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报道，哪些大学的“准记者”在行动？

Original 谷河传媒布谷岛 2021-07-01

文｜赵萱黄晓韵赵佳欣

编者按

新冠疫情爆发，一月份以来，无法奔赴新闻一线的大学生记者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身边的点滴。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深圳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媒体，或持续更新“防疫观察”；或采用大数据研究方法，挖掘其背后真实的个体存在；或体现关怀，记录下每天悲欢离合交替的人间真实。还有新闻院校在媒体的实习生们，也在用一篇篇的文字，表达新闻学子的“在场”。

雪落无痕，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在新冠病毒集体记忆的建构中，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是经历和缅怀。为了刻录下这个重大事件，中山大学谷河传媒到目前为止推出了14篇报道，内容涵盖湖北封城、医疗救治、志愿者、海外华人及大学生就业等领域。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新闻内容生产的背后，这也是未来新闻业，正在长出的新芽的故事。

一月中旬，黄雯已经回到江苏扬州的家中。寒假生活开启，如无意外，今年春节将与以往无异，拜年探亲，和朋友相聚。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横在了她面前，同时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轨迹——春节延长，停工停学，甚至不能出门。

和很多人一样，黄雯没日没夜地在手机上刷新冠肺炎的各种消息、报道。这位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想，“一定要做些什么”。

1月25日，学院老师在微信群中给出了答案。

“特殊时刻，我们用专业的力量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在学院六位老师的号召之下，一场覆盖全国各地的防疫观察记录由此展开，一股股新生的力量也随即汇入奔腾不息的新闻江海中。

“参与到事件当中

而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大了，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拿起笔，记录这样一个特殊时刻。”谈到发起“南大学子防疫观察”系列报道的初衷，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白净教授介绍说，这个活动由周海燕和王辰瑶老师发起，四位教采写业务课的老师随后加入，形成指导团队。

“防疫观察”最初有30多名学生参与，主要是湖北籍学生，既有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也有外院学生。随着疫情扩大，遍及全国各地，指导老师们通过各自的班群，动员更多的学生加入其中，很快形成了180多人的规模。

受访者供图

即便是春节期间，每天早晨10点，线上选题会都如期进行，6位老师轮流主持，每位老师都会单独负责一个选题，与学生进行沟通指导。自1月26日至今，每日1~2篇，从未断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运营的微信公众号“RUC新闻坊”也在疫情期间，做着自己擅长的事。

“不能赴一线采访调查，但是我们是人大新闻学院，擅长做数据和新闻研究，我们可以研究疫情报道，给大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学术参考，生产有信息增量的新闻作品，不给这个信息爆炸的特别时期带来信息冗余”，RUC新闻坊的指导老师方洁表示。

与“南大学子防疫观察”系列每天不间断的发稿不同，RUC新闻坊是不定期推送，有来自疫区的约稿来稿，也有编译及推荐，最重要的还是编辑部原创的数据新闻类作品，其中就包括那篇“刷屏”的《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谁在新闻里发声？》（下文称《发声》）。

疫情期间，新闻报道数量井喷式增长，新闻坊的老师同学们却发现，有些报道的“消息来源”存在问题，并未完全遵循新闻采写中约定俗成的规范。

负责撰稿的葛书润同学回忆说，“其实一直有读者向我们留言‘催稿’，希望看到报道分析类作品，我们也希望做一篇这样分量较重的稿子。”

因此，1月27日，指导老师方洁在群里提出了做“报道的消息来源分析”的可能，想法一经提出，同学们便“按捺不住”，纷纷报名加入。

受访者供图

第二天，新闻爬取、编码、分析、可视化、撰稿的所有工作均分工完毕，小组正式开始报道分析的编码表制作工作。编码表决定了整个报道分析的基础，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经过三天紧张的推敲，1月30日晚，大家向方洁老师最后确认了编码方案。

负责新闻爬取和编码的同学遇到了以往做内容分析不曾遇到的挑战。《发声》中负责新闻爬取的林子璐同学向谷河传媒解释，“爬虫爬取新闻的时候总是报错，最后发现报错是因为稿件的链接失效了。”

“2号早晨的时候，负责界面新闻的师姐和我说一夜过去，发现少了七八十条稿子”，林子璐回忆到，为了保证效率，编码元素全部以报道链接形式整理，并未留有原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加速编码，保证在这一现象再发生前完成编码。

