Thales）还活着的时候，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尼（Xenophanes）已经出世，巴门尼德也出生了。在波斯，琐罗亚斯德的古老教义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变革，印度则诞生了佛陀释迦牟尼（Sakyamuni）。
从那时起，这些事实不时地被小范围注意到。据我所知，它们从未被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以证明当时人类的整体精神存在普遍相似性。让我们思考一下这种观点的可能反对意见。一种反对意见可能说，共同点只是表象。差异（语言和种族的差异，帝国类型和历史回忆模式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通过比较后发现，共同因素给我们的印象不过是一系列巧合。对共同要素的每种确切表述都被事实驳斥。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句微不足道的格言，从根本上说，人与人之间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关联。在实现人类共同的可能性时，差异才是根本、独特、历史的事。除了人类存在的非历史普遍特征之外，整体永远不能被理解为一个统一体。我可以这样回答——轴心时代涉及整个历史图景中的共同要素，是对那些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都在临界状况下对人类起作用的原则的突破。这个共同要素不来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它不来自地球（无论人类在哪里存在），而是仅仅来自这三个源头和它们所占据的狭窄区域。这才是根本所在。问题在于，尽管仍有差异，但越来越多的知识是否会证明这种共同因素比一开始更深远。在这种情况下，时间上的巧合将成为一个事实，它越是清楚地表现出来，就越是令人惊讶。然而，要令人信服地证明它，就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另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会说，轴心时代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价值判断的产物。正是基于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这个时代的成就被高估了。我可以这样回答——在精神（spirit）的问题上，要理解一个事实，首先要理解其意义。然而，“理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价。尽管在经验上依赖于单独数据的积累，但历史建构永远不会仅仅通过这些数据形成。只有通过理解，我们才能得出我们对轴心时代的看法，以及对任何历史时期精神的看法。这种观点同时涉及理解和评估。我们情绪激动，因为我们感到自己被它感动，因为它把我们作为我们自己的历史——不仅仅是作为我们可以追溯其影响的过去，而是作为具有更广泛、更原始影响的过去 ，这种影响不断重现，无法估量。由于这个原因，作为整体的人类是历史研究的工具（organon）。每个人都能看到他自己内心所承载的东西。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现在去理解，也就是“此时此地”，这是我们唯一的现实。因此，我们自己爬得越高，就越能看清轴心时代。如果说历史内容的层次性只能在人之存在的主体性中把握，那么这种主体性并没有在纯粹事实的客体性中消失，而是在共同感知的客体性中消失了。如果人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在社会中，他就会去寻找社会的一部分，因为真理是把我们彼此联系起来的东西。我的论点是，在与价值评价密不可分的共识中，我们将认识到轴心时代的重要性。就问题性质而言，这个论题无法得到最终的证明，但它可以通过扩大和深化概念得到证实。另一个反对意见可能认为，这种平行关系不具有历史性，因为在精神交往中没有接触的东西就没有共同的历史。这个反对意见被提出来反对黑格尔。黑格尔把中国、印度和西方作为精神发展的辩证序列中的阶段。有人认为，在这里，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没有真正的接触，就像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一样。然而，我们的论点涉及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否认的正是从中国到希腊的这一序列阶段。既不存在时间的序列，也不存在意义的序列。它们处在同一时代，并存，但彼此没什么联系。似乎有几条道路从不同的起源通向同一个目标。三个地方存在相同的多重性。在三种形状中存在着相同的多重性。一种历史有三个独立的根源，后来经过孤立和中断的接触，最终在几个世纪前——准确说，直到我们今天，才成为一个单一的统一体。轴心时代的事实可能只不过是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同步奇观。在世界史上可以指出许多奇怪的同步现象。例如，早在16世纪，耶稣会士（Jesuits）就开始了他们的工作。16世纪，耶稣会士在日本发现了一个自13世纪以来一直在那里兴盛的佛教教派。它似乎与新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日本学者弗洛伦茨（Florenz）的描述，他们的教义如下。人类的自身努力对人类的救赎毫无帮助。一切都取决于信仰，对阿弥陀佛慈悲为怀的信仰。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善行。祈祷不是一种成就，只是对阿弥陀佛所赐救赎的感激之情。该教派的创始人欣然说道：“如果连好人都能进入永生，那么罪人就更能进入永生。”与传统佛教不同的是，它要求不做功课，不使用符箓，不祭拜、不赎罪，不进行辟谷等苦行仪式。僧俗拥有相同的救赎前景。僧侣不再需要在生活方式有别于俗人，他们穿同样的衣服。独身主义被废除。