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罗尼米斯·博斯（Jheronimus Bosch，1452-1516）《变戏法的人》（The Conjurer，约1502年），法国圣日耳曼昂莱市立博物馆藏
Reading over McLuhan’s shoulder作者：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耶鲁大学英语系）引用：Peters, J. D. (2019). Reading over McLuhan’s shoulder.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4), 489-501.
作为一名后生，我不认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麦克卢汉去世后的第二年我才开始阅读他的著作。虽然我断断续续读了四十年，但我仍是一个姗姗来迟的人。早期基督教争论谁能成为真正的使徒（apostle），这个辩题很有价值。根据《新约》，耶稣在自己死亡和复活之前挑选了十二名使徒。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的背叛和自杀留下了一个空缺。彼得（Peter）是使徒们的领袖，他在《使徒行传》（Actus Apostolorum）第一章中站了出来，提名了两位有潜力的候选人。他们将通过抽签来挑选递补犹大的使徒。彼得理所当然地认为：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使徒行传》1：21-22）
也就是说，唯一合法的使徒是耶稣在世时的（男性）熟人和目击者。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肉身，你就不能成为使徒，因为你不能见证他。塔苏斯的保罗（Saul of Tarsus）来了，他颠覆了上述资格。他不认识耶稣的肉身，他还是一名激烈的耶稣运动反对者。保罗的使徒呼召出现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通过一个神迹而来。使徒们警惕地看着他。他没有在等级制度中爬升，没有缴税，他疲于和耶路撒冷的各位使徒们打交道。他们似乎认为保罗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卖弄者、放纵者。这场辩论不仅涉及代际更替，而且涉及教义，因为保罗提出了种族和性别的观点，认为你不必是犹太人，认为在上帝面前男女平等。其他人可能认为这些观点并不来自耶稣。他的书信显示出他对耶稣生活和教导没什么兴趣。他对“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抽象事实更感兴趣。保罗似乎明确贬低一手经验。他似乎很喜欢“不合时宜而生”。他声称自己代表了所有信徒的原型，因为他认识的并非耶稣的肉身，而是属灵的基督。对保罗来说，正是后来者的距离感铺开了前进的道路。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所言，“二手的追随者”比那些可能被直接蒙蔽的人更能理解耶稣。在第一代基督徒那里存在着一场真正的继承权之争，现在也许也存在一场关于麦克卢汉的继承权之争。很多人都认识麦克卢汉，都近距离感受过他的神奇魅力，他那口齿伶俐的声音和独特的说话风格。还有许多人姗姗来迟。那么，谁和麦克卢汉关系最近？谁最有资格谈论麦克卢汉的真正权威？谁更有资格阐释他的著作？我当然不会拿麦克卢汉和基督相提并论，我在思考的是继承危机。显然，保罗和彼得之间的辩论不仅涉及代际更替，也涉及耶稣教义中的重要内容——对麦克卢汉的继承者们来说，也是如此。那些亲身认识麦克卢汉的人有一种基于在场的阐释特权，但在场并不总带来最深刻的洞察力。引用诗人奥登（W.H. Auden）的话说：“一个死人的话，在活人的肚肠里被修改。”福音书在关于耶稣生与死的各种细节上都有分歧，有些微不足道，有些则很重要，以至于今天有许多网站紧张地解释着这些《圣经》的细节。约翰·列侬（John Lennon）从未拜访过麦克卢汉的家，尽管这个故事已经成为麦克卢汉传说中的一段传奇。列侬和小野洋子（Yoko Ono）确实在1969年访问过“文化与技术中心”（Centre for Culture and Technology），BBC的一段视频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即使认识麦克卢汉的人也对其他情况观点不一。你可以从认识麦克卢汉的人那里了解到关于他的事情——他喜欢阅读书的右页而不是左页；他喜欢保罗·怀特曼（Paul Whiteman）的音乐，怀特曼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甜爵士”（“sweet jazz”）指挥家；人们也知道他从校园回家后躺在沙发上的方式。