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师生涯（连载）之三：定岗
恕我先发一个通知。
本周五（9月14日）晚上七点，我会在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淞沪路333号，10号线江湾体育场站9号出口）讲《外滩情人墙的前世今生》。欢迎有兴趣者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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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打扰，希谅。
定岗
进门左手边第一间就是教导处，里面照例是忙碌。
桌上墙边堆满了各色教材和其他文件，老式滚筒油印机在两位老师的联合操纵下不停开合，闻得到油墨香。
这不，快开学了，什么都得准备起来。
一想到在这次的开学准备中马上还会加进自己的忙碌去，心跳就加快起来。
前来报到的16个新教师被告知，我们一开始只能以代课教师的身份出现，何时转正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还有待于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明确。
但学校等不及了，不补充我们这些教师，简直连新学期的开课都无法维持。
瞧这“百废待兴”，废也废得真够戗，兴也兴得真仓促。
也谈到了月薪，是36元，这个谁也不会听错。与生产组的22.95元相比，增幅超过了50%吧？
还有聘期，是一学期一学期地聘。但当年根本没有合同合约或协议这么一说，一切全靠“口头君子协定”。
学校是这么想的：堂堂国立学校，骗你干吗？
我们更是无比信赖各种“组织”，尤其是比生产组“正式”的“组织”。
记忆到这里有点模糊不清。
好象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分散过一会儿，那些应聘来教理科如化学物理的直接去拿新教材并认识带教老师，而包括我在内的三四个应聘来教文科的则去校园四处逛了一圈。
傍中午的时候，我们又被带到总务处，大家自己先垫钱买了学校的饭菜票——预支月薪纯属做梦——然后进食堂用餐。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上海的正式单位的食堂里用自己的饭菜票吃饭，同行中不乏与我有相同经历者。
我们16个人很识相地坐在靠窗的一角，低声地边吃边相互询问些最基本的讯息：姓名、原来的职业、志愿教什么、分了没有等等。
那时根本不知手机拷机为何物，家庭电话也是很奢侈的东西，所以大家交换的都是公用传呼电话的号码，但每个人的眼睛里依然都闪着兴奋和不确定的光芒。
我们坐在角落里察言观色，显得小心翼翼，和在食堂其他地方潇洒自如、阔契谈宴的其他正式教师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反差。
在他们，每年都会有新人加入，如师范大学毕业生，稀松平常得很；而在我们，却是多么渴望展示自己的优秀来实现跻身于他们那个行列的梦想啊。
我忘了那天还有谁没有被分配到具体的班级和学科，反正大多数人都落实了，而我则被告知，关于我的安排还要研究一下，先回去，过两天会联系我或让我再来校问问情况。
当时我真的什么也没多想，觉得一件事出点个别情况纯属正常，兴许是在选择班级方面还要掂量掂量吧。
因此看着同伴们夹着新课本和讲义之类回家，空手的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失落。
何况那么不容易的9年多插队也过来了，心理素质真可以说是好得狠哪。
这一周真是充满着快乐，上班虽然还去，但大家都知道我被录取了，也就不让我干活，只是陪着他们聊聊天就行了。
如果我要出去会会老同学老朋友，通报通报喜讯，也完全来去自由，根本没有任何纪律约束。
我也根本没想到要去催问校方。我还这么想呢，为了一份月薪“不过”36元的工作，值得左一趟右一趟地跑吗？
那不是太不矜持了么？何不乐得清闲几天。
它录取了我，还能反悔？
直到周五，校方也没来过电话，心里才真的有点急了。
9月1号就要上课的，现在还不给课本，我备课时间会不够了呀！
尽管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捱过了周五，直到周六（那时没有双休日）才给学校打去了电话。
电话那头很慎重地让我等一下，电话刚接通时听到的办公室高声谈话的“背景声”也突然低了下去，这让我有了更多的不安。
后来，一个听上去很稳重的中年男子用很负责任的声音告诉我，今天不必过来，因为校长出去开会了。
校长？一个小小代课老师的安排还要惊动校长？
但已为我安排好，下周一，也就是8月28号的早上直接去校长室。
放下电话，我想得最多的还是“面子”问题。
可不能退聘，吃“回汤豆腐干”。这里外里的都知道了，叫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又是一个星期一，天也还是那么好，湛蓝湛蓝的。
那时的申城，大气污染还没成为问题，更何况徐家汇这个城乡结合部呢。
又是同样的路线，却有不同的心情。
我问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曲折呢？
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事到临头总有变化。
幸运女神总是很矜持，很羞赧。
她飞了个眼神过来，你觉得是时候可以吻她了，你凑上去，她偏偏转过了脸。
还是这个南大门，还是这条弹格路，还是这幢办公楼。
不过这次可以直接上三楼，去校长室。
