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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贵:启迪滋养过我的10部教育经典(上)

汪正贵 校长高参 2022-05-13

作者:汪正贵(青岛中学执行校长。教育博士,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国家级培训首批专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合肥师范学院硕士生导师,原安徽省马鞍山二中校长。)


所谓经典,是指历经时间的淘洗,愈发见其真谛,不因时光的变迁,而有所减损其价值。在人类的教育史中,这样的经典不在少数,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孔子的《论语》,从卢梭的《爱弥儿》到苏霍姆林斯基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不胜枚举。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每本教育经典都给我以启迪和滋养。特选荐我阅读过的若干本教育经典,略谈自己的阅读体验。


一、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我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基本方法”

——杜威


在世界教育史上,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杜威(1859-1952)。甚至我们可以说,杜威是教育史上的一个转折性人物,承前启后,既是传统教育的改造者,也是新教育的拓荒者。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承继着卢梭以来的儿童中心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开启现代教育的旗帜:"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政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当我们读他的作品时,与其说是在读教育著作,不如说是在读哲学著作。读起来比较枯躁,需要细嚼慢咽,但细细品味,有很多启迪。《民主主义与教育》和《我的教育信条》是两本必读的书。在这些著作中,杜威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就教育本质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


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民国时期的重要教育人物如胡适、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是杜威的学生。


1919年4月,60岁的杜威应邀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由胡适、陶行知等弟子担任讲学的翻译,把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直接播种在中国。


杜威先生归国的时候,胡适写了一篇《杜威先生在中国》的短文,为之送行。他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今年距离杜威来华正好100周年。100年过去了,重温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仍大有裨益。


(《民主主义与教育》,[美]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二、B.A.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我深信,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



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的著作与杜威形成鲜明对比。杜威的著作是理性的、哲学的,偏重于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是感性的、经验的,更偏重于实践。


读杜威的教育著作,恰如理性的探险和智慧的启迪,望之俨然;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却如精神的洗礼和情感的熏陶, 即之也温,充满着教育的温度。在他的作品中,充沛而真挚的情感,扑面而来。他对教育的热爱、对儿童的热,令人感动;其教育情怀,让人激赏。他将所有的心血和爱,都倾注给了教育、学校和学生。读他的作品,可以让我们得到精神的滋养。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如果不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作品,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憾。特别是对于职初教师来说,是非常好的教育启蒙。他教给我们正确的学生观和教育观。《给教师的建议》是所有从事教育的人的必读书。


苏霍姆林斯基著述颇丰,在他短暂的52年的生命中,写下了41本教育专著,600多篇教育论文和1200多篇童话、故事和短篇小说,令人不可思议。他被人们称为“教育思想泰斗”。他的书被称为活的教育学和学校生活的百科全书。他从教育实践出发,并将其提升到理性的高度,逐步形成自己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正如他所说:“实践之所以是理论的取之不竭的源泉,正是因为在实践里才能展示理论的全部的多方面性。”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给后人的最大启示是,真正的教育家是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完美结合。


(《给教师的建议》B.A.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三、 陶行知《中国教育的觉醒》

  

 “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陶行知


如果在中国寻找一位杜威、苏霍姆林斯基式的近现代教育家,非陶行知先生莫属了。陶行知(1891-1946)是杜威的弟子,继承了杜威的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但我却觉得,他对教育的热爱,他的教育情怀,更像苏霍姆林斯基。


陶行知先生极富创造力,既不因循守旧,也不唯洋是崇。唯他具有不迷信、不盲从的科学精神与追求真理的勇气,才能够颠覆他的老师的学说。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偏要翻过来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由知行改名行知。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他偏要倒过来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真的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1928年,杜威曾说: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


我们甚至可以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后现代的。他的教育思想起点很高,仿佛天外来客,纯粹、高尚、无半点杂质,没有丝毫那个时代的污染,如一颗颗晶莹的明珠,虽经时代的淘洗与沉淀,至今却愈发熠熠生辉,历久弥新。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他的思想一定是穿越时空的,如卢梭、杜威、苏霍姆林斯基、蒙台梭利等等,无不如是。


陶行知去世的时候,他的老师杜威与克伯屈联名发了一个电唁,电文中写到:“我们为陶行知而感到无比光荣,因为他为了更好的教育而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英雄般的牺牲。我们仍活着的人们必须永远记住他及他的伟业。”


