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黛比·哈利（Debbie Harry）在Amiga 1000型电脑上使用ProPaint，20世纪80年代，加州计算机历史博物馆（Computer History Museum）
The Limits of Human Progress作者：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1924-1989）英文译本引用：Gilbert Simondon; The Limits of Human Progress: A Critical Study. Cultural Politics 1 July 2010; 6 (2): 229–236.
法文原载：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1959) No. 3, pp. 370–376.
人类的进步（human progress）不能用人类生产的东西来衡量，而是要用人类的生产阶段（stages of production）来衡量。从古典时期的语言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再到文艺复兴之后的技术进步，这个过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貌。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系统（system），人们既是发展的行为者（agents），又是主体（subjects）。而且，每个系统在其巅峰时期都趋向一种令人窒息的完整性（completeness）。每个自成一体的系统都代表着一种更原始的需求——沟通、与世界融为一体、维持生命。因此，每个系统都趋于普遍化。但是，技术进步并不等同于真正系统性的进步。我们无法真正谈论“人类进步”的问题，除非思考活动（activity）和存在（existence）的整体系统。有两个要素构建了该系统——人类生产的东西；构成人（人之为人）的条件。通过思考人类生产的东西（语言、技术），我们无法评价人类的进步，也无法预测一种时间函数式的发展规律，因为此刻我们的关注点是人类活动的对象的具体化（objective concretization）。因此，一旦我们只思考对象的具体化，我们就没有标准来区分一个具体化系统或另一个具体化系统是否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标志和有效媒介。【译注】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接下来的内容，这里有必要稍微解释一下西蒙东的理论背景。“对象的具体化”是西蒙东用来理解人类进步的一个概念，这个过程离不开语言和技术的进步。西蒙东也受“异化”概念启发。他在完成这篇文章的前一年（1958年）完成了专著《论技术物件的存在方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在那本书中，西蒙东不认为异化（如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言）仅仅发生在工人和劳动产品/资本关系之间，还发生在工人和技术装置之间。
事实证明，我们可以将各种形式的“语言的进步”等同于“人类的进步”（古典人文主义者就这样做）。同样，我们也有可能将各种形式的“技术的进步”等同于“人类的进步”。如果我们把“语言的进步”或“技术的进步”等同于“人类的进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种简化的做法。人类的进步成了有局限的时间的进化。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类比把技术和语言的“进步”描述成了一个S函数曲线（sigmoid curve）。然而，即使人们想仅仅根据对象的具体化来评价人类的进步，也必须把一系列可能的具体化看作进步，而不是把这样或那样的对象的具体化看作进步。这本身就是一种局限。无疑，语言和技术的进步有着共同的内部抑制过程，这使得它们的发展在被视为时间函数时呈现为S函数曲线。但是，人类的进步在于，当人类在把语言的可能性推到饱和的时候，就转向了技术，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对我们来说，人类的进步似乎可以等同于技术的进步，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文明中，人类的进步与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无法假定，当技术发展达到饱和之后——如果真能达到这种饱和，人类不会参与到另一个领域的进步中去。此外，把已经尝试过的进步领域缩减到只有两个（语言和技术）似乎有点过分了。如果古代的古典文明已经实现了语言发展的饱和，那么中世纪时期的文明似乎也实现了宗教发展的饱和。从文艺复兴开始，技术发展的精神从古代的语言发展中寻找精神食粮，但随后又与之保持距离。文艺复兴实际上首先是一个语言发展的新阶段，短暂而激烈，然后才成为我们所处时代技术进步阶段的前哨。宗教改革介于宗教阶段和技术阶段之间，它在古代的古典主义启发下，将语言进步的力量引入宗教领域。同样，在古代世界的末期，我们可以看到新兴的进步力量（宗教的、伦理的力量）被应用于促进语言发展的具体阶段，其形式是全面扩张的伦理宗教哲学、斯多葛主义（Stoicism）和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语言、宗教、技术一直相互重叠，体现着对普遍性的追求。
已知最早的时钟插图，来自中世纪晚期的《智慧之钟》（L'Horloge da Sapience，1406），既有宗教意义，又包含对现代自动机械装置的想象（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藏）