这些经历以书本所不能企及的方式投射在他的思想上。因此，也许阅读书的右页有助于解释他时髦的论述风格；也许他的躺势有助于解释他关于沙发延伸“整体存在”（“the integral being”）的调侃——沙发与更专业的椅子形成对比，是“背部的绝对消融”。但是，在麦克卢汉生前，很少有人能接触到他的图书馆。这份迟来的礼物实际上可能比他的肉身存在更能让我们接近他的想法。麦克卢汉的藏书也是我们对他的“二手见证”。《新约》是麦克卢汉读得最多的书之一。《约翰福音》（Gospel of John）最后一章涉及这样一个主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图书馆。首先，这最后的第21章似乎和前20章出自不同作者之手，尽管它大肆宣扬着自己的正统性。其次，最后一节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如果把耶稣的所有故事都写下来，整个世界都无法容纳它们：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翰福音》21:25）《约翰福音》的结尾幻想了一个无法容纳书籍的世界。即使是宇宙图书馆也无法充分容纳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我们是《约翰福音》的读者，是姗姗来迟的人，却不得不相信作者的见证。我们代代相传，知晓了为数不多的故事。这就像保罗，他偏爱姗姗来迟的见证者，因为他们不会被细节迷惑，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约翰福音》的结尾把必然性变成了一种美德。一手见证的逐渐消失不是一种损失，而是带来一种机会。事实上，福音书的记录发生在耶稣死后几十年，其动机似乎既来自第一代见证者的逐渐消失，也来自对更持久见证形式的需要。《约翰福音》的结尾对口述记忆和文字记录的不同可用性进行了媒介分析，它希望得到两者的最佳效果，一个是精神见证，一个是适当精简的图书馆。麦克卢汉一开始是英语教授，但后来成为了媒介学者。我最近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轨迹。作为一名文学思想家，麦克卢汉值得被我们重新审视。我在这里想探讨的问题是阅读（reading），更具体地说，讨论麦克卢汉如何阅读，他又如何教会我们阅读，这种阅读又以何种媒介形式进行？媒介研究和媒介理论的这一核心问题，在某些方面与文学研究没有区别。媒介研究喜欢超越内容去阅读——正如奥地利诗人霍夫曼史塔（Hugo von Hofmannsthal）所言：“阅读从未写过的东西。”云、呼噜声和地质层从未被作者有意识地“写”过，但它们仍然具有丰富的可读性。我们已经从批评家和其他阐释者漫长的历史细读中学到了对痕迹、底层和基础结构进行创造性阅读的技巧。麦克卢汉可以称他们为阐释者，是阐释的空间探索者！纵观世界，文学研究往往是媒介研究的孵化器。在英国、俄罗斯、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其他情况则更为复杂。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强大的社会科学传统与文学传统交叉融合。据我所知，没有人指责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文学性，但有些人，如詹姆斯·W·凯里（James W. Carey）却似是而非地试图把他变成某种类型的社会学家。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加拿大提供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和媒介理论，一举多得。麦克卢汉在上世纪50年代的多伦多与人类学家泰德·卡彭特（Ted Carpenter）合作顺利。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与文学学者伊恩·瓦特（Ian Watt）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剑桥合作。社会学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和全能的知识分子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快100岁了还活着并积极发Twitter）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巴黎与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合作。