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动画片，竟然比张艺谋更早在国外拿奖
张艺谋的《红高粱》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取得突破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没人不知道。不过呢，有一部动画片比《红高粱》更早在柏林得奖，是什么先卖个关子，下面会提到。
柏林国际电影节诞生于二战的废墟之中。有别于历史更加悠久的威尼斯与戛纳，政治从一开始就是柏林电影节的压倒性主题。在美国驻联邦德国文化官员的推动下，第一届电影节于1951年6月在西柏林举行。
因为电影节组委会的预算不高，规模也不大，只有20个国家的来宾出席，这个被盟军炮弹摧毁得面目全非的城市显然不是理想的旅游之地，所有人都对糟糕的天气和接待工作怨声载道。美国人一心想将西柏林电影节塑造成鼓吹西方文明制度，反对共产主义的文化桥头堡。柏林，这个曾经的东欧文化枢纽，此刻成为了西德民主复兴的象征。
作为嵌入民主德国腹地的一块飞地，西柏林凭借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在早期吸引了包括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和亨利-乔治·克鲁佐（Henri-Georges Clouzot）在内的世界一流导演光临。参加电影节的国家和人数也逐年稳步上升，终于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接纳为国际A类电影节，加入了老资格的威尼斯与戛纳的行列。
尽管政治挂帅，柏林电影节却从不缺乏对国际影坛新动向的敏锐预判，1959年他们将金熊颁给法国新浪潮的发轫之作《表兄弟》（Les cousins），第二年获得最佳导演奖的是《筋疲力尽》（À bout de souffle）的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
从60到70年代，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罗伯特·阿尔特曼（Robert Altman）等西方电影大师都得到过柏林电影节的肯定。
因为政治原因，柏林是较晚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打开大门的顶级电影节。经历了国内记者的年年抗议，柏林电影节终于在1969年把金熊奖颁发给了南斯拉夫电影《第一份工作》（Rani radovi），标志着它从西方意识的宣传武器慢慢转型为一个真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窗口。
中国电影迈出国门的步伐几乎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1982年，著名美术片导演阿达的动画短片《三个和尚》受邀来到柏林，并获得短片竞赛最佳编剧奖。比起剧本，相信更令西方人震撼的是完全不同的东方画风。
《三个和尚》
而真正震撼世界影坛的事件发生在1988年，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一举夺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对于封闭多年的中国电影来说，一扇通向外界的门打开了，直到今天，电影节依然是世界各国观众了解中国电影的一个最有效的渠道；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当中那部分一直努力寻找着电影新的可能性的探寻者取得了成功。
与张艺谋同属第五代的吴子牛在78班同学凯旋之后的第二年携《晚钟》再赴柏林，也未空手而归，获得特别奖银熊奖。再隔一年，他们的老师，第四代导演谢飞凭借《本命年》获得杰出个人成就就银熊奖。
如果以2000年为界，在这之前也在柏林有所斩获的华语电影还包括关锦鹏《阮玲玉》、谢飞《香魂女》、李安《喜宴》、吴子牛《火狐》、李少红《红粉》、严浩《太阳有耳》、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等。
谢飞凭借《本命年》获得银熊奖，凭借《香魂女》获最佳影片金熊奖
不难看出，大多数影片按西方人的眼光都属于展示异域风情的「民俗电影」，《红高粱》自不必提，《香魂女》说的是中国农村妇女在现代社会面临的观念冲突，《喜宴》讲北美华人移民的伦理危机，《红粉》是妓女的故事，《太阳有耳》也带着红高粱式的莫言色彩。
这段时期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国电影，它们的导演多出生在50年代，青年时代都经历过文革的磨难，所以，对历史和民族性的反思，成为他们绕不过去的创作主题，刚好与西方世界渴望了解东方的迫切需求一拍即合，于是张艺谋、吴子牛、陈凯歌们能频频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亮相。
吴子牛
这一波浪潮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至90年代末渐渐偃旗息鼓。一方面，西方电影节需要新的刺激点，所以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伊朗、韩国等更加新兴的电影处女地。另一方面，这些凭借西方电影节功成名就的中国导演，在国内电影产业转型的历史关口，也有了新的追求，那就是更加在乎市场上票房的认可。
但华语电影并未停止出击欧洲、进军柏林的脚步，只不过阵容上换成了新一代的生力军。
2001年王小帅借《十七岁的单车》获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标志着第六代及其他新生代导演接过了张艺谋及其同辈们的接力棒，成为西方电影节上最常见的东方面孔。
《左右》的导演王小帅亲吻银熊
柏林堪称王小帅的福地，2008年，质量平平的《左右》也获得最佳编剧奖。比王小帅更幸运的是王全安，王全安是演员出身，演过《雪山义侠》《北京，你早》，后来努力往导演的方向发展，先是凭《图雅的婚事》摘得2007年金熊，2010年的《团圆》再度荣获最佳编剧奖。
此外，李杨揭露煤矿血腥罪恶的《盲井》、朱文讲述退休老年人生活的《云的南方》、刘佳茵的家庭电影《牛皮》、第五代资深摄影师顾长卫的导演处女作、关于文革后时期县城生活的《孔雀》在柏林都没有空手而归。
2005年，顾长卫凭借《孔雀》获得评审团大奖银熊奖
新时期代表中国出现在柏林及其他电影节上的这些电影和它们的导演显然对电影节有了更新的认识——归根结底，电影节是一个大卖场，是好莱坞一统全球电影市场之后欧洲、亚洲等国小众艺术电影的诺亚方舟，很多影片无法在本国做到收支平衡，但借助电影节的国际交易平台，将作品发行到更多的国家，有了盈利的可能。这就是柏林、戛纳对王小帅、贾樟柯的现实意义。
相比过去的「民俗电影」，《十七岁的单车》之后的获奖片无疑更多地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对西方世界来说，从土匪、村姑和旗袍，到民工、妓女与下岗工人，是认识另一个维度的中国的新机会。
今年，有十余部华语电影入围柏林电影节各个单元，是近年来最多，详情可以参考这篇文章：这次柏林电影节居然有16部华语片入围！
和二十多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速，寄希望于在欧洲电影节拿奖，已经不是中国电影确立国际地位的唯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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