我们今天重读陶行知,可以承续杜威以来的现代教育思想,也可以重拾苏霍姆林斯基以来失落的教育情怀。 


(《中国教育的觉醒》,陶行知著,群言出版社2013年6月版)

 




四、卢梭《爱弥儿》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儿》留存于世,纵令其他教育著述尽被焚毁,教育园地依然馥郁芬芳。虽然言之为过,但也表明卢梭和他的《爱弥儿》在世界教育史上的地位。


卢梭(1712-1778)认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这部小说体教育名著《爱弥儿》。康德一生严谨守时,唯一一次打破刻板的作息时间表,就是因为读《爱弥儿》。


这是一本教育小说。在书中,作者通过他杜撰的富家孤儿——爱弥儿,以及爱弥儿的妻子苏菲,论述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这本小说显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那样,充满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好在彭正梅的译文干净、流畅,读起来也是一种愉悦的体验。


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人,重新肯定了人的价值。卢梭则重新发现了儿童,肯定了童年的内在价值。这在教育史上是一种哥白尼式的发现,直接引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欧洲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童年不是被发明的,而是一种发现。童年是一种社会存在,而不是一种主观的社会建构的概念。卢梭的贡献是发现了儿童,肯定了它的价值,指出了它的存在。“每一个年龄,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完美,都有它特有的成熟状态。”童年不是成人的准备,童年是自足的,童年有其固有的价值。


卢梭的教育思想停留在空想的阶段,他自己没有付诸实践,以致落下教育乌托邦的诟病。但他的自由教育、自然教育、对儿童的发现等,充满着教育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是对教育思想史的极大贡献,千百年后,依然熠熠生辉;尤其在教育的功利主义和蒙昧主义充斥的今天,对于重新发现儿童、解放儿童,显得弥足珍贵。


(《爱弥儿(精选本)》[法]让雅克卢梭著,彭正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五、约翰·洛克《教育漫话》


 “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

——洛克


约翰·洛克(1632-1704)和卢梭、杜威一样,既是教育家,又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在哲学、神学、政治、教育、自然科学(化学、气象)、 医学等领域均有所涉猎,符合百科全书时代的思想家的博学多识的共同特征。时代愈发展,学问愈走向细分,后来的教育家不再是这般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这也说明一个现象,为什么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越来越难以出现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缘是学问逐渐从综合走向细分。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一定不是狭隘和单一学科的产物。 


洛克1632年出生,活了72岁,在他那个时代,算是高龄,臆测一下,也许与他注重体育与健康有关吧。他1693年写下《教育漫话》,是他教育思想的集中阐述;这一年洛克61岁,应该是智慧与学问成熟的时期。


这一年英国刚刚完成了“光荣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恩格斯称洛克是“1688年资产阶级妥协的产儿”。


这一年是中国康熙三十二年,正是封建王朝的康乾盛世。这一年郑板桥出生。此时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声望还是很高的,洛克在书中大约有两次提到中国,对中华文化是尊敬的口吻。但是在繁华的盛世景象中,中国与西方在近代的差距此时已埋下根子。


洛克在十七世纪就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委实难得。苏霍姆林斯基也以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而垂名于世,但他已是20世纪的人了,比洛克晚了200多年。


洛克对于德智体的排序也有过人之处,他将体育排在首位。《教育漫话》开篇第一句话是“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他不仅将健康摆在第一位,而且提出身心健康并重的理念。


关于智慧与学问,洛克将其放在健康和德行之后。“一切的重大责任是德行与智慧。”174德行比智慧和学问重更要,一个人智慧的不足可以用德行来弥补,一个人德行的缺陷不可以用智慧来弥补。


《教育漫话》原本是洛克写给一位叫做爱德华·葛拉克的信札的整合,娓娓道来,文风简洁,亲切而自然,像是与朋友的炉边谈话。这一点与《爱弥儿》相似,卢梭原本是写给一位做母亲的女士的信,后来刹不住车,写成一本书了。


唯一的问题是,我读的洛克这本书的译本,从头至尾不分章目,让人读起来似乎找不到停歇和喘息的机会,像是一段没有驿站的旅程,让人产生阅读焦虑。读完这本书的感觉,让我想起这样一句话:“当河流到达大海,已经奄奄一息了。”


(《教育漫话》. [英] 约翰·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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