这种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混合是战后跨学科媒介研究的早期萌芽。麦克卢汉是剑桥批评家F.R.利维斯（F.R. Leavis）的追随者，既受他启发，也在挑战他。他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伊恩·瓦特（Ian Wat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一道，都擅长使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文本爆炸的世界。在战后的英国，对文化和社会的批判离不开文学研究的背书，甚至比社会学研究更甚。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如此具有文学性！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让他在1951年来到英国学习英语。在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还不是主要研究对象。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Uses of Literacy，1957）是关于流行文学的著作。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重构了英国19世纪的文学—知识—政治传统。E.P.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关注读写能力和激进出版物。和战后其他文化研究者一道，麦克卢汉在方法和主题上都文字感兴趣，这是他去向更广阔的社会研究的跳板，尽管他不像上述几位那样在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者。麦克卢汉是一位新批评家或形式主义者，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20世纪中期文学批评的主导模式。诚然，形式主义是一种关于阅读的观点，但它有时也是一种社会理论，也是对政治的看法，麦克卢汉对此非常感兴趣。《南方的品质》（The Southern Quality，1947）是一篇了不起的文章，它告诉我们很多关于麦克卢汉作为一名读者的情况。他急切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形式主义的方法不一定呆板或乏味。美国南方文学不仅有风度，而且尊重“畸形的非法形式”。提到“畸形的非法形式”，我会想在他的图书馆里找找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但我在那里找不到她，但是，麦克卢汉一定在某个时候读过她的作品，而她也可能读过他的作品。形式主义并不一定矫揉造作，不一定一本正经，也可以狰狞古怪，麦克卢汉就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他认为南方作家没有被造反的需要所“折磨”。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左翼进步主义的调侃。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麦克卢汉最保守的一面，正如杰弗里·温斯洛普-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所调侃的那样，他说麦克卢汉是南方军队中一名迟到的志愿兵。这也是对美国式革命文化的嘲讽，也是对加拿大谦虚的辩护。麦克卢汉认为，美国南方在一种欣然的停滞发展中保留了人文主义，从而避免了新英格兰疯狂的辩证法诅咒。南方欣赏整匹马，新英格兰则试图攫取马力。这时的麦克卢汉听起来就像几年后（1954年）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后者对现代技术和他所谓的“备用资源”（standing-reserve）提出了看法。在这篇文章中，美国东北部的表现不太好。麦克卢汉称新英格兰的知识分子是“一群自命不凡的蛀虫争论者的聚会”。南方则继承了西塞罗（Cicero）和伊拉斯谟（Erasmus）的修辞学、语法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作为一名加拿大人和天主教徒，麦克卢汉能够在这里探讨政治和宗教。南方和加拿大可以成为被北方工业化国家欺负的共同原因，他赞扬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冷静，反对清教徒的酸朽——南方的农民痛恨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麦克卢汉走得太远，就像他赞扬南方的创造性政治思想一样，他既赞扬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又对表现“三K党”的正面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十分喜爱，这一点众所周知。如果可能，他也可以喜欢温德尔·拜瑞（Wendell Berry）甚至阿尔·戈尔（Al Gore）。麦克卢汉对失败者的认同也在文中得到表现。如果我不进入麦克卢汉的图书馆，我就不能谈论麦克卢汉。于是我从机场直接去了托马斯·费雪善本图书馆（Thomas Fisher Rare Book Library），在那里呆了一天，开心极了，像糖果店里的孩子一样。
