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露璐：应用伦理学如何面对疫情中的道德两难

编者按：

疫情仍然持续，很多学校都陆陆续续通过线上网课的方式，开启了新学期的历程。生活是最好老师，面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反思，往往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日前，南京师范大学王露璐教授就以一封信的形式，寄语“应用伦理学研究”专业课的博士生，从对疫情带来的道德两难出发，揭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要义。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研究中心

乡村道德与文化振兴研究所所长 王露璐

各位博士生同学：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3日，如果不是这场牵动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此时大家已经陆续返校，我们的博士生“应用伦理学研究”课程也即将开始。考虑到本课程总共只有36个课时，加之课程中有一些思想实验和实践案例的研讨，所以，目前我个人的考虑，我们的课程暂不做在线教学的安排，开学后以延长每周课时的方法完成课程教学工作。大家如有不同意见，可尽快向我反馈。

不过，尽管课程暂不开始，我们还是应当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面对疫情，“应用伦理学”该研究些什么？又应当如何研究？

 伦理学在解决道德疑难问题中彰显学科价值

 我多次在这门课程中谈到，应用伦理学起步虽晚却发展迅猛，已成为当前伦理学发展最为迅速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应用伦理学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伦理学在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道德疑难问题中显现了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学科价值。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专业层面，不少伦理学学者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和论述；在公众层面，各类媒体（包括自媒体）也出现了大量明显带有道德判断、评价或困惑的报道和表述。疫情中的诸多问题，比如食用野生动物、人群和区域的隔离、慈善捐赠及其分配、防护物资的供给、国际支援和救助等，就其体现的具体道德问题而言，涉及动物食用和利用中的道德正当性和边界、个体权利与公共善、分配正义、危机干预中的程序正义、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等等；就其伦理关系而言，关涉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就其道德规范而言，包括公共伦理、职业伦理、家庭伦理和个体美德；就其涉及的学科分支领域而言，可以说几乎包含了目前应用伦理学的所有分支：生态伦理、生命伦理、医学伦理、公共健康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缘于此，作为一个伦理学研究者，面对疫情，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感慨、感伤、感动、感恩等情绪外，都会有一种探究这些问题的学术冲动，这既是一种职业敏感，更是一种社会担当。

困惑来源于理论反思带来的道德两难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与这种“冲动”与“担当”同时出现的，常常是一种“困惑”与“无力”？

这种困惑来自于，我们学习并掌握的那些伦理学的概念工具和知识体系，似乎更多地在让我们陷入某种道德两难：

当我们谴责食用野生动物造成对人类公共健康的巨大损害时，这是否仍然只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如果某种野生动物被充分证明对人类的某种疾病具有无可替代的治疗作用，对其进行医学和商业利用是否具有道德正当性？野生动物食用和利用的正当性边界究竟是什么？

为防止疫情扩散，采取隔离措施对感染人群给予限制合乎公共卫生目标，无疑具有充分的法律和道德正当性。但是，对其他人群的隔离和限制，究竟应当在什么样的界限内，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在疫区和疫情严重地区，有限的医疗资源和防护物资采取计划分配还是市场分配更为正当和有效？采用计划分配，如何保证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而又不陷入“平均主义”？采用市场分配，又如何避免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暴利甚至“发国难财”？

在临床治疗中，对于新冠肺炎这种新型疾病的治疗，其医疗手段和药物是否可以突破常规的安全有效性评估程序？在“安全风险”与“生存希望”之间，何者具有优先性？

民间捐赠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评价标准是什么？当我们面对孤寡老人捐赠的新闻报道，呼吁“不要再收老人钱”的时候，隐含的逻辑又是否违背了慈善捐赠的“自愿性”，甚至可能走向慈善行为“收入决定论”或“阶层决定论”的“道德绑架”？ ……

凡此种种，似乎让人不断地陷入困惑的“失语”状态：不是不想说，而是想了以后似乎更不知道该如何说。这种困惑、失语与前述的冲动和担当相互交织，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无力”：除了听从号召宅在家中，每天看看各种媒体报道的疫情，为病痛者揪心为治愈者高兴为医护人员点赞，作为一个专业的伦理学人，我们似乎说不了什么真正有用的话更做不了什么真正有用的事……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

但是，仔细想来，这样的状态可以说恰恰是应用伦理学学习和研究的一种“常态”。20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加之伦理学自身的理论发展逻辑，共同促成了应用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在我国应用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关于“应用伦理学是什么（学科性质）”、“应用伦理学应用什么（理论资源）”、“应用伦理学应用于什么（学术使命）”、“应用伦理学如何应用（方法论）”等问题的探讨，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应用伦理学产生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态势，即：应用伦理学应当而且可以成为伦理学的当代形态，它并不是传统伦理学原则的简单应用，更不是单纯的经验研究或一般的Case Study。

面对愈加复杂的道德现象与问题，传统的伦理学理论不足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和回答，单一的学科视角和方法也会显得单薄或失之偏颇。但是，作为研究者的个体都不是“万能”的，总有其学科背景和学术积累的局限。面对之前谈及的疫情中诸多道德问题，如果不具备动物学、医学、公共卫生等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背景，我们所提出的很多思考与对策，恐怕只能是“蜻蜓点水”或“隔靴搔痒”，甚至可能贻笑大方。然而，这些相关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又绝不是我们可以依靠短时间的“恶补”而掌握的。因此，这种“困惑”与“无力”，并非疫情所致，恰恰是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特征的显现。

疫情当前，一些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也让我们似乎更加迫切地想要寻找答案。然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从来就难以对某个现实问题给出标准答案，甚至也无法找到通向答案的唯一通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相反，我们正是要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掌握思考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工具、学术话语和理论方法。这既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要义，也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目标所在。

上述问题，与其说是我留给大家的课前思考，毋宁说是我们应当在课程之前、课程之中乃至课程之后需要一直共同面对和探究的问题。毕竟，伦理学是我们共同的专业选择，她会与我们一生相伴。

无论我们的课程何时开始，希望大家的思考已经开始；

无论我们的课程何时结束，希望大家的思考永不结束。

最后，非常时期，愿大家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好好学习，天天在家；远离病毒，各自珍重。有学习或生活上的问题或困难，可随时与我联系。

春天见！

王露璐    

2020年2月13日   

图片来源于人民网等

责任编辑：张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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