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知道，中国电影有过一位比肩黑泽明和小津的日本老师
他就是内田吐梦。
内田吐梦的辈分，和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是一代的，比黑泽明还大半辈。
但他在国际上知名度不高。1970年内田吐梦因癌症去世的时候，著名的《视与听》杂志只用了一行文字报导这条消息。
但内田吐梦和中国，有一段特殊的故事，这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
内田吐梦1898年出生于日本西部城市冈山，他的名字「吐梦」是自己后来取的，代表「吐出梦想」的意思。
内田吐梦早期的电影，尊奉人道主义，总是从普通人的立场出发，刻画人性的光辉和尊严。他的代表作包括日本影史顶级经典《饥饿海峡》，以及最好的《宫本武藏》系列（当然这有争议，拍过剑圣宫本武藏的人很多，好多都不错）。
内田这个人，思想和一般的日本人不一样，在二战那个背景下，他这种对人性的尊重和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非常不合拍，被官方认为是「消极逃避」。所以在1945年，战争即将结束时，他被「发配」到中国东北的满映工作。这满映，就是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没过几个月，日本战败的大局已定，日本人开始撤退。谁知道因为睡懒觉没起来，内田吐梦错过了逃跑的飞机，落入了苏联军队的手中，旋即被转交给从内地赶来的中共军队。
这段历史的中国官方写法是：「一批进步的日本电影人加入了中共领导的电影制片公司，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但内田吐梦内心思乡极苦，又能跟谁诉说？
他于1945年抵达中国，1953年回到日本，八年间经历了三个「朝代」，真是做梦一样的经历啊。假如历史重来一遍，相信他一定会把手机铃声、震动都调到最大，五分钟响一次，决不让自己错过飞机了吧！
内田吐梦
内田吐梦等日本电影人及家属有一百多位，起先热情高涨地参与了中共的电影事业建设，之后因为「三查三整」「精兵简政」，被发配到靠近松花江的沙河子，干什么呢？开冰、捞船、挖煤，苦不堪言。
中间有一批日本人回国了，内田吐梦留了下来。他因为身具特长，在挖煤一段时间之后，被调入电影厂，成为中国电影人的老师，另有一部分日本人，一直挖煤到1953年。
很多中国电影人向内田吐梦请教，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被称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袁乃晨曾回忆了这么一个故事：
长影的中国工作人员常听日本人讲蒙太奇，听不懂，什么叫蒙太奇？问了好多人，连那几个字都写不出来。后来查了英汉字典，顺着M往下查，才知道是建筑上的术语，但还是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啊，就去找内田吐梦请教。他是大导演，应该懂吧？在翻译的帮助下，内田吐梦一口气给袁乃晨讲了11种蒙太奇，纯干货，把袁乃晨听得目瞪口呆。
「中国译制片之父」袁乃晨，受过内田吐梦的指点
袁乃晨的妻子刘英，长影厂功勋剪辑师
内田吐梦在中国的这段经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看到中国官方的那个版本，但其实，他刚一回国，不顾抱病在身，就写了一篇回忆中国经历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春秋》上。
这篇文章描述了内田吐梦对中国新政权和新领导人的一些看法，出奇地正面肯定，除了一些委婉的说辞外，可能也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对「新世界」的单纯而善良的愿望。今天我们当然知道，那纯粹是乌托邦的幻想。
但无论如何，这篇第一手的资料，仍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这位导演以及那段历史。
译 | 感恩而死
我是战争结束那年的五月去那边的，大概呆了三个月，战争就结束了。之所以迟迟不回国，是我自己主动希望留下来的，在那期间曾有过一次回国的机会，但我工作上尚未完成，又有些事情想要知道，便自己延迟了回国。我本来的想法是充其量就呆个两三年，所以我自己也没想到会拖这么久。
我呆过最久的地方是长春（以前的新京），并一度随厂里庞大的机器与设备一起转移至佳木斯再里边的鹤岗（译者注：当时称为兴山）这个煤矿城市，在那儿观望战况的进展，同时做着最小限度的工作。不久之后长春解放，我们便和机器一起回到了原来的厂址。