多伦多大学托马斯·费雪善本图书馆（Thomas Fisher Rare Book Library，来源：iDaily）
在图书馆的物品中，我发现麦克卢汉的妻子科琳·麦克卢汉（Corinne Lewis McLuhan）在1942年圣诞节送给他的一本伊拉斯谟的《愚人颂》（In Praise of Folly）。这本书是麦克卢汉思维方式的核心所在。它既是一本搞笑的书，又是一本认识到生活荒谬性的书。在1976年的一封信中，麦克卢汉写道，他所有的著作都应该被理解为“梅尼普讽刺”（Menippean satire），把我们生活世界的实际表面呈现为一个可笑的形象。也许他想到了伊拉斯谟，他风趣而无情地追讨着同行们的陋习。在《南方的品质》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他说南方从未忘记骑士精神，他说骑士精神是宫廷式的精神，它优雅，并且承认女性的优雅。科琳娜的讣告写道，这位女性以美丽、优雅、智慧、机智和南方的魅力而闻名。也许，麦克卢汉确实对南方有所了解。
我很不解。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麦克卢汉。我们颂扬麦克卢汉，我们爱他，却发现他同样令人不安和刺耳。当有其他值得列为经典的候选人出现时，我们甚至还应该关注他吗？他如此有趣，又如此令人抓狂！他有如此美妙的句子，也有如此可怕的段落！我们如何才能理解一个人的思想？我们如何理解一个在历史分期和其他方面经常完全心不在焉的人？就拿他经常谈论的三千年来的识字率来说，他没提过妇女、有色人种、穷人和劳动人民。面对识字率不高的社会历史的证据，他无疑会承认这一点，耸耸肩，然后继续前进。为什么要让事实给一个好的故事添堵呢？他喜欢做一些虚伪的声明，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代。他还喜欢宣称，有些业已过时的东西之所以还在一些人当中流行，是因为这些人不看新闻，不了解情况。他声称自己对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巨大变革有神秘的认识。以及，他被奉为《连线》（Wired）杂志的“守护神”。每一个档案都建立在遗忘的基础之上。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在纪念一个人，你就不会纪念另一个人。我们应该担心名誉和注意力的分配——谁会被记住，谁不会？许多有价值的优秀人物被遗忘了，我们都知道遗忘和记忆的力量。麦克卢汉值得吗？说得粗俗一点——我们应该纪念一个死去的白人吗？关于麦克卢汉，有一些事情令人不安或讨厌，我指的不仅仅是他的风格，而是他对种族、女性等问题的看法。当然，在麦克卢汉的时代，这些都是常见的观点，但拿历史背景开脱并不令人满意，既没有想象力也不严谨。我们是否应该追随这个貌似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人、一个男权主义者、一个像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朋友这样的法西斯美学家？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海德格尔、英尼斯、安德烈·莱罗伊-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等人一道，麦克卢汉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媒介的工具和词汇。而且，麦克卢汉独树一帜地把媒介（media）作为他的核心术语。
