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开端》（The Beginning，1946），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作者：阿尔夫·吕德克（Alf Lüdtke，1943-2019）引用（APA）：Lüdtke, A., & Templer, W. (1995). Introducti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and Who Are its Practitioners? In A. Lü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p. 3–40). 有删节
“日常生活的历史”（Alltagsgeschichte）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用？这些都是备受争论的问题，争论不仅存在于历史学家之间。争论本身也能激发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兴趣。备受争论的除了这个话题，还有“日常生活的历史”这个术语本身。这个标签确实不完美，但确实没有更好的名字可以用了。尽管如此，这个名称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它提供了一种简明扼要的论述，与那种将“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排除在历史学之外的传统做法展开论战。“日常生活史”研究那些“小人物、普通人”（kleine Leute）的行动和痛苦。研究日常生活时，人们的工作和非工作世界被强调出来。这些研究详细将描述“居有定所”和“无家可归”，“穿衣”和“裸体”，“饮食”和“饥饿”，人们的“爱”和“恨”，“争吵”和“合作”，“记忆”、“焦虑”和对未来的“希望”。在书写日常生活的历史时，人们的注意力不仅仅集中在伟大的、教会和国家的主宰者的行为（和错误）和盛况上。相反，日常生活的历史集中分析那些在历史上基本默默无闻的人的生活与生存。“无名”（nameless）的人们在工作中备受考验和磨难，他们爆发，他们“耗费”（dépenses，巴塔耶语）。研究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人的日常劳作与欢愉时，“个人”（individuals）是舞台上的演员。但这种历史学视角也使我们对历史的受害者及其痛苦的多重轮廓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伴随席卷现代早期的“猎巫”浪潮，数以万计的妇女、男人和儿童被残忍地折磨和谋杀。女性主义者认为，历史压迫的记忆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个人身份如何被塑造和构建。在德国，对纳粹时期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真正产生了反响。无论是公共辩论还是私下历史讨论，这些探讨试图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赋予（恢复）人性的一面，他们是被追捕、被剥削和被谋杀的数百万人。例如，通过研究1941年至1942年战争中大量被纳粹雇用的外国受迫劳动者进行艰难的重建，才能揭示出对他们的态度，看到民族的怨恨、恐惧和顺从相互交织。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表明，大多数“普通人”在关心生存的过程中，实际上不同程度地依附于纳粹政权。最终，是“其他人”承担了这一过程的“代价”，尤其是那些“次等人”、“社会异类”（Gemeinschaftsfremde）和“外国工人”（Fremdarbeiter）。因此，对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也探究了纳粹统治者获得、行使权力的“内在视角”。根据这样的研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被缩小了（这条假定的鸿沟似乎常常为大多数人开脱罪责）。一扇“共同的某种经验”的窗户被打开了，这种经验促使官僚和其他人积极为大屠杀尽其所能。那些据说只是“机器的齿轮”，执行命令的人，成了积极主动的帮凶。在关于德国历史真实轮廓的持续争论中，诸如此类的见解不能再被忽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广泛讨论的“历史学家辩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在谈到那些直接受事件影响的人时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认同东部德国人民的具体命运”，德国军队在1944年至1945年付出了绝望的惨重代价。这些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日常面貌”的研究强调，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战败的痛苦与德国人自己造成的恐怖与痛苦纠缠在一起。而且，当时许多德国人也意识到了这种联系。这是日常生活史学中的一个关键点——行动和经验不能脱离其产生和影响的背景。对“大多数”德国人在法西斯时代如何“过日子”的研究具有爆炸性的影响，特别因为它们揭示出，绝大多数纳粹德国的人民一定程度上都是罪犯或帮凶。