家庭被认为是宗教生活的最佳行动领域。教派成员被劝告要“维护秩序，遵守国家法律，并成为好公民，关心国家的福祉”。这种例子与路德教（Lutheran）的基本教义惊人吻合。几个世纪以来，从中国到欧洲出现了许多其他相似之处。对此，我的回答如下。首先，我们可以说，无论历史上的许多相似之处是否同步，都体现了一种适用于单一现象的规律。只有在轴心时代，我们才会遇到一种不遵循普遍规律的平行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独特且包罗万象的事实，包罗一切精神现象。轴心时代是唯一代表世界历史平面上完全普遍平行的时期，而不仅仅是特定现象的偶然并发。单一现象或一系列现象不足以建立我们在轴心时代面对的那种平行关系。其次，这三个地区的平行运动只在这几个世纪中彼此接近。要是把平行关系延长到轴心时代之后，说它跨越了千年的时间表，就会变得很刻意。后续发展的路线不再呈平行关系，而是充满了分歧。虽然它们最初看起来就像三条指向同一目标的道路，但它们最终渐行渐远。但是，我们越是回到轴心时代，我们的关系就越密切。我们也越能感觉到彼此。在我看来，轴心时代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只是历史巧合造成的幻觉。某种深刻的共同要素孕育了那个时代，那是人类的一个原点。后来，在越来越大的分歧过程中，人类偶尔会产生一些平行关系，即共同起源的标志，但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原始意义上的共同体。唯一可比较的世界历史平行关系出现在埃及、中美洲、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古代文明开始之时（这些文明早于轴心时代）。然而，在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中，存在着上千年的差异。这些古代文明始于公元前五千年至三千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克里特岛和特洛伊的最早发现也处在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河文明发端于公元前三千年。与这些古代文明相比较的墨西哥和秘鲁文明大概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黄河岸边，类似的文明在河谷中兴起。中央掌管着一种高度发达的机制来满足社区（群）的需要，这是这些文明的特点。他们还有其他共同之处。他们都有缺乏哲学启蒙的神秘宗教，缺乏对救赎的追求，在极端情况下缺乏突破自由的能力，以及一种伴随非凡艺术风格成就的独特冷漠，在这些文明的建筑和雕塑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种平行关系并没有表现出与后来轴心时代相同的同步性。此外，它只包括一种既有类型的相似性，而不是一种精神运动。这些古代文明有着奇怪的稳定条件，在破坏性灾难之后，往往会以旧形式重建自己。那是一个介于史前和历史之间的世界，史前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本封闭的书，而历史本身不再允许事物在精神领域保持不变。这是一个为轴心时代提供基础的世界，却最终被轴心时代淹没。如果轴心时代的事实无可争议，我们现在必须问自己——是什么造成的了轴心时代的事实？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三个相互独立的地区？起初，这三个地区彼此不为人知，这一事实似乎完全无关紧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成了一个历史的谜团。轴心时代有着摧枯拉朽的丰富精神创造，它决定了直到今天人类的一切历史。我们看到，除了轴心时代，同时性之谜也许只适用于整个世界史中的古代文明起源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和黄河流域，从史前民族的一般状况到古代文明的发展大体上也经历了同时发生的过程——尽管间隔时间长达两千年之久？常见的回答是，类似的历史任务（提供灌溉和抗击洪水）导致了类似的结果。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个过程同时进行？为什么只针对这些特定的河流？为什么美洲的例子晚了那么久？商业和文化交流可能会产生释放效应。任何时候，工艺的文明成就在地球上缓慢传播（至少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传播）。文字的发明可能发生在某地并从那里传播开来。没有这些就无法完成治水等任务。但是，这些只是可能性。可以证明，这种交流在公元前三千年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化和印度河流域的文化之间。早年间，埃及和巴比伦也有类似的交流，并在公元前两千年达到活跃期。但是，导致早期几千年古代文明的多种发展不能用单一来源的扩散来解释。因此，梅耶尔（E. Meyer）认为：我们必须假定，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人属”已经达到了一个进化阶段，所有人类群体或民族都经历了这个阶段。他们的先天能力（也就是潜藏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完全能够超越那时的水平，走向文化的起源，并在此后步履不停。
在这种情况下，平行的现象将不得不被视为人类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同步发展，这些人是具有类似禀赋的人类成员。由于共同的起源而在所有人中处于休眠状态的东西既同时又独立地表现了出来，就像在彼此分离的同卵双胞胎的生命周期中发生的事一样。但是这种见解只是一个比喻，什么也解释不了。它很空洞，因为它没有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人属的进化”不是一个可以这样理解的东西，它也解释不了任何事物的现实。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生物进化”只被认为由一小部分分散的人类完成，而不是由全体人类完成。