这个时候，老师在群里让大家赶紧进行“抢救性编码”，成员们2号通宵工作，编码和爬取同时进行。2月2日晚上，林子璐和组员将2200多条编码元素的原样本交给了编码组。

除此外，完成稿件对每一个新闻坊的同学都是一个挑战。“其实一开始拿到数据分析后是蒙的，那些数据代表着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只能不停地问数据分析组”，人大新闻系博士生王怡溪和往常一样负责撰稿工作，她和搭档葛书润以前都是面对面边讨论边写稿，这次为了保证质量和进度，王怡溪笑称两人只能在家“连麦写稿”。

王怡溪将两人通话截图分享在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这是微信端口的文章，如果把文献综述等等全部按论文的思路写是没人会看的，要把观点提前”，这篇稿件推翻了王怡溪以往早已习惯的“论文思路”。说到互联网传播，王怡溪不由地敬佩还是本科生的搭档葛书润，“书润很擅长互联网传播，结尾的‘年度金句’就是她写的”。

在稿件推出后，新闻坊甚至收到100多条留言，大家对媒体的关心让王怡溪感触颇深，“唱衰媒体已经很久了，但其实很多人都在关心媒体，也确实认为媒体对社会有很大的作用，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

《发声》一文下的留言

回望参与报道制作的这段经历，林子璐也向谷河传媒表示，“做这篇报道的时候，尽管我觉得自己非常微小，但是毕竟是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里，用一定的方式，‘记录’这场灾难的记录者们，也算为他们做了一个刻印。我感觉我是参与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RUC新闻坊历届小编合影（部分）

（受访者供图）

“但是那些没有扛过去的人呢？”

无论是专业媒体还是自媒体，很多人都过了一个没有休息的新年，关于疫情的报道铺天盖地， RUC新闻坊的聊天群里，也早已处于“备战状态”。

然而，他们并未想到，制作《发声》一文的想法，会孕育出RUC新闻坊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我猜会有4万、5万左右，因为那是我们的最好成绩，但没有想到会这么高”，深知文章分析过程复杂的葛书润，没想到这样一篇更偏向“学术论文风格”的推送会达到20万的阅读量，“因为这是一篇比较枯燥的文章”。

《发声》一文的编码栏目

王怡溪尽管对这篇稿件抱有期待，但同样对阅读量非常意外，除了稿件本身数据详实，她更认为这是常规报道以外的新意报道，“文章里面很多人们没见过的‘新名词’，也给对常规报道已经习焉不察的读者们带来了新的感受，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

与此同时，“南大学子防疫观察”系列，也在笔耕不辍中，收获了不一样的故事。

截至3月7日，“南大学子防疫观察”系列已有63篇作品，多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刚开始主要表现湖北同学的所见所闻，例如该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封村、封路 | 来自荆门京山的防疫观察》。后来到随着疫情的扩大，记录不局限于湖北，再往后内容主体更从自身经历延伸至与疫情相关的人员，如基层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等的日常。从年初各省市县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到年后企业复工，众多社会聚焦的议题都能在“防疫观察”系列报道中得到体现。

在严肃而略显沉重的话题之下，有一篇显得格外不同。

李亚宁在群中看到老师的征稿信息时，她一时间“想不出能写什么”，过了半会儿，她突然精神起来，“我跟从武汉回来的人相亲过啊。”

于是她开始翻查这一个多月来和对方的聊天记录，从2020年第一天零点对方发出的一句“新年快乐”为起点开始讲述，完成了《我和武汉回来的人相亲了》（下称《相亲》）一文。

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着两人趣味横生的日常。

对方从武汉回来后，向她发出只需5分钟的见面邀请时，她坚决回绝，“0.1s都没有”；两人在小区封闭式管理期间隔着栏栅相见，好友听后感叹“浪漫”，她却说“其实走到下一个路口就没栅栏了，我只是懒得走”。

相亲对象希望和李亚宁见一面（《相亲》一文供图）

看似嘻嘻哈哈的背后，李亚宁认为其中却存在着悲伤的内核：相亲对象不明情况地进入武汉，到达华南海鲜市场附近，一路上戴口罩的人屈指可数，而他回家后也出现咳嗽症状，所幸是虚惊一场。

“但是那些没有扛过去的人呢？”她反问到。如果信息及时公开，对方就不会去武汉了，“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样。”

