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丨中国经济学界半壁江山齐聚钓鱼台，有人高呼：警惕红色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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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论丨中国经济学界半壁江山齐聚钓鱼台，有人高呼：警惕红色财团！

2018-03-01 价值线 新三届

论坛成员合影（中新社记者魏晞摄）

2018年2月25日下午，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举行。

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主持，中国经济学界半壁江山——樊纲、李扬、楼继伟、钱颖一、吴敬琏、吴晓灵、夏斌、许善达、任志强等出席会议。

中外媒体派出80多名记者到会采访。非常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团团坐，谁有话要说，就直接把写有自己姓名的桌签竖起来摆放。

围绕今年年会的主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经济学大咖们发言犀利有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张文魁：

对国有和民营财团改革

否则将爆发危机

2月2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中国宏观经济的病症其实是微观病灶产生的结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很多政策、对策不一定有用。

在他看来，过去5年杠杆率上升迅猛，并不是宏观货币政策主动宽松的结果，更多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而这个微观病灶就是僵尸企业，除此之外，财团企业也特别值得关注。

“宏观货币政策有时候被动的宽松，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信贷资源，很多信贷资源被那些大的企业集团吸取走了。现在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财团化非常严重，几个大企业合并起来，成了国内500强，世界500强。很多民营企业搞金融、搞房地产，也成了财团，他们动不动就是上千亿，甚至是几千亿的贷款。但是他们的偿债能力怎么样？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样？这是非常差的。更要命的是透明度非常差，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暴露出这些问题，所以除了僵尸企业之外，财团化是非常严重的，下一步会成为重点”。

张文魁称，10年前爆发的欧洲金融危机是因为工作时间短，福利高，实体经济衰败。北美金融危机是居民部门过度按揭贷款造成的，中国的危机也可能是亚洲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和北美金融危机的“三合一”。当然，更重要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因素，“20年前，很多韩国的财团以及东南亚财团，虽然他们不是国有的财团导致的政商连接非常严重，吸取了大量的金融资源，造成了这些问题”。

“现在不单是民营企业，包括很多国有财团。国有财团可以做红色财团，很多民营的财团其实也是浅红色的财团，他们跟政府官员有很多的联系。他们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投资链条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不清晰，透明度很差。所以下一步简而言之，要对这些财团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们的透明度，强化他们的披露，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想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

楼继伟：

我现在返回投资界

看到的全是风险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直言，“当前一个大问题就是金融风险，全社会缺乏风险意识是大问题”，“我现在返回投资界，看到的全是风险”，“我也跟外资金融机构们进行对话，我们正在开放金融业，他们可以持股，可以进来，可以是很高的持股。比如50%，甚至是100%，人家不愿意进。人家看到的都是风险，中国人看到的都是机会”。

“最近金融业协会开始登记注册，发现有些GP管了好几十个基金，这在国际上是不允许的，但在我们这里成了常态，这怎么可以？”楼继伟强调，要施行比较严格的监管。

此外，楼继伟还强调了关注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最不可预估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政策风险，监管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不可预期的持续的监管方式”。此外，还要研究金融市场模式，“否则光谈监管模式恐怕还不行”。

楼继伟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而在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方面的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的流动障碍太大了。举些例子：户籍、限房、限学籍、限车”。

他表示，自己在财长任上时，曾与教育部合作制定学籍制，“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和大学，学籍跟着孩子的一生。义务教育的财政资源跟着孩子学籍走，一直到奖学金、助学金”。但最后，部分地区不让孩子入学，这个政策也落不了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自由流动”，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批评了“农民工是最便宜的，不用交社保，老了可以回家种地”的提法。“如果允许人家流动，也上养老保险呢？可能他挣了10万块钱，可能有80平米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入学了，那是什么情况？”

楼继伟称，“现在农村的凋零，都剩下老人，这是过去很多政策造成的结果”，“要想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在强调劳动力自由迁徙的问题上，楼继伟认为，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转政府行为，“现在的地方政府离开了原来的做法后，怎么干真不是特别清楚，现在又开始搞开发区，想办法把人拉过来，然后就是高端人口，什么学历给户籍，给房子，反正还是这么一套激励机制。要知道，华尔街一个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个以上的低收入服务业的人的就业在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吴敬琏：

别喊口号

三中全会336项改革应一项一项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336项改革，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吴敬琏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的会议主题非常重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

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做学者、做研究工作和做教学工作的人，都应该在这个转变上做出贡献。我想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比如说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大概有两点认识跟高速增长是不一样的。