校长室是个30多平米的四四方方的大办公室，对着门的是一个向外突出的半个六角形的三面窗户，离窗一米处，垂直地放着一张很大的办公桌，主人坐的安乐椅照例在左边，这样坐着写字，窗外的光照进来，正好不会被自己的左手挡住——有一点可以确定，主人肯定不是左撇子。
主人当然不在安乐椅上。
我用中指指节在敞开着的门上敲了两下。
一个浑厚的男声从门背后传出。
“你好，”他伸过手来，“这么说，你就是小郑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价值仅85元的国产腕表，与约定时间相差在一分钟内。
校长是个瘦高个子， 50开外，谢顶，衣着朴素却不合体，衣裤都有点大得晃里晃荡，穿平口鞋，象“老革命”。
他自我介绍说，他姓徐。也就是说，他名字的第一个字和校名的第一个字，这个地区名的第一个字都是重合的，独不知他是不是明朝徐大学士的后裔。
“你能不能坐着等我一会儿，我处理完这点急事我们再谈？”很直率，却也很绅士的。
我喜欢人这样对我说话。
我拉过一张椅子，坐在靠门边的地方，脸侧对着他写字桌前面的那堵墙，以免对“非礼勿视”的古训有所违反。
其实，无聊中，我还是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下全屋。
写字桌背后，靠墙是一溜的书橱，一直从窗边延续到门背后，我敲门时他就是在那里大概翻检着什么。
除了进门右手边有个脸盆架和一个放暖瓶杯子的矮柜外，书橱里外、包括四处沿墙的地上、连那个凸出的窗户与桌子之间都堆满了各种书刊杂志，有打了捆的，有散堆的。
门后好象还有个收起来的折叠床。整个空间真正能下得去脚的地方不超过七个平米，也就是书桌到门边的中间地带。
与其说是校长室，孰若说是一个前线军事指挥部，就差1/5的军用地图和沙盘了。
他好象继续着他的翻检，中间还接过两次电话，都是匆匆数语了结。
终于结束了他的忙。
他没有叫我坐过去，而是出人意料地把自己的安乐椅挪到我的身边坐下。
“我看，开门见山吧，小郑。”一种毋容置疑的口气。“对，我们确实招了16个教师，因为我们需要16个教师。16个萝卜16个坑，人人都要派用场的。现在已经有15个萝卜安放在了15个坑里，还剩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喜欢这样的表述，它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自己此后的表述方法。
“一个萝卜就是你，一个坑嘛——”
我抬起头来。
“是高三毕业班的语文课老师，最好还能兼班主任。”
“有问题吗？”我知道我的问话里不无挑战。
“对，你们都通过了我们的考试，你们都是合格的，”依然是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但作为校长，我要对那些毕业生负责。所以我再次看了你的简历，你的最后学历是初中二年级。”
“我想，不是所有的初二生都教不了现在的高三的吧？”
知道什么叫锐气十足，豪气冲天了吧？我到今天都无法解释自己当时的底气是从哪里来的。
当然我知道，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我开始怀疑自己，那就是正在老去的标志。
“我并不是怀疑你的能力，我只是想我们能不能做出更妥善的安排，这就是别人都已安排了工作，而你还没有的全部原因。”
“但今天已经是28号了，离开学——”
“所以是要做决定的时候了。”他顿了一顿，“知道你读了不少书，如果我说，文史哲是一家，你不会反对吧？”
他没有恭维我的必要。
应聘考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写出50个以上你看过的世界名著的书名”。这样类型的题目在当年很是流行。
我在题目下面满满当当地写了120多个，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就写了20多部。
“不反对。”
“那好，如果让你去教历史课，你接受吗？虽然你填的志愿是想教语文。”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他很干脆地摇了摇头，“我刚才说过了，萝卜——和——坑。”
“那历史这个坑又从何而来？”
“问得好！”他的嘴角漾出一丝微笑来，“腾出这个坑来很不容易啊！这么说吧，区教育局希望我们这些当了校长、教导主任的业务尖子不要荒废了业务，另外也是更有发言权嘛！要求我们每周兼点课，其实，我们也是刚走上领导岗位，有点头头转，于是我和我们的教导主任顾先生想既兼课，又不太吃力，就选择兼了初二的历史课，每人每周8节，历史毕竟是副课，批作业的量也不多，既能腾出更多精力来管理，又能符合上面的要求。”
那时，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都管老师叫先生，老师之间也互称先生，不分男女。
徐校长告诉我，出现了第16个萝卜和第16个坑的难题以后，他们开始试图调整。调整来调整去，最后的方案是：他和顾先生去兼那个高三班的语文课，顾还兼班主任，而设法说服我来顶初二的历史课。
“这样一来，我和顾先生也就别想轻松了，当然，还是要十分感谢你们这16个教师的及时加盟的，否则——”
我喜欢这样的透明这样的坦直这样的身先士卒。
我看不出我有任何反对这种周密到几乎无可挑剔的安排的任何理由。
我站了起来。
“我同意了，教历史。”
“那好，马上去见顾先生，他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
他回身到桌上去打电话。
我的目光则移向窗外，天，依然是湛蓝湛蓝的。
刚才有鸟儿飞过么？至少天空没有留下划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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