你的亲生父母不一定是你理想中的父母。显然，麦克卢汉同时接受了一些无害和有害的观点，但我们应该以严谨和仁慈的态度来阅读它们。慷慨阅读并不意味着赦免或感情用事。如果我们不得不停止阅读所有态度有问题的人，那么整座图书馆就会消失。图书馆面临许多威胁——资金削减、涂鸦的读者、书蠹、洪水和火灾。君主可以像暴君那样烧毁图书馆，也可以像慈善家那样营建图书馆。“忽视”也会伤害图书馆，使它们的大块内容被遗忘。关于时间（time）、权力（power）、经典（canon）和重心（attention）的结构问题值得广泛讨论。这样的辩论为良好的阅读提供了依据。但我们的时代往往缺乏同情心，人们快刀斩乱麻地抵制思想家。这有时让我想起了“法国大革命”。如果你不能达到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美德（virtue）水平，就自觉走到断头台前吧！黑格尔（Hegel）说过，美德的统治也是恐怖的统治。把阅读模式的变化归因于新技术是懒惰的行为，但我仍然愿意尝试这样做。线上生活产生的社会形态更接近人群（crowds），而不是公众（publics）。公众的标志是个人的悬置。在旧式的公共辩论中——比如《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1876，由麦克卢汉口中的一个南方人写成），“个人”是被禁止的。公共领域的坚忍克己意味着，公民应该练习自我抽象的苛刻艺术，将自己与自己的观点分开。相比之下，社交媒体的设计通常让人感觉以个人为目的。人们面对的是“朋友”，而不是公众。由于没有要求在个人和公共表达之间进行严格的过滤，这意味着在线讨论往往具有深刻的判断性。没有谁比脱口秀观众或Facebook页面上的一系列评论更有道德感。群众的逻辑敌我分明。对他人不完美的怜悯应该被作为起点。发动政变不需要动用我们的最强大脑。打一个大目标是很容易的事。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做了重要的研究，解读了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T.S.艾略特（T.S. Eliot）等保守派的著作。威廉斯认为，左派缺乏文化的概念。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通过阅读荣格（Carl Gustav Jung）、路德维格·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完成了优秀的著作，这些人中，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反犹太主义者，还有一个是纳粹。拥有无可挑剔的激进血统的思想家，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都从海德格尔那里吸取养分，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些思想家都没有忽视他们阅读的那些作者的缺点，也不是所有的读物都“干净”到适合所有人。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愿意练习微妙的辩证艺术，愿意阅读我们不认同其思想和政治的人。否则，我们有可能变得非常愚蠢。我们的知识饮食中需要冒犯的纤维。当麦克卢汉的思想被谨慎而富有想象力地阅读时，结果将非常丰硕。让我们以麦克卢汉关于妇女的观点为例。她们是最早的群居动物吗？我们如何解读这一说法。是不是一头雾水？他认为，妇女相对来说没有受到专业化的负面影响，因为家庭领域是一个普遍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每个人都是船长，没有人是乘客，每个人都是演员，没有人是观众。他试图赞赏妇女的工作，把她们放在一个显要的位置，为父权制的劳动分工提供辩护，是这样吗？还是说，他提出用一种微妙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性别和技术？如果你从未逾越“哎呀！性别歧视！”的警告，你就有可能错过一些有趣的问题。同样，如果你引用一些由大师本人口耳相传的秘密知识，说那些听起来令人反感的话语不是他的本意，你就有可能不尊重这些话语的原貌，错过了阅读本身的艰巨任务。秘密的教诲无法满足公开辩论的严谨性和想象力。从长远来看，就像《约翰福音》说的那样，口头的东西要让位于文本的东西。作为教师，我们一直在教学生面对丰富阅读中的障碍。我们需要带着同情和敏锐的眼光去阅读，因此我们要把我们精心养成的敏感触须收起来，这种触须是我们在信息过载的世界里寻找航向的一种方式。“冒犯”可能只是觉得印刷品太多，需要管理，是一种适应。这就是麦克卢汉教我们做的观察。我们可以站在麦克卢汉的对立面来阅读麦克卢汉。《机械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1951）从根本上讲是一本关于性别的书，尤其关于女性如何被机械化和机器如何被女性化。我们可以从他的分析中获取智慧，而不带有他偏见的包袱。我们可以遵循莎拉·夏尔马（Sarah Sharma）精彩的巧思，去研究“机械兄弟”（“The Mechanical Bro”）。我们可以接受他的分析而不采取他的态度。奥登还说：“时间用这个奇怪的借口，赦免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并将赦免保罗·克洛岱尔，因为他写得好而赦免他。”