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师生涯（连载）之二：报到

报到

拿着那张用牛皮纸的公家信封套着的粉红色的录取通知，8月21日，我兴冲冲地去报到了。

学校当年坐落在城乡结合部，但离我家很近，无轨电车只要4分钱也就是坐四个站就可以到了。

那个地方由于一位明朝姓徐的大学士而得名，16世纪以降，徐家世世代代在此居住繁衍不息。

有三条宽逾数丈的河流在此汇合，它们分别叫肇嘉浜、漕溪、蒲汇塘。

现在看来，好象蒲汇塘是最短最窄的，其实不然。

据记载，蒲汇塘恰恰是当年此地最大的河渠，就象多年前黄浦江还是苏州河的支流一样，让人感慨沧海桑田的变化。

而我要去报到的学校就在这三河交汇处的北岸。学校大门就在现在的东方商厦正门偏西处。以前的学校大门是坐北朝南，现在的商厦则是坐西北朝东南的。

你猜对了，这个地方叫“徐家汇”。

大概200年前吧，记不确了，西方美以美教会的牧师神甫们看中了这块地方，在这里传起教来。

据我的读过圣约翰大学的英语老师说，徐家汇和外滩是上海唯一被收进《韦白斯特大字典》的两个地名名词。

外滩叫“The Bund”，知者甚众，读过些英文的都知道。而徐家汇最早的拼法是“Zi-ka-Vee”，则知者寥寥了。

这个拼法很奇怪，为什么这样？我反复咀嚼，才悟出点道道来。

原来这里居住的都是本地人，而本地话里多有“ee”这样的韵母和拖音的。

当时，我脑海里浮出这样一段情景：

在垂柳依依的肇嘉浜边，一个美以美教士用拙劣的中文礼貌地问一位扎着蓝布头巾的上海老阿奶：

“请问此地叫什么地方？”

“徐家汇。”

“您能再说一遍吗？”

“徐——家——汇。”老阿奶耐心地答道。

于是，“Zi-ka-Vee”这个单词就这样诞生了。这跟澳门被叫成“Macao”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时教众颇盛，且以一般劳动人民居多。我一位好友原来住在附近的一个叫“孝友里”的弄堂里，他家的长辈和他的许许多多邻家的长辈都是虔诚的教徒。

这个弄堂现已夷为平地，变成了太平洋百货。

教友众多，教会的事业也发展起来。

我要去报到的那个学校就是教会的产业，而且当年只是男校而已，因为100多年前是男女分校的。

而教会办的女校则要从男校往南，跨过肇嘉浜上的天钥桥，前行一二百米才是。即今市四中学。

男校的西面和南面河对岸，都是图书馆，60多年前收归国有。

据说旧上海的那些又黄又脆的报刊杂志现在还都最齐备地存放在里面。

南岸图书馆以西是育婴堂，育婴堂后面是传教士的墓地。

现在育婴堂的建筑还在，墓地在那个年代里消失，现在停着两节火车车厢，是餐厅的包房。

而一群狂热愚昧的人们在1966年那个夏末的夜晚将四五米高的神像从楼顶推下砸碎，所有刻有洋文的墓碑被粗暴推倒，坟被挖开的那一幕，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是目击者。

北岸档案馆往西，偏北是徐光启的墓，再偏西就是雄伟的大教堂了。

见证挖坟的13年后，我在这里又见证了狂欢的一幕。

1978年圣诞夜，在匆匆修葺一新的大教堂前，圣诞弥撒恢复了。

这里挤满了兴奋的人们，漕溪路是完全被阻断的。

其实当晚来的人并不都信教，确切地说，大多数人并不信教或还没有信教。

我想，当年人们兴奋的是邓大人拨乱反正的惊天勇气，是真善美的回归，是个人自由的被尊重。

人群中，还首次再现了中国平民与中国平民之间在公开场合的英语交谈！此前至少有10年，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里通外国、图谋不轨”的！两个中国人，好好的，说什么洋文？交换情报？