然而，这也是李亚宁所自我怀疑的，“是不是就不应该写这种比较快乐的文章出来？”她感觉自己在消解痛苦，心里有点负罪感。

李亚宁向谷河记者解释，发稿那时刚好李文亮医生去世，自己心里感觉很难受，甚至有时候会想：在这场彻头彻尾的悲剧面前，自己还在创作这样轻松的文字，是不是不太好？

然而稿件发出后，却意外受到了读者的关注。

学生负责人黄雯介绍到，这篇报道并不是主推，当时不过希望借此文，让大家暂时脱离疫情发酵多天来持续沉积的压抑苦闷，但却“意外走红”。评论区“在一起”的留言不断涌现，还有很多读者追问后续进展。

也就是在文章发出后，李亚宁转念一想，也渐渐接受了自己：“人生就是这样的，没有说因为大家都在哭我就不能写笑的东西。”

“也很奇怪，我确实没有犹豫的时刻”

“我们该做点什么？”发出这样的疑问并付诸行动的，还有复旦大学、深圳大学等校的新闻学子。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师生们依托的创作和发表平台是湃客号“复数实验室”，这是由周葆华、徐笛、崔迪老师指导的数据新闻团队。

“事实是神圣的，我们想做的就是无限接近事实，帮助公众甄别信息。”确定选题后，师生们首先讨论了编码表、进行编码尝试。虽然老师们要求特殊时期不能熬夜，但“热情总驱动我们不要停笔”。学生们分成编码组、分析组和可视化组：从晚上七点直到凌晨四点，编码组工作；第二天，编码组睡觉，分析组和可视化组工作。2月7日和2月17日，他们分别从在线医疗与信息甄别的视角，发表了两篇数据新闻作品。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同学们交出的作品，是在学院《新新报》发表的“新战疫”系列报道。“我们的选题是从年轻人、学生的立场去看事情”，学生负责人梁善茵说。目前，参与“新战疫”系列报道的学生已有73位，从聚焦疫区情况到疫情期间的社会话题，截止3月12日，共发稿27篇。《疫情之下的汕头人》获得了较高的关注，记者从身边进行观察，以小见大，展现了疫情生活中普通人最真实的模样。

在梁善茵参与编辑与采写的多篇报道中，有一位“特殊”的采访对象。

“他说20多年以来，都是他去采访别人，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采访他的人。他很高兴在记录别人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记录他。”

在《深圳记者李晶川亲历的“荆州战役”》一文中，梁善茵记录下了李晶川记者身处湖北抗疫一线的时刻，“联系他的那天，他晚上2点才给深圳发回稿件，早晨7点又去采访，真的很辛苦。”

“我很钦佩他们的坚守”，完成这篇稿件后，梁善茵感慨万分，“真正从业了二十年以后，他还能够坚持去保持这一份初心，去采访、记录身边的生活，我觉得这种热情和坚守是很难的。”

“我记得大二刚开始上专业课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课前问我们，以后有想当记者的同学举手，但是我们班当时50多个同学，勇敢举起手的，只有两个。”梁善茵不好意思地笑笑，“这可能也不太好写出来。”

这其实是各大新闻院校都已经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新闻学子进入新闻业工作的意愿在降低。学者陶建杰等在论文《过渡性职业:新媒体环境下本科新闻学子的择业意愿及影响因素》中提到：如果以从事新闻工作为就业目标, 当前新闻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对口率仅保持在20%,甚至更低水平。

梁善茵是这其中的20%。但是根据她的观察，确实有很多新闻系的学生，当初抱着憧憬和理想进来，但慢慢地发现这个领域并不适合自己，或者和自己理想的状态差距有点大，最终选择离开。

在这段时间里，她原本要成为一名记者的坚定信念也开始动摇。她发现，媒体的作用没有想象中的大，面对在疫情中逝去的生命，深深的无力感油然而生。持续几天的情绪低落后，梁善茵开始重新思考，对这个行业也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多一份力量也是好的。“我们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她说。

这20%中，还有张瑾和陈晶。疫情爆发时，她们都在专业媒体实习。

张瑾是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二学生，酷爱特稿写作。去年七月，她赶赴新闻现场采写的报道《响水河边七病区》，获得澎湃新闻非虚构写作大赛一等奖。这次疫情爆发后，在《时尚先生》实习的张瑾一直想去武汉采访而不得。在线上接触到武汉的志愿者群体后，她选择了组织车队接送医生的黄晓民作为报道主角——那时候，从普通人的视角做的报道还并不多见。