然而，连续阶段的继承和重叠都不意味着“进步”。如果语言阶段、宗教阶段、技术阶段以及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阶段在过去和未来都存在自身局限，并且在缺乏相互交流的情况下彼此不了解，那么人类将在每一个阶段中过着冒险的生活，直到每个阶段饱和，再被抛弃。这样，人们可能会谈论语言、宗教或技术的进步，但不会谈论人类的进步。事实上，这些连续的、对象的具体化阶段的共同点并不是具体化的内容（比如教皇几乎不关心古希腊戏剧）。共同点是“人”。人是具体化的动力和推动者。人是在对象的具体化中产生共鸣的生物。在每一个自我局限的进步周期内，在对象的具体化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在每个进步周期中，人与他们所构成的东西形成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远远没有达到饱和。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一个自我局限的周期进入下一个自我局限的周期，并且人类增加了他们在对象的具体化的系统中的参与感，才能被称作“进步”。只有“人—宗教系统”被赋予比“人—语言系统”更多的内部共鸣，只有“人—技术系统”被赋予比“人—宗教系统”更多的内部共鸣，才能被称作“进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因为正是在这里，“意识”（consciousness）开始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人构成了由这个过程展开的系统的一部分。无疑，在每一个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动主义（automatism）的一面，而自动主义的过度膨胀势必带来进步的终结，这就是我所说的每种进步的饱和。古代世界结束之时，语言状态纯粹成为语法学家和形式主义逻辑学家在命名中寻求词义正确性的问题。当然，语法或形式逻辑并不反映“人”，或者至少只反映“人”的最小部分，一个不应该被过度膨胀的部分。在古典主义中，处于顶点的语言发展阶段被赋予了更高期望。在亚里士多德的《辨谬篇》和《修辞学》的时代，语言被视为知识的宝库，似乎是人类“永恒颂歌”的基础。宗教在其上升阶段也是如此，它有着普世性的灵感。然而，语言和宗教还是在那种严格的思想和行动管理中结束了，它不再是反映人类进步的力量。换句话说，在人和语言系统或宗教系统的关系中，历经了一个充满普遍力量的飞跃，表现出高度的内部共鸣，然后就会出现一种封闭性，一个对象的具体化的自动系统的逐渐饱和。随后，人与对象的具体化的系统的内部共鸣减少了，比最初的共鸣要少得多。系统化的真正中心转移了。起初，这个中心位于人和对象的具体化之间。渐渐地，只有对象的具体化才构成系统，人被排除在中心之外，具体化使自身机械化和自动化；语言成为语法，宗教成为神学。技术会不会像语言变成语法和宗教变成神学那样变成“工业”？有可能，但不一定。我们不应该把技术和语言、宗教混为一谈。事实上，语言之所以变成了语法，那是因为从一开始，人类现实中可转化为语言的部分就太弱了，无法在人和不断增长的语言系统之间建立有效的互惠关系。只有特权能激发这种互惠性，即语言对人的“充分性”（adéquation）条件，比如雅典这样的古代民主国家就能带来人的充分性。对于一个古代城邦的生活来说，语言怎么说也够了，但对于一个帝国的地理范围和交流形式来说，语言就远远不够。语言的人文主义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语言的人文主义刻意存在于非常小的人类群体中，不再有建设性的扩展能力。至于宗教，它被证明适用于帝国的地理维度，覆盖了大陆大小的地区，远远大于古代城邦，同时巩固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渗透到种姓之中。目前，宗教的衰退表现为它失去了普遍的地理力量，并在有限的人类群体中进行防御性撤退——让人想起建立在语言之上的人文主义文化，它现在只能在知识分子那里找到了庇护。如果技术变成了工业，并在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中采取防御性的庇护，它就会像语言和宗教一样朝着封闭的方向发展，以自身为中心，而不是继续与人类一起形成一个正在成为的（becoming）整体（ensemble）。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宗教对普遍性的要求比在语言中更合理，因为在宗教中，跨越多样性的持续发展能力显示出更大的扩展性。诚然，宗教涉及一个更原始的现实，不那么地方化，对人类来说，它比语言涉及的内容更自然。宗教比语言更隐蔽，更接近基本原理（basics），不那么文明，因此不那么局限于城邦这种东西。技术甚至比宗教更原始。技术与生物欲望本身的阐述和满足有关。因此，技术可以成为一个介入的环节，在不同群体的人之间，在人与世界之间创造整体。技术在进行干预的时候，受到的限制远没有语言和宗教的限制多。我们在从宗教到技术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陷入原始主义（primitivism）和粗俗（vulgarity）的印象。古人看着最完美的“语言纪念碑”被抛弃，他们眼中粗俗的、破坏性的、孕育野蛮的宗教兴起了。我们看待技术时，也有这个感觉。然而，向原始主义和物质性（materiality）的“逐步下降”是普遍性的条件之一。当一种语言与它所反映的政体一致的时候，语言就是完美的；当一种宗教覆盖大陆，并且它影响之下的民族处在同一文明水平的时候，宗教就是完美的。只有技术可以绝对普遍化，因为人类与技术产生共鸣的那部分是如此原始，如此接近生命的条件，每个人都拥有它。技术孕育了人类“去中心化”的种子，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中心化”的种子。