一是高速增长依靠的是投入的增加，高质量的增长需要靠创新和效率的提高。

要提高效率来支持增长，是苏联1960年代后期最先提出来的。我们正式提出是在1995年，“九五计划”明确说了，要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说依靠投入增加的增长转向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十五”走了一点弯路，“十一五”又重新提出，要以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后来一直是维持。后来有一些提法，其实核心也是在提高效率上，比如说要跨越整个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要着眼于供给侧，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二是从集中注意经济增长，提出高质量发展跟增长的内容有一些社会方面的要求。

这个问题据我的记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强调了。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它集中突出地来作为一个主要要求提出，但是分别早就提出来了。现在又集中地提出，说明我们过去二三十年做得不够好。我们必须要总结经验教训，到底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为什么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这样我们新措施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质的要求。我们如果重复一些过去无效的做法，那就延误时机了。因为现在提出的有些做法过去做过，好像效果并不好，我们需要总结教训。

第二，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政府方面做些什么？现在还不太具体。

政府提出号召，你们要做什么，政府自己要做什么，应该做出比较实际和明确的规定。有两件事情：

一是建立一个好的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了336项改革，一项项地检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我最近碰到好几件事，我在海南一个县调研，县委书记说他有很多苦恼，其中一个是，这个县是贫困县，有很好的热带气候，但是他没有好的农业品种。我觉得很奇怪，10年前我们就去过热带作物研究院，而现在这个县就是研究院所处的地区，当然现在研究院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都老了，一部分做农业教学的并到了海南大学，这件事情就使我感觉很震惊。

还有一件，原来一个社科院的所长体检的时候要做胃镜。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做胃镜了，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胶囊胃镜是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外国有，以色列有，但是它不能定向，是随机的。我们武汉的一家企业，现在在上海，它的胶囊胃镜是可 45 44367 45 20226 0 0 1408 0 0:00:31 0:00:14 0:00:17 3482控制的，所以没有盲区。但是查了半天查不出来在哪个医院有，最后问到了，说上海药监局已经批准4年多了，但是北京的医院没有用这个技术。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在北大医院问的，北大医院的人告诉我，是因为北京想让他低价，结果实验用的胶囊用完了就没有新的了。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例子还是小例子，整个市场的容量在全世界来说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要落实，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一条条地去看，这个体制为什么改变不了？

二是政府有一条，除了要建立体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按照新的要求全面检查自己的职责。

这里面的总纲是什么？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过去我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现在是以竞争为基础的，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现在的政策，是不是转向了以认责为基础？比如我们的领导机关发的文件，有一天我跟发改委的同志讨论这个问题，说发改委一年发了几百个文件，有多少是产业政策的文件？有多少是竞争政策？而且照我看，这两种文件应该有冲突。

竞争政策有一条，就是要对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做竞争审查，我开玩笑说，你们发的那些文件要审查。在我看来，从部审一直贯彻到企业，要定责任书的那些政策，要符合平等竞争要求。所以这个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都习惯了用行政命令来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地区做出扶植和抑制的规定，这是原来我们中心向国务院建议产业政策的重心。最近在海南跟省里一位管多规合一的人了解，我就问他们，你们这个多规合一的规划，跟发改委的空间规划是什么关系？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他们那个做。那么怎么弄？

第三，我们理论界有些问题需要研究。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

许善达：

留抵税款制度

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有负面影响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要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降低企业杠杆率，减少企业融资成本，这两个问题都是应该尽早加以研究解决的。

营改增以后，全国政协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查组，关于营改增以后的深化税制改革的这样一个问题，许善达参加了。去年8月24日，政协开会对此次调查报告有一句特别重要的判断，认为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

其中增值税需要进一步完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现在中国执行的一个留抵税款的制度。许善达指出，我国从1994年开始，设计就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留抵，等以后有了销项再来对冲，实际上相当于政府负债。

“但是这个留抵税款制度，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是一个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悖论。”许善达表示，这个政策在销项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对你的设备购进要征17%的预缴税款，对于厂房投资要征11%的预缴税款，这个预缴税款的比重相当大。

所以现在很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在投资中间已经呼吁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国家已经做了决策，像大飞机、航空发动机，这两个公司已经决定实行退税制度。因为如果他们要不退税的话，这两个国有企业投资规模那么大，还要征那么多的预缴税，这个是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的。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许善达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需要更快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留抵税款的总额现在没有宣布，但上万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上万亿实际上是政府负债，而这个政府负债在我们的政府负债里面并没有统计，所以实际上政府的杠杆率，包括了上万亿的留底税款。

营改增以后，不动产、建筑业都进入增值税，进入进项，所以留底税款增加的速度高于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现在每年的增值税征收总额里面，存量的留底税款占的比重已经不小了，而且增长速度还很快。所以这个政府相当于我们每年征收的增值税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政府负债征出来的，是预缴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