《志愿接送医生的武汉司机》一文2月4日发表在《时尚先生》微信公众号。黄晓民告诉张瑾，组建的“123车队”有两层含义，一是车队是在1月23日成立，二是在武汉话里“123”谐音“管得宽”，这是武汉人的自嘲式幽默。黄晓民说，“我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伟大、勇敢，我就是想证明一点：武汉人不是大家说的全部都是逃兵，往外面逃跑的传染源，空投到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像我们一样连武器都没有的战士在拼命作战。”

两年前，张瑾从会计学跨专业考研到新闻与传播，在开学初她便明确表示毕业以后要当记者。这个念头萌生于她本科实习期间，通过为弱者发声，报道他们的苦难，吸引到更多人施以援手。那一次，她感受到了文字传播的力量。

传媒业近年来一直处于激荡变革和重构之中，张瑾却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目标，“也很奇怪，我确实没有犹豫的时刻。”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财经新闻专业研二学生陈晶的目标也很坚定，“从高中就想当一名记者”。

作为《财经》杂志商业报道组实习生，尽管无法前往一线，她也一直在做疫情采访报道。每天早上一起来，陈晶便开始打电话采访，直到深夜。窗外，是春节连绵不断的鞭炮声。1月24日除夕当天，陈晶与记者合作采写的《武汉“封城”首日实录》发表在《财经》杂志的“晚点LatePost”公众号上。

“那段时间，我采访了湖北荆门的一个医院，只拿到了宣传干事的联系方式”，陈晶回忆，自己和宣传员聊起物资紧缺的时候，对方给出了十分积极的表述，他表示还在努力争取物资，但对这次抗击疫情还是很有信心。

陈晶问：“我知道现在物资很紧缺，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宣传干事的反应却令她十分失措，“然后他就哭了。”

可惜的是，这部分内容并没有在成稿中露面。当教科书上的“新闻伦理”问题搬到了现实，她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怎么样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写出有意义的疫情报道，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写报道，如果能够帮助到那些病人、医生，就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学生记者”和“专业记者”并非泾渭分明

相比进入专业媒体实习的准记者，古睿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走进了新闻行业。

古睿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传播学系的大三学生，一月初，就在意大利中断中意航线之前，她作为交换生来到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目前，意大利也处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中心，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已经破万，古睿也正是这一切的见证者。

2月25日，古睿应谷河传媒的约稿，在特伦托发出《作为“一级可能感染者”，我在意大利被隔离的14天》，这也是谷河传媒继《疫情蔓延边缘：一个华人家庭在日本的“进退两难”》之后，再次将疫情观察的视野拓展到国外。

稿件一经推送，便得到多方媒体的关注，财新传媒邀请古睿作为特约记者，跟踪报道意大利疫情。3月8日，《意大利祭出非常手段重现武汉封城》一文刊载于财新网；3月9日《财新周刊》的特别报道《新冠挑战全球》，她也是作者之一。

“开始写的时候，我有小小的不满意，尤其是他们对亚洲人的歧视让我非常不舒服”，古睿在《作为“一级可能感染者”，我在意大利被隔离的14天》中记录下了初到意大利的感受，其中不乏有工作人员、新闻记者的冒犯或“特殊关注”，“但写稿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回顾的过程，我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更多的还是接受了善意和温暖。”

当她向谷河传媒再次回忆这一切的记录时，古睿十分感慨，“说实话，我看了我的初稿，就感觉很多都是‘性情中人’的情感宣泄，是真正要把它发表刊登出来，更需要一种克制和理性，这也再一次让我觉得，做新闻真的是有门槛的！”

尽管古睿并非专业记者，甚至不是新闻学生，但不可否认的是，她和众多疫情期间的记录者一样，向公众传递了可靠的信息。

“如果一个专业记者没法按照专业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他可能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记者，而一个学生，如果能够用专业的要求约束自己，让自己的稿件为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增量，那么他也是合格的记者”，在RUC新闻坊的指导老师方洁眼里，“学生记者”和“专业记者”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一个人的新闻专业操守更加重要。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用我们能做的方式去帮助到别人”，无论是20%还是80%，在谷河传媒的采访中，每一位受访的大学生“准记者们”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新媒体时代，内容生产主体增加，要成为一名见证者不难，但若想作为记录人，仍需勇气。

“你是为数不多采访过李晶川记者的人，这一次，你也作为记者被我们采访了。”采访的最后，谷河传媒和梁善茵聊起这次记录的传递。

“真的很激动，原来我们的声音也有被关注到。我们写的东西，我们的观点也是有人看到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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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雷越

指导老师｜刘颂杰

初审｜刘颂杰

复审｜张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