这个长春的制片厂就是以前的「满映」。我们有旧的机器，再加上向苏联和捷克购买的精密机器，厂里的设备也就整齐了。在那边从事电影事业的日本人现在已经全都回国，但就东北地区而言，即便我们走掉，他们在技术上也已经没问题了。我想，今后他们将会以苏联的先进技术取代之，建立起真正的电影制作事业吧。
满映
我当时只是做类似于电影技术方面的顾问，自己没有拍过剧情片。在那个新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想即便我被要求来拍中国的剧情片，恐怕我也会犹豫不决地说「请等等」的吧。我只不过是每天悠闲地看看布景、跟着去看看外景，技术上有问题的话讨论一下而已。
在那边，几乎看不到美国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电影。在能够看到的苏联以及其他民主国家——捷克、匈牙利、东德、波兰的电影中，有非常优秀的作品。特别是有一部，导演名字我已经忘了，是一个波兰女导演拍的《最后阶段》（译者注：Wanda Jakubowska，1948）。
《最后阶段》（1948）
这是一部取材自纳粹德国杀人集中营的电影，相当出众。这些影片在题材上，如「度过了二战艰苦战乱的人民，从苦难中构筑起新时代」这样强有力的内容很多，此外，也有如「被占作军事基地的农村奋起抵抗，并在城市的支援下获得成功」这样的主题。
北朝鲜的电影也不断地放映，为中国大众所喜爱。据说中央电影局在公布苏联与民主国家电影译制片数量时，今年开始也会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我们对这个片单非常感兴趣，此前一直在揣测会是意大利电影、法国电影还是别的。
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那是日本的《箱根风云录》（译者注：山本萨夫，1952。1954年同年的日本译制片还有《不，我们要活下去》（今井正，1951）与《一个女矿工》（龟井文夫，1953），都是日本的左派导演）。这源自于「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如果内容是进步的，对中国大众也是有益的」这一主张，我们对此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箱根风云录》（1952）
岔开一下话题，在那边是没有所谓人气女明星的，因为没有明星制度。虽然有专属演员，但基本上都是根据内容随时选择合适的人这种做法。另外，似乎支持过革命的人到底是有优先权的。优先权这个词并不恰当，那即是说，那样的人就能够创造出真正的艺术了吧？但不是的，有的时候，即使是没什么经验的年轻女演员，只要素质好、思想好就会被用来做主角。
哪里的电影院都是爆满的。电影是单片放映，放一次就换场，所以大家都排队等着。其火爆的程度，电影院数量根本不够。观众还是年轻人居多。长春没有茶馆，但天津跟北京有，常可以见到看电影归来愉快地喝茶的光景。
在那边的时候，虽然对日本的国情、电影界动向仅仅只能通过电台、杂志、信件等得知，无法知晓详细的情况，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东西正是因我呆在那儿反而才明白的。比如，日本人对本国电影所抱有的蔑视感，我觉得这很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在中国，虽放映着各国的电影，但他们都是以正确的观察与评论的眼光来看这些电影的。因为他们对作品的鉴赏标准是在彻底的政治学习中得来的，所以即便是看苏联电影与民主国家的电影，也绝不会被奇怪的固有观念所困扰。
然后他们对本国的电影非常热爱与自豪。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制作有着崇高内容的电影。此外，那边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审查机构，只有电影人成立的电影艺术委员会。
中国年轻人的恋爱实在是很活泼爽朗。尽管不牵手，但表现得相当爽朗。女性也是，虽还未到化妆的程度，但会穿裙子之类的，很爱打扮。无论男女，体格都越来越好了。他们谈着非常自由的恋爱，等待结婚的许可。一得到许可，同伴们就聚集到毛泽东的肖像下，举办结婚仪式。他们喝喝茶、吃吃巧克力，搞个一小时左右的简朴庆祝。
中国的年轻女性比起日本的年轻女性来，她们身上似乎有着一种说不大清楚的，非常传统的东西。在衣服上，她们也不舍弃中国传统的服装，穿得并不花哨，也几乎不穿洋装，最多也就是穿件外套的程度。
此外，以跨国婚姻为例，比起日本女性（与中国男性结婚）的数量，中国女性（与日本男性结婚）的数量也少得无法与之相比。这些都很好地表现了中国女性的一面，回过头来看到最近的日本女性之忘我的姿态，有些东西不禁让我深思。
经常有人问我，中共的政治是不是束缚了民众？但似乎并没有这回事。我想从天津等地回来的人们大概也会说，完全感受不到束缚吧。比如说，国庆节的时候，听说就有指令让天津的很多贸易商穿西服参加国庆游行，贸易商们就穿上藏起来的西服，帽子也不戴，就参加游行去了。换言之，是考虑到贸易商的职业特点，鼓励他们穿自由国家的人们所穿的衣服。