在我看来，轴心时代这种同时性的奥秘，比古代文明的诞生问题要深远得多。首先，这种同时性更加确切，其次，它与人类整体意识和思维方面的精神历史发展有关。从古代文明开始，这三个地区就具有独特的性质，在基督之前的一千年里创造颇丰，并且，此后人类精神的整个历史都依赖于此。这些发展最初相互独立，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和刺激。直到轴心时代末期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和印度之间才形成了深刻的精神交流。这些交流直到罗马时代通过亚历山大港才变得广泛。但这些事态发展的起源根本不受印度与西方关系的影响，它们的进一步发展进程显然也不会受到影响。这种奇怪的一致性只能建立在人类生活和民族生活的内在统一性上，建立在贯穿所有民族的人类总体生活的振动上，而不是建立在任何民族的特殊精神流变上。但这并不是一种解释，它只是对谜团的一种解读。史陶斯谈到了一种隐藏的规律：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不乏相似之处，而且可以从中推断出非常神奇的规律。一方面，它根植于人类的整体机体（同质化）；另一方面，它又预示着一种更高精神力量的影响，就好比大自然中绽放的花朵离不开阳光。
但是，就像拉索克斯一样，这样的比喻只是对谜团的解读。此外，他们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整个历史上共同发展的类似事例为名，贬低了轴心时代平行关系的独特事实。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似乎以同样的方式和方向变化着，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类似的变化涵盖了广阔的地域和完全陌生的民族。但这又是对这个谜团的简单解读，而且是一种糟糕的解读，因为它完全陷入了生物学的范畴，却没有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丝毫依据。所有这些解释都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不是人类（不是所有人）在那个时候占据着这颗星球，而只有少数人（相对来说非常少）在三个地区迈出了这一步。正如古代文明的情况一样，这里不涉及人类本身，而只有一小部分人参与其中。因此，与其以人类的生物学为基础，与其错误地以为对全体人类都是共同而有效的东西，不如尝试把发生这场革命的少数民族追溯到人类内部的一个共同历史起源。诚然，我们不知道这个起源是什么。我们假定它位于史前的中亚。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源头，平行的发展也许就能解释了。然而，这一假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证实。它不可能得到证实，因为它必须证明中国人、印欧人和闪族人（Semites）等不同种族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此外，这个共同的起源必须出现在轴心时代之前几千年——从生物逻辑上讲，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几乎不足以让深刻的种族差异发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为什么是同时性？迄今为止，只有一种在方法论上饱受争议的假设，那就是由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提出的假设。他认为，中亚那些战车和马背上的民族确实渗透到了中国、印度和西方，并将马带入了古代文明，在这三个地区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多亏了马，这些马背民族开始体验到无垠的世界。他们征服了古代文明。在危险和灾难中，他们体验到了生存的问题；作为主宰者，他们又发展了一种“英雄—悲剧”意识，并在史诗中得到了体现。这一历史转折点来自印欧骑兵民族。公元前三千年末，他们已经抵达欧洲和地中海。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一个巨大的新推力将他们带到了伊朗和印度。同样，其他马背民族也在公元前两千年末也抵达了中国。以前，从欧洲到中国，古代文明一直回到过去的深处。母系文明、定居的牧牛文明、沃土上封闭的自给自足者……这些是古代文明的特征。他们从中国一直延伸到欧洲的文明带地区。历史变成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冲突，一边是古老、稳定、未被唤醒的母系力量，另一边是正在觉醒的马背民族，他们是新兴的力量，流动性强，自由。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论述表明，在欧亚大陆内部存在着真正的统一性。但是，马背民族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很难确定。地理和历史是充分条件，但什么是必要条件？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论述是一种独特的启示，因为它的因果解释基于马背民族的人类特征。它最多只适用于一个前提条件。但是，轴心时代的内容如此引人注目、包罗万象，以至于人们不愿意被这个理由说服，即使它是必要前提之一。例如，中国的证据就与此相悖。中国产生了轴心时代的丰富内容，但中国既没有悲剧意识，也没有史诗。在中国，直到基督之后的几个世纪，在与新民族的长期斗争和民族迁移期间，才出现了与史诗类似的东西。另一个矛盾的例子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人口没有经历过与马背民族的融合，但先知在其轴心时代的精神创造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假设的可信度进一步受到挫败，因为运动、迁移和征服已经在古代文明中沉淀了几千年。