也许就麦克卢汉而言，我们应该说，时间因为他“读得好”而赦免了他。阅读麦克卢汉就是阅读英语图书馆，以及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许多其他东西。我的论点是，我们通过麦克卢汉的著作掌握了只言片语和冰山一角。伟大的麦克卢汉有他自己的“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那实际上就是他的图书馆。或许，麦克卢汉最伟大的杰作来自他的读者身份。他喋喋不休地谈论和阅读，这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但他的写作时断时续，而且他发表的文章往往通过口述完成——据说麦克卢汉从未用打字机打过字。也许他非口头生产的最大数量文字就是他书中大量的旁注。麦克卢汉希望基督教人文主义担起重任，将宇宙拼凑起来，成为一本百科全书。他的出版物是来自更广泛的宇宙知识工作的残余、铸件或偶发的著述。他可能喜欢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关于 “poubelications”的双关语。他因对媒介的看法而闻名，但他对媒介的思考属于一项更广阔的事业。他试图在一切人类的浑浑噩噩、中规中矩、冥顽不灵和模棱两可中看到神圣喜剧的全部辉煌。“救赎的媒介”（media salutis）——麦克卢汉用中世纪的术语来形容这神圣的事业，他乐此不疲，即使他经常对我们称之为“诅咒的媒介”（media damnationis）的截肢效应（amputating effects）感到不安（媒介以技术义肢作用于人的感官）。阅读麦克卢汉必定伴随着斗争。阅读是一项全面的接触式运动，需要最充分的身体、道德和智力参与进来。它可以是一种健美操或烹饪，工作或崇拜。麦克卢汉对阅读采取了“生产者主义”（producerist）的做法（请原谅这个丑陋的词），读得好不好全在读者本人。
请看麦克卢汉在英尼斯《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1950）书中第三页写下的旁注：“英尼斯；动画的技术；卡通作为解释；拼凑而成的见解；参与过程，而不是读者的消费品。”在这里，你可以在只言片语中看到麦克卢汉的想法。这几句话构成了麦克卢汉的文章《晚期的英尼斯》（The Later Innis，1953）的粗略草稿，他在文章中认为英尼斯避免对思想进行简单包装，而是选择了“复杂的精神电影”——“如果他掌握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中的方法，他就可以更迅速地管理这种精神电影。”读者应该迎难而上，这种想法是现代主义的标志之一。麦克卢汉毫不吝啬地将英尼斯置于拒绝向公众低头的万神殿之中，在那里还有阿多诺（Theodor Adorno）、艾略特和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麦克卢汉经常要求他的读者迎难而上，他自己显然也在这样做。一想到英尼斯像乔伊斯那样写作，就觉得好笑，但据此我们瞥见了麦克卢汉的想法。麦克卢汉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书中旁注道：“河流是贸易和文化的传统公路。”这让人惊叹。这部乔伊斯的小说也是一个关于都柏林的利菲河（River Liffey）的故事，而麦克卢汉的旁注让英尼斯恰如其分地触摸到了这条河流。英尼斯是一个乘坐桦树独木舟探索加拿大西北部的人，他帮我们把《芬尼根的守灵夜》当作一部文明史来阅读，事实也确实如此。
我们看到麦克卢汉在和原作者共同书写文本，这也是阅读《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唯一方式。人们可以花几天时间研究麦克卢汉在书中第一页写下的旁注。这本书的第一个词是“riverrun”，麦克卢汉开心地把玩着这个词回文式的形状。早在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在《哥德尔、埃舍尔、巴赫》（Gödel, Escher, Bach，1979）中花式复现巴赫的作品之前，麦克卢汉就注意到了巴赫赋格的流动形式，而德语中“巴赫”（Bach）的意思正是“溪流”。麦克卢汉把“tuartpeatrick”解释为“Tu es petrus”，这是基督对彼得说的话（拉丁语版本）：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马太福音》16:18）