而对女性，也鼓励他们穿上漂亮衣服。至于喇嘛们，也穿着喇嘛的服装，奏着喇嘛的乐器参加游行。对于我们穿着回国的服装，日本的人们或许会有诸多感想，但有一段时期就是那样的服装，而且即便是现在也还有。
但是有趣的是，在那边不管你穿成什么样子，谁也不会说半句话。即便你所有家当就身上这一件衣服，也没有人会来烦你。在这一点上，还真是过得非常轻松。冬天穿棉袄，夏天穿单衣，然后随随便便戴个帽子就哪儿都能去，没有任何人会对此说三道四。
民众为何对毛泽东的政治感觉不到压迫，这我在居住的过程中就很好地明白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为大众的政治，大众不乐意的事情绝不做。因此，从中而来的政治能让大众确实地理解，以及得到大众的支持。
此外，中共的政府绝不公布无法实行的事情。只要公布，就一定实行。去年十二月一日，当公布要准备让我们回日本的消息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如果那只是随便说说的话，恐怕我们也不会那么高兴。我这么说并非是吹捧，但这一点或许就是中国政府好的地方。
我在那边的时候也曾短暂住院过一段时间。呆在里面的感觉跟日本的医院完全不同。虽说因为医疗制度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很难把两者比较对照，且因为日本也有社会保障下的医疗保护，所以或许在经济上相差也没那么大，但它们在基本上却是完全不同的。那边的医院是公费的，一切都由政府来操心。住院费由工会支付，药由政府提供。因此，大家都完全不必担心经济问题，很轻松地住着院。
1936年的伪满新京特别市立医院
政府机关几乎全部都有疗养所。以前的新京有一条叫「朝阳」的大街，住的都是高官，而现在那里成了疗养所。东影也有疗养所，原满重（满洲重工业开发）的高官高碕达之助在这儿跟我们一起疗养。
苍蝇在中共地区消失的时候实在是很了不起。我们都认为即便是撒了药，苍蝇多少还是会出现的，内心很鄙视这种做法，但没想到他们一旦干起来就把苍蝇彻底打完了。或许可以说，是民众对于吉林的细菌战的一种愤怒彻底击溃了苍蝇吧。
总之，不论是老人、孩子、学生，所有人都拿着苍蝇拍打苍蝇。这是不用药的最朴素的做法，把出现在每一个角落的苍蝇统统打死。即使突然出现一两只苍蝇，也会在瞬间被打死，因此最后苍蝇再也不出现了。他们都有几只老鼠、几只苍蝇的任务。连长春都没有苍蝇，听说北京就更干净了。
在那边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事实：武器这个东西，持有得越多就越危险。不说武器，说权力也一样。
在满洲被关东军保护着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士兵们持着武器大摇大摆地走动的时候反而很吓人，连一个人独自走在外面也不行。而在中国，即便走到偏远的乡下的时候，也完全感觉不到那种危险与恐怖。这或许就是没有武器的好处吧，就是这么安心，感觉即使是大白天也可以在那儿躺着睡大觉。
最痛苦的，就是看不到日本的新印刷品。战后的三、四年，虽然有老杂志，但却没有新的。因此我完全不知道战后的日本的样子。这实在是太寂寞了。
这次回来最让我感到开心的，就是今后可以用日语生活了。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完全没有学会中文。
此外还有能与老友相聚，我第一次体会到回来的感动。
我刚回国就被送进医院，过着一家家医院接力的生活，对于战后的日本，还没有很清晰的印象，但经过小卖部等一些地方时，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华丽。
我看到了化妆品的陈列架，但色彩很高雅，设计也与战前有很大不同。用电影术语来说，就是高调布光（high-key）的感觉。但是，要说实际的生活是如何的话，似乎并不仅仅是明亮而已。从化妆品上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就很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不就有这种外包装非常奢华，但实质上却完全没用的东西存在吗？
有人说日本越来越像昔日的上海，我也有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完全没必要对此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就如同今日的上海已不是昔日的上海一样，今日的日本也不可能永远都停留在现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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