由于大教堂毕竟在城乡结合部，多有不便，那年圣诞弥撒以后，很多年轻人便在每个周日到市中心西藏路上的沐恩堂去做礼拜，去聆听唱诗班天籁般的浅吟低唱。

礼拜结束后，精力过度旺盛的年轻人只好从沐恩堂散出来，到对面人民公园找块地，继续他们的刚被开禁的民间英语交谈——这才是上海第一个所谓“英语角”的由来。

关于上海第一个“英语角”的由来，官方报纸的记载大多不确，还是相信我这个当事人好了。

现在的徐家汇，繁华程度堪与南京路淮海路齐名，四十年前，它真的还是个城乡结合部吗？

千真万确，我有证据。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4年，当时的徐汇区一把手诸后仁先生为招待我一顿中饭，便把我请到了当时徐家汇唯一的一家还象点样子的不至于辱没局级干部颜面的饭馆，大号“四时新”，在华山路广元路口，交大的斜对过，只有三开间门面，早上还兼卖早点。

这位区座大人当年就很有些广告意识呢。

酒过三巡，他把饭店经理叫了过来，说趁着有媒体朋友在，还不赶快把自家的光辉业绩往外抖搂抖搂？那经理唯唯诺诺地说我就去准备，就退下了。

约莫总有半点钟光景，那经理谦恭地弯着腰又出现了，有些胆怯，又有些兴奋。

“嗯，也许我们努力得不够，还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的——”

“怎么会没有呢？平时不总结，你怎么进步？”区座大人显然有些不快。

“嘿，嘿，有还是有的，不知道合不合乎记者的要求——”

“还忸忸怩怩什么，这里没有外人，快说，随便说。”

“好的，我要向区领导郑重地报个喜：从这个月起，我们饭店营业额的比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那就是，卖菜式的收入首次超过了卖米饭的收入，是53：47。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点菜的多了，光买饭的少了，我们饭店的这种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啊！”

别跟我说没听懂，当年我也没听懂。

原来的徐家汇真的是城乡交流的枢纽。

当地农民进城办事，坐长途班车到大教堂旁边下车，再挑着担子走过来。

农民根本没有条件下馆子，但又不能不吃午饭，下午还要赶路呢。

于是当地的习俗是，妻子为丈夫烧好菜装在竹管筒里，当年的钢精饭盒可是奢侈品，农民不舍得买，随着担子一道挑到“四时新”，然后只买店里的白饭。因为当年白饭全国城乡一个价，8分钱5两也就是半斤，一大碗吧。

所以饭店的收入主要靠卖白饭，炒菜酒水是很少有人问津的。

象我们这种“城里人”真有余钱余兴要下馆子，怎么也得去淮海路南京路啊，怎么可能去徐家汇这种“下只角”呢！

但“下只角”的徐家汇有教会学校，130年后，它张开双臂欢迎一位同样来自全国“下只角”的江西省和城市“下只角”的生产组的已经不太年轻的年轻人，不合时宜地留着蓬乱的长发，却戴着假装斯文的眼镜，跟现在一个鸟样。

我从当年位于东方商厦大门偏西的学校正门进去，门内右侧有个木制的仅一平米大的传达室，一条长约200米的“弹格路”也就是碎石路通向校园深处，右边好象是围墙，左边好象是树木。

走到一半，操场上孩子的嬉闹声已经隐约可闻，好熟悉，好温馨，温馨得我想哭！

我们同样都是好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偏偏14岁就被那场运动生生剥夺了上课的权利，然后又一脚把我们踢得远远的，我们的思乡梦里从来就没有缺少过朗朗读书声啊。

好了，我透过自己的泪幕能看到的在路右的第一幢教会式建筑就是学校的办公楼，校长室、教导处都在里面。

心头轻轻地叫了一声：嗨，我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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