还有一个事实——在印欧人入侵和轴心时代精神发展开始之间，有着一千多年的潜伏期。我们有必要探究轴心时代事件的历史原因，因为它是人类内部的一个新起点，不过只涉及小范围，而非全体人类的共同发展。轴心时代并不代表人类进化的一个普遍阶段，而是一个单一的分支历史过程。阿尔弗雷德·韦伯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巧妙而明确的回答，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讨论来检验它，使它辅助我们做更深的讨论。三个独立的起源之间缺乏联系，这个谜团通常被普遍、模糊的欧亚关系论断掩盖。也许，这是毫无意义的说法，这种影响不再在我们的研究中发挥作用。这种论断指出了整个欧亚历史的统一性（由中亚的进步、移民和征服决定），同时也指出，我们能从考古发掘的技术与装饰特征中瞥见文明之间相似性的证据。这些发掘可以追溯到史前早期，可以推断出整个大陆上存在着长此以往的文化交流。然而，与此相反的是，鉴于同时性和内容的崇高性，轴心时代的精神运动并不能用这种迁移和交流来解释。最后，对轴心时代现象的最简单解释似乎基于那些利于精神创造的、共同社会的前提条件——许多小国和小城镇；政治上分裂的时代，冲突不断；战争和革命造成的痛苦，其他地方的繁荣；对先前存在条件的质疑。这些都是社会方面的考量，确实有意义，并引出了许多研究，但最终它们只点明了事实，并没有提供因果解释。这些条件是轴心时代所有精神现象的一部分。它们是先决条件，其创造性的结果并非必要后果。作为整体模式的一部分，它们本身的起源仍有疑问。没有人能够充分理解在这时发生的事情，这些无法理解的事情使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看待这一突破，解释它们的意义，以便获得轴心时代的概念。我们会发现，越研究它，它越神秘难解。轴心时代的意义和造成轴心时代的原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轴心时代三重起源的事实是奇迹，在我们目前的知识范围内不可能有真正充分的解释。然而，这一事实蕴涵的意义根本无法从经验层面上发现，即使有，也是某人刻意为之的意义。在探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只是把我们自己的解释放在事实之上，并使一些东西从它们之中生长出来，为我们所用。（a）将轴心时代的事实形象化，并使其成为我们普遍的历史概念的基础，也就是全人类共同的东西，超越了一切信仰的差异。从自己的立场和信仰来看待历史的统一性是一回事，而将它和其他人类的立场联系起来，将自己的意识和别人的意识联系起来，则是另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几个世纪就是所有人类的世界历史轴心。基督教信仰的超验历史由创造、堕落、启示、预言、耶稣降生、救赎和最后的审判组成。作为一种历史上人类群体的信仰，基督教依旧岿然不动。然而，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不可能是启示，而必须是经验。启示是特定历史信条的形式，而经验是人之为“人”可以接触到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共享对轴心时代人类普遍变革的现实认知。尽管只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尽管这三个世界之间一开始没有联系，但轴心时代还是建立了普遍的历史，并在精神上把所有人类吸引到了那里。（b）我们称之为轴心时代的这一阶段产生了三个地区的三重历史变革。观察和理解他人有助于清晰认识自己，有助于克服所有自我封闭的历史潜在狭隘性，并有助于向扩大的现实飞跃。这种进入无限交流的冒险再次成为人类的奥秘，它没有发生在不可触及的史前时代，而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这种三重起源的历史事实产生了沟通的要求，补救着一切信条声称坐拥独家真理的错误。因为信条只在其历史存在中拥有绝对性，而不是像科学真理那样对所有人都有效。对真理的独占要求是狂热主义的工具，是人类权力意志的傲慢和自欺欺人的工具，是西方的灾难。最强烈的世俗形式（比如教条主义的哲学和所谓的科学意识形态）都可以被如下事实征服——上帝在历史上以多种方式显现自身，并为自己开辟了多条道路。似乎，神在用世界历史的语言，对真理的独占性主张发出警告。(c) 如果轴心时代的重要性随着我们对它的沉浸程度而增加，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时期的创造物是否是后面一切的标准？如果我们不考虑影响，也不考虑政治进程涉及的地区范围，不考虑若干世纪以来赋予精神现象的优先地位，那么轴心时代的现象中包含的东西（恢宏、创造、意义的深刻、向精神世界的飞跃）是否依然可以被视为到现在为止一切历史的精神巅峰？我们不能机械地回答这个问题。轴心时代之后的表现无一例外地拥有自己的价值，而这是先前历史不具备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概念中自动编排历史的价值等级。但是，这个问题的表述方式或许还夹杂着对后世的偏见，这种偏见确实来自对轴心时代的理解。这反过来又以不同的方式阐明了不属于轴心时代新兴而伟大的东西。例如，任何研究哲学的人都可能发现，圣奥古斯丁把人们从冷漠和无个性中解放出来，并转向了良知（conscience）的问题，这些问题自圣奥古斯丁时代以来一直伴随着我们，但对希腊人来说是陌生的东西。相反，在花了一些时间研究圣奥古斯丁之后，人们将体验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回归希腊人的愿望，把自己从那种仿佛因为追求这种思想而增加的不纯洁感中清洗出来，通过浸泡在希腊思想的纯水中以恢复健康。在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最终的真理，真正的救赎。轴心时代以失败告终，历史却仍在继续。在我看来，只有一件确定的事。我们今天的历史意识，以及我们对目前状况的意识，都由轴心时代的概念决定，不管这个理论被接受还是被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