当然，这种研究并不只针对那些与这些事件同时代的人。我们年轻一代不能再仅仅通过用理论和概念分析来束缚自己以感到安全。显然，仅仅确定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是什么，并探讨这些情况是否已经改变，都尚不足够。显然，行动者（actors）不仅仅在历史上可能是盲目的傀儡或无助的受害者，他们现在也可能是。我们应该更准确地说明“日常生活的历史”这个概念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强调日常活动，其中，“重复性”（repetitiveness）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一观点由博夏德（Peter Borscheid）阐述。他认为，通过重复，“日常思维和行动变得务实”，因为“常规”的作用是“缓解”个人持续不断的不确定性或疑虑。对于社会群体和机构来说，常规化（routinization）意味着“服从权威”，这是他们“稳定”的前提条件。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的社会思想反映了被视为“结构史”（“structural history”）的、较早的社会历史概念化的连续性，其中强调社会形式及其配置的“结构”（structure），同时假定了一套明确的等级制度。但最重要的概念集中在历史变化的机制上。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少数人”被授予“超越日常”（“非日常”）的特权。然而，这些被“挑选的”少数人是唯一“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带来进一步发展的人”。这样的发展需要人们“在日常的领域之外”采取行动。“日常生活的历史”的第二个原则代表了一种根本不同的观点。刚才的概念参考点是生活的“静态/动态”，但这里的参考点不再是静态结构，不是“永远不变”的东西。恰恰相反，激进历史变革的动态性和矛盾性与“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恩格斯语）相关联。这种重构尤其揭示了参与者可以同时成为历史客体（object）和历史主体（subject）。从社会史的方向看——在德国“社会史”被称为“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市场关系的扩张、雇佣劳动的实施、劳动分工的增加、官僚化以及中央国家的“现代”形式，乃至伊姆霍夫（A.E.Imhof）所说的“向安全和保障的终生过渡”，都是近几个世纪的核心历史进程。相比之下，作为日常行为和日常经验的历史，一切历史并不旨在把基本的世俗变化提高到脱离人类主体的水平。相反，历史的变化和连续性被理解为具体群体和个人行动的结果。人类的社会实践被转移到了历史研究的前台。探究的重点不在于恩格斯所说的利益“平均轴”（“average axis”）。相反，个人和群体公开（或隐瞒）、实施（或阻止）他们对成本、效用的思考被放在了首位。这里的主旨是，我们要证明社会强加物或刺激物如何被感知、被处理为利益和需求、焦虑和希望——它们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换句话说，重点是人们“挪用”（appropriated）的形式，而“挪用”改变了“他们”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行动的条件在其复杂性中显得很矛盾。这些条件在这种“再挪用”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此，历史主体并没有脱离社会的“力场”（“field-of-force”，E·P·汤普森语）。最初，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被视为“自主”的人格。这不是一个“自我力量”的问题，不能成为一个与社会条件相对的对立面。个人和群体并没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之外的某个领域构建他们感知和行动的模式轮廓。这样的轮廓只在这个网络中产生。人们与社会规则保持距离的行为，利用（或提及）社会理解的语言（languages）、话语（discourses）和编码（codes）。当然，这种关系是由主体在具体情况下，以他们特有的方式重新创造出来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不仅冲击了历史研究的表达和方法。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更具包容性，它试图对历史学家看待现代“成就”的方式形成一个根本的新视角。这不再仅仅是一种16世纪以来世俗现代化的所谓“风俗志”（customary）。研究“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历史转变和历史变革的动机因素，成为了一种特权。人们将“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视作某种不可避免的过程，据说这种过程提供了推动世俗“解放”进程的动力，使之脱离“神话”（myth）的力量。现如今，这种论点值得怀疑。将“理性化”与人类进步联系起来，这样做也失去了很多说服力。这些疑问还有另一面，即方法论和理论上的疑问——历史生活的“宏大轮廓”形象是否真的符合“许多人”的具体经验？我们有必要将“超个人力量的塑造力”（也就是“社会结构和进程”）的假设历史化。