麦克卢汉喜欢调侃，他说，天主教会建立在一个双关语上（petrus代表彼得，又是磐石），他还说双关语（pun）这个词本身来自拉丁语的punctum，即“点”，以一个声称没有观点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观点。书籍是易变的生物，就像天气，就像人。它们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并随着季节的更迭而变化。麦克卢汉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芬尼根的守灵夜》，而且他读过不同的版本。安德鲁·麦克卢汉（Andrew McLuhan）谈到他祖父的图书馆时说，图书馆是有生命的。在这个集合体中，有一些物种现在正以蠕虫的方式增殖。我们不知道那个图书馆里会出现什么。麦克卢汉的思想活在姗姗来迟之中。像本世纪中叶的许多其他人一样，麦克卢汉是一位梦想家，一位梦幻图书馆的建造者。他是一位记忆宫殿的建筑师。1967年，麦克卢汉对弗朗西斯·耶茨关于记忆的艺术的著作写了一篇精彩的评论，并一直对“我们如何抵御时间的破坏、遗忘和损失”的问题抱有兴趣。他是一个喜欢刨根问底、且喋喋不休的人。他是一位图书馆的思想家。他是一位现代主义者，继承了古典传统和文艺复兴的相关性。在20世纪中期思考图书馆的现代主义者中，有瓦尔特·本雅明，显然还有乔伊斯、保罗·奥特莱（Paul Otlet）和他身后整个文献研究领域，还有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和阿兰·雷乃（Alain Resnais）——他的短片《全世界的记忆》（Toute la mémoire du monde，1956）是一部麦克卢汉式的电影，以及还有弗朗西斯·耶茨。某种程度上，麦克卢汉也是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恩斯特·罗伯特·库尔蒂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和利奥·斯皮策（Leo Spitzer）等罗马主义者的同路人，他们都在动荡的世界里思考书籍的命运。
阿兰·雷乃《全世界的记忆》（1956）海报
当你看到麦克卢汉在《芬尼根的守灵夜》和其他地方的阅读笔记时，你可以看到他正在参与一种对抗遗忘的运动、触觉和图形的战斗。他陷于大量阅读和被中风诅咒的大脑之间，他一直在建造一座记忆的宫殿。在这座多伦多大学的托马斯·费雪善本图书馆里，我们可以去它狂风大作的厅里做客。把麦克卢汉解读为图书衰落的预言家是错误的断言。他是一只“图书馆的鸬鹚”，正试图弄清楚如何把我们的碎片拼在一起，以阻止我们的毁灭。
麦克卢汉已经离开四十年了，他的图书馆终于“长大”，羽翼丰满。谁也不知道它蕴藏着怎样的思想种子。图书馆是对抗灾难的缓冲器。文艺复兴时期的百科全书编纂者认为自己在建造知识的仓库，以防止古典学问的第二次消亡。百科全书——就像图书馆对整体性的延伸一样，蕴藏着一些超现实的东西。博尔赫斯认为百科全书代表着哲学理想主义的建立，是布置想象世界的最佳体裁。这种体裁也有明显的偏执倾向，认为所有东西都相互关联，具有潜在的意义。图书馆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巨大诱惑，也是一个深渊——问问每一位写论文的博士生吧。你必须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一个忧郁症患者，一个自大狂，一个偏执狂和一个迷恋图书馆的人。在不同的时空内，以不同的方式，麦克卢汉成为了所有上述这些类人。可能我们大多数人也都大致如此。也许这就是我们在麦克卢汉的肩膀上阅读后获得的最终教训。我们接近了他的“整体艺术”，它的一切物质现实（这么多书架上的书）和它被压制的小精神。这是多么疯狂的事情，一所大学、一座图书馆、一种思想、一个宇宙！我们不仅仅是学者和麦克卢汉遗产的继承者。我们今天纪念的是那个叫做心灵（mind）的不可能之物，那是宇宙中最稀有的物质，比钻石、黄金或希格斯玻色子更加稀有。心灵有脆弱的外壳，而我们正处在一个暂时成功抵御了这种脆弱性的地方。我们身处意识的殿堂，这是一件多么奢侈和美妙的事情。图书馆让我为自己是一个人而感到骄傲。书中的每一个记号都证明，曾经有一个人拿着这本书阅读，无视着义务和痛苦的召唤。麦克卢汉的涂鸦标志着日常工作的悬置，他短暂地回避了世界的要求。更广泛地说，图书馆也是如此。图书馆是一个实体，它的本质不能被木工或化学原理解释，尽管它需要大量的照顾、劳动和金钱，而且每个图书馆员都知道关于图书馆的一切是多么充满政治。图书馆的存在是对人类力所能及的轻浮行为的赞美，是对梦想和思考、写作和阅读的疯狂的赞美。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他一直想象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想，马歇尔·麦克卢汉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一点。【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