同样，只要人不被“技术地”认识，使人成为技术的对象，那么系统性的“人—技术整体”的内部共鸣就无法得到保证。只有当人以操作者和操作对象的双重角色介入技术活动时，才能跨越中心化的门槛，从而实现“非异化”。在当前的技术发展状况下，人首先是操作者。诚然，人也是消费者，但那是在技术对象被生产出来之后的事。人很少作为人，很少以人的身份进行技术性的逻辑操作。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罕见的、严重的、危险的或破坏性的情况下，人才是技术操作的直接对象，如外科手术、战争、民族斗争或政治斗争。这些活动可能保守，可能具有破坏性，可能有辱人格，可能具有煽动性。手术、战争和心理行动并不构建人，它们并不通过技术性的媒介建立一种积极的反应。到目前为止，在对事物采取行动的技术和对人采取行动的技术之间还没有稳固的内在关系。哪怕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作用于人的技术只是取代了以前语言（政治斗争）或宗教（精神分析）的作用。如果技术能够有效地、完全地取代语言活动和宗教活动，那么技术将有机会促成一个非对称的发展过程。因为目前不存在适用于人类的计量学，也不存在人类的动能学，因此致力于人类的技术统一性尚不存在，这些针对人的技术和针对事物的技术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对等关系。当科学（在这里是指物理学和化学）为真正的测量科学提供基础时，专门用于事物的各种技术才出现。这种科学是适用于人类的科学测量基础，但在生物体领域这种科学还没有以任何稳定的方式存在过。因此，我们似乎可以预见，技术进步不会总保持它在对象的具体化领域所表现出的爆炸性的一面。此外，我们应该更温和地思考这种进步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这里没有爆炸性——照明、家具、饮食、交通都在变化，但变化很缓慢。而且，当工业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地区的农业尚且是一个技术进步远远没有达到爆炸性速度的领域。如果把对广大人类群体有价值的技术进步与在科学技术的专业环境中取得的特別成果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技术对象越来越需要一个技术环境才能存在。因此，操作者在车间里使用钻头和磨床这样的机器，就必须冒着罹患矽肺病的风险。新机器不能简单地闯入。手工环境要转变为工业环境，就需要能源供应、自动化和远程控制，更不用说人力和经济条件。这些让转变更加缓慢。通常情况下，引进一台孤立的机器，其性能可能与其他机器的性能和周围环境形成对比，给人以进步的抽象概念和奇观印象；如果整体都被整齐地修改了，那么人们就看不见这个爆炸速度的表象。在对象的具体化领域中，实际进步的速度很慢，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已经与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否则，阻碍技术进步的抑制力量将发挥作用。不过它们并没有阻止技术进步。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由于这种缓慢，技术进步不会突然以爆炸性的速度示人，因为调节条件已经存在，而且能源和原材料的可开发财富相当可观。长期发展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ism）的态度是正确的。如果技术进步被视为人类进步，它就必须涉及人与对象具体事物之间的对等性。这首先意味着，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领域之间必须有同质性。当“进步”在其源头上已经是一种支离破碎的“进步”，在截然不同的领域中实现自己时，它就会呈现为一种爆炸性的速度——其状况越是支离破碎，它就越不是人类的进步。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在短短几年内取得的技术进步就是这样的情况。在法国，拉克（Lacq）的天然气田穿过不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利润，而是在遥远的工业化地区进行销售。石油工人在（阿尔及利亚）哈西迈萨乌德（Hassi Messaoud）地区发现的天然气像火炬一样在天空中燃烧；但在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人们相互残杀，儿童饿死在荒芜的田间地头和寒冷的炉灶旁边。如果技术进步包括了农业在内的所有技术进步，那么它应该是更深刻的人类进步，但是无论如何农业都蛮可怜。
因此，这种进步在每一个节点上都会慢得多。真正的技术进步形成了人类生活的一切条件，增加了人的生产和人的存在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它产生了一个网状结构，那么这个网就是人类的现实。它可能被视为人类的进步。但是这样一来，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对象的具体化整体了。为了使技术进步能够自我调节，它必须是一种整体的进步。这意味着，人类活动每个领域采用的技术必须与其他每个领域进行典型和规范的交流。这种进步将是一种有机的类型，并将构成人类具体进化的一部分。此外，即使这样的结论可能显得虚无缥缈，但我还是必须说，人类的进步不能与语言、宗教或纯技术进步中的任何单一危机相提并论，而只能与在这些进步的每个危机中，能够以反思的形式传递给其他进步危机的东西相提并论。实际上，这种由对象的具体化和人类共同形成的整体具有内在共鸣，这种共鸣就是思想（thought），并且可以被转述。只有哲学思想是语言的进步、宗教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所共有的东西。思想的反思性是人和对象的具体化形成的内部共鸣的有意识形式。正是哲学思想确保了进步的连续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也只有思想才能保持对整体的预先占有，从而避免人的“去中心化”和对象的具体化造成的异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反思性思维必须特别致力于指导人类技术活动与人类的关系，因为这个领域存在着最大的异化危险——在对象的具体化过程中，这种危险阻止技术进步通过与人类形成一个系统来成为人类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进步的局限性问题不得不带出思想的局限性问题，因为思想正是人类物种进化的潜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