这种假设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具有明显“资产阶级”特征的社会和文化产物——在这个社会中，精英统治的专横试图通过探险家和企业家，以帝国的标准来丈量世界的其他地区。“没有历史的民族”（“peoples devoid of history”，E·沃尔夫语）这个概念在欧洲大都市的“中心”思维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个概念不仅指向被殖民国家。在这些“中心”，“自己的他性”（“one’s own Otherness”）也很微妙，不为人所知。到目前为止，依附者和被支配者的历史没有被言说。商品生产、国家和官僚机构的扩张如何被“许多人”所经历？——这个历史问题就是问题所在。这些激烈的变化以何种方式被证明适用于大都市“中心”的“群众”？这种视角的转变需要双重努力。当务之急不仅需要描述历史进程，而且要解释它们。那些使用最大样本对象的历史学家基于一种类似于边沁（Bentham）全视角“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原则，它具有无孔不入、包罗万象的洞察力，但只能自上而下从高处看。矛盾的是，这种观点延伸得越远，就越是排除了任何能够将事物自下而上审视的机会。面对老掉牙、固定形式的科学客观化的批评，并不意味着用某种狂热的情感或不加区别的全盘理解来代替它们。相反，我们关键要认识到，“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不是不言自明的事。我们也许有可能弥合这个鸿沟，但不能消除它。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努力理解我们自己对那些“其他人”（17世纪的农民、19世纪的工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公务员等等）的想法。很明显，即使这些概念变得越来越复杂（但不是越来越“尖锐”！），它们仍然是建构。建构总是暂时而脆弱的。在没有概念或理论的情况下，从事科学工作会引发焦虑。然而，这种焦虑可能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自我障碍，而这种障碍往往会阻碍对多重意义和模糊性的有效处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被束缚的视野有一个长久的传统。毕竟，天真“开明”的乐观主义持久幻想认为，对现有环境的否定总是孕育着一些“更好”的东西来取代它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迫切需要对看似无历史的社会科学进行历史性的自我启蒙，洞察其历史性。
不管在历史学的哪个领域，都尝试把根深蒂固的历史编纂学方法“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方法各不相同，但至少在批评家看来，它们往往被视为所谓的“新非理性主义”（“new irrationalism”）。例如，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在法兰克福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启蒙运动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Enlightenment）的论文，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历史根本上不科学，因此是对启蒙价值观的亵渎。科卡仔细解释了他的立场。他认为，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建立在一个本质上是统一的历史概念之上，超越无数个体历史之和。他认为，这种原因、行动和结果之间的联系使我们能够掌握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因此，它与任何“历史重演”的概念相矛盾。而且，我们可以补充，它也与宇宙和人类命运的神话概念相对立。科卡指出，“科学地处理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自18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已经有了“严格的方法”和“论证性”（argumentative，而不仅仅是“叙述性”）的既定标准。一旦坚持这些标准，由此产生的科学“话语”模式就可以屏蔽掉“传说和神话、歪曲和虚假”的侵袭。只要指控日常生活的历史没有足够认真对待批判性学术规则，甚至指控它完全无视这些规则，那么这些指控都夹杂着政治判断的成分。因此，“历史社会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汉斯-乌尔里希·魏勒（Hans-Ulrich Wehler）将一切日常生活的历史描述为“一碗平平无奇的燕麦粥”。尽管平淡，但他依旧认为日常生活的历史显然包含一种极其危险的态度的萌芽，带着一种“廉价的失败主义情绪”，去批判“我们自己文化领域中尚未作古的成就”。
在德国工会界，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试图计算工业主义和官僚化政策的人类代价，这也产生了相当多的怀疑。此外，在一些左派沙龙中，人们指控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培养了一种对“千千万万无名之辈”（甚至包括那许许多多的“小艾希曼”）不加批判的感情，这种指控和更严肃的学术怀疑有关，他们认为，社会理论的概念被不加区分地抛到了脑后。他们争辩道，日常生活的历史不过是对那些“小人物、普通人”的感性赞美，没什么差别。
在1986年至1987年的“历史学家辩论”中，反对历史修正主义“转向”（Wende）的批评家们勾勒了未来批判应该采取的正确方向。科卡认为，只有对宏观理论、宏观概念进行“大轮廓、大模式”的研究，如“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民族和革命”，才能解释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条件。这种方法再次表明，对理性只能有一种阐释。它还声称有能力将最不同的历史生存方式视为相似的生存方式，并将它们系统化——它无所不包，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是“陌生”的。沿着这条平行的轨道，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支持以下论点——要批判“转向”在历史学中酿造的各种混合产物，只能基于“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和“宪政爱国主义”的立场。在哈贝马斯看来，直到“转向”出现之前，德国一直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不受质疑的共识——“民主和人权普遍化的抽象概念”，这个共识可以被视为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回答。但是，在联邦共和制之下提出这样一种广泛的全社会共识，难道不是在排挤/排斥吗？这难道不是把那些坚信必须以具体的方式，去冒险创造“更广泛民主”的左派（往往位于现有政党和官僚制度的议程之外）拒之门外吗？即使在德国，确实存在某种跨越阵营、阶级和环境的共识，那么这种共识的核心在于，压抑（或完全忽视）对数百万人参与纳粹政权行为的认识。
许多批评家都同意，“日常生活的历史”浪漫化了“过去”（the past）。他们认为，试图呈现日常生活中的苦难与辛劳、喜悦与欢欣，这最终导致一种风景画式的细节刻画，结果只能走马观花地浏览“异域”风情，而无法洞察“他者的、陌生的”经验。虽然这种批评过头了，但它确实指出了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一些根本缺陷。确实，在“广大”的普通人中假设一种相同的、不变的“依赖”关系，对他们生活方式的特殊性采取粗暴的态度，尤其忽视了历史变化的维度。同时，这种来自外部的视角往往忽视了自己土地上的他者。它忽略相互分离的生存模式，即使这些模式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如果要充分把握这些特殊性（或他者的要素）的范围和力量，那么就有必要进行历史性的“发现自己民族之旅”。只有通过使用类似于人类学的方法和见解，我们才能追踪并分离出那些使依附群体能够呼吁关注并实施其自身关切利益的能力和做法。然而，民族志方法不应该被误解，它不是万能灵药。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是实证社会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王道，不能轻易地输入到历史研究中。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必须学会应对一个完全“他者”的陌生社会，至少要期待来自研究对象的抗议或呼声。历史学家则通常期待他们的办公室安安静静，别受打扰。除了历史的见证者（Zeitzeugen），历史学家试图“接近”的对象无法反驳他们，也不能向历史学家进行暴力抗议。对于民族志田野工作者来说，他/她要和以前的生活习惯彻底决裂，用“社会死亡”来描述很恰当。这意味着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又无法避免的步骤。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可以感到安全。在大多数情况下，“日常生活”涉及那些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所谓原始文献的人。很少能找到个人信件或其他文献。在探究最近的历史时期时，研究者可以直接采访历史的见证者。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就会产生他们自己的原始材料。然而，我们应该牢记以下普遍规则——前几代人的欢乐和痛苦、渴望和忧虑往往只是一种以隐晦的编码形式残留在物质上的印记。第一个方法（除非处理最近的历史，否则往往是唯一的方法）是重新评估那些已经在其他地方从另一个角度阐释过的证据。在警察和工厂检查员、教师或教会牧师的报告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有指导意义的材料。我们也可以挖掘信件、（旅行）笔记或由遥远的、只是暂时“参与”的观察员提供的视觉证据。当牧师或教师对他们所负责的人的不道德行为表示愤慨时，我们可以不考虑他们的愤慨。这类文献揭示的不仅是“偷鸡摸狗”的行为，而且是工作场所和其他地方放任、甚至相当疯狂的人际关系，例如纺织厂中的两性关系。旨在帮助重建日常生活和生存方式的方法论是所谓微观历史的一部分。这一范围包括个案研究，即对个人传记的研究，或者更常见的是对个别地方背景（村庄、城市街区）的研究。两个或三个世纪以来的长期连续性和变化也是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主题。社会传记（即所谓的“大众传记”）应使用特定的、适当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无论如何都要记住，住宅遗迹、交通、工具和仪器，或有意识地保留（或后来发现）的文字、图片文本（后者常常被忽视！）——如税收名册和工业照片都不会自动披露历史实践的痕迹。解读它们的信息必须要处理大量的细节和特性，需要把各个要素在一个相互关系的网络中重新拼接起来。“不均匀”的变化和“拼凑”的混合材料：放弃“大结构、大过程”的想法？日常生活的历史集中在小单元上。然而，这难道不意味着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上，一个“此时此地”？在批评者看来，一切日常生活的历史都忽视了“大问题”，比如“国家和阶级如何形成？”在这种观点中，日常生活的历史很难获得任何“事物如何相互联系”的见解。毋庸置疑，日常生活的历史需要系统地“去中心化”分析和阐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新的“理论观”的雏形。个别现象的分类和它们的系统化不再占据中心位置。现在的问题是一种重新定位，在这种定位中，理论处理的不仅仅是“概念”（Begriff）层面。它还包括“概念化和思想形成”（Vorstellen）的行为本身。理论的目的是使数据变得可以理解，但也包括“概念化”（或“想象”）个别元素或发展的同步行为，即使它们被证明矛盾或不相关。对生产形式或阐释模式的“不均衡”变化的关注表明，历史主体的行动机会与这种行动的限制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混合状况”（Ge mengelage）。因此，这种观点允许计算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时刻的同步性，这些时刻可能共存，而不一定相互中介（mediated）或直接关联。通过提及这种“不均匀”的因素，提及社会实践的多种矛盾性，历史研究可以揭露和确定动机、符号和利益的“拼凑”。 重建历史主体的（再）挪用成为可能，而不必假定任何“制约因素”或“被制约因素”的先后次序。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利益和“客观”约束并非先于实践（practice），而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阐释的能动性，它们既被个人也被群体感知。我们有必要呼吁“在你站立的地方挖掘！”但是，这并不充分。据此，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uist）引导那些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真正创造自己历史的人注意周遭环境的“地形”。这种情况需要更大的深度和广度，在深入挖掘的同时，需要横向扩展自己的挖掘范围，从而扩大视野。然而，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往往会被自己的吊绳吊死。把历史进程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将之概念化的现有方法，往往会削弱所有日常生活的历史意义。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遵循“资本化”（“capitalization”），或在韦伯对世界“祛魅”的基础上遵循“理性化”，都无法在这里达到必要的多层次程度。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的论述更为微妙，但也忽视了历史社会实践的根本矛盾性。“生活世界”的具体视野并没有因为被整个社会制度的功能“要求”所“殖民化”而简单地消失。相反，存在着一种“生活世界的中介化（mediatization），在生活世界结构之中（或平行）”。整个社会“制度”的“再生产限制”和与此概念相关的“目的性活动”隐藏在交流行动的毛细血管之中。弱势群体和被支配者在接受资源和商品不平等分配方面总是抱怨，这当然可以利用上述构架来解释。然而，一个目的论的陷阱在等待我们——“制度”和统治结构保持不变必须被视为成功中介化的证明。然而，这种观点排除了以下问题——那些被中介化的人是否真的发展出了“风格”（styles）。当然，关于“风格”的问题确实假定了行动的机会不是零和游戏所能决定的。相反，这种观点认为制度边界是灵活的，也就是说，是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无产阶级以各种方式要求（或实践）他们自己的生存形式。自19世纪末以来，他们一直以同样的方式挪用生活中各种“殖民化”影响（从“教育”到“卫生”）的外壳。他们当然不排除利用新的“进步”选择。特定食物的营养价值或照顾婴儿的卫生知识为满足和提高他们自己的需求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工厂和劳工法庭（始于19世纪20年代）和行政法庭（1875年后）提升了“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吸引力。尽管政府的社会保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而且是故意的）作为警察镇压大棒的“胡萝卜”发挥作用，但它们提供了向雇主、保险和福利部门提出合法福利要求的机会。尽管这样的福利很微薄，却有助于减少（为生存而斗争的）日常风险。【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