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非正规性：理解全球南方城市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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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性：理解全球南方城市的逻辑

非正规性是一种城市组织逻辑。 

Ananya Roy and Nezar AlSayyad. 2004. Urban informality: transnationalperspectives from the Middle East, Latin America, and South Asia. LexingtonBook.

Source:https://rowman.com/ISBN/9780739107416/Urban-Informality-Transnational-Perspectives-from-the-Middle-East-Latin-America-and-South-Asia

20世纪下半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的迅猛增长意味着城市的未来既不在芝加哥，也不在洛杉矶（这两座城市孕育了两个著名的城市研究学派），而是在开罗、里约热内卢、伊斯坦布尔和孟买这样的城市。

对第三世界城市的研究一脉相承自芝加哥社会学派。Charles Abrams的经典研究《在城市化世界里争取栖身之地》，即为最早研究第三世界城市的著作之一。

但是，无论是芝加哥社会学派，还是洛杉矶城市地理学派，都不足以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和城市性，需要从第三世界城市自身寻找理论。基于拉美国家城市化提出的城市非正规性，正在成为理解全球南方城市文化的新范式。

后殖民主义研究领域的Ananya Roy是较早一批关注城市非正规性的学者之一。她与城市规划学和城市历史学者NezarAl Sayyad主编的论文集《城市非正规性：基于中东、拉美、南亚的跨国视角研究》，通过来自中东、拉美和南亚的案例，探讨为什么非正规性对于城市研究很重要，什么是非正规性，以及怎样从跨国视角去把握和分析非正规性。本书为城市非正规性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许多出发点。

为什么非正规性在城市研究中越来越重要？

城市非正规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非新鲜事。城市非正规性自中世纪以来便已存在，非正规经济在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地区持续存在。城市非正规性既不是全新的分析概念，也不是全新的城市过程。本书作者认为“时间”是把非正规性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分析框架的核心。197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自由化到来，各个国家因此发生了剧烈的政治经济变革，城市非正规性也随之同步更迭，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今天思考城市非正规性，需要改变分析框架。全球化和自由化时代产生了新形式的非正规性，具有几个关键特征：数量上和结构上的大幅变动，例如某些非正规性在扩张上升，某些在紧缩衰减；对城市生活、生产的高透性，非正规性过程前所未有地强势侵入了多层个体的工作、时间、家庭、性别角色等等；复杂、多主体关系的出现，包括城乡社会、国家、市场以及诸社会群体或个人的互动。Roy在最后一章表示，城市非正规性是一种“表征”，即透过非正规性的棱镜，我们可以看到决定当今城市肌理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力量，从“非正规”的人、活动、组织等现象揭示资本和政治文化运作思维，并捕捉当代人的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非正规性不仅是由穷人或者处于边缘地位劳工的活动组成，城市非正规性是自由化范式之下出现的城市组织逻辑。它是一种结构化过程，构成游戏规则，决定了个人与机构、机构与机构之间交易的性质。

什么是城市非正规性？

城市非正规性指城市环境中非正规过程的表现。非正规性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初期提出的“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概念，源自对1950-1960年代大量涌入城市的劳工的研究。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模型，用来解释新移民和他们的就业方式。城市非正规群体代表了“数量不断增长的失业者、部分就业、临时工、勉强维持生计的街头工人、街道孩子以及地下世界的成员。”

当以正规性为参照对象，“如果正规性是通过固定价值来运作，包括空间价值的映射，那么非正规性则通过不断协商价值、不映射空间价值来运作。”

从非正规性的操作化定义来看，它涉及贫民、劳工、空间等多个离散的主题，因而书中没有给非正规性划出清晰的边界。研究者通常以职业为标准进行区分，把理性化程度作为关键变量，非正规意味着传统、边缘。早期的哈特和国际劳工组织都是据此提出一套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对立话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群体也因此被划为非正规群体，移民、贫民窟住民等底层群体一开始就被明确地与非正规划上等号。非正规似乎在学术脉络源头就被赋予了贫穷和边缘的属性。

但就今天而言，不论以何种原则或者单位划分，它的范围和属性似乎都越来越多元且边界模糊：同一个体可能兼有正规与非正规两种工作，家庭单位内部丈夫与妻子也可能分属两边，非正规和正规部门同在一个经济联结体更是常见，而且以往的中产阶级也逐渐地不得不往非正规部门靠拢。一旦落到实体的、具象化的分析层面时，本书认为恰当的定义路径是在特定的区域和本土背景中才能最有效地说明非正规性的流动性。

怎样研究城市非正规性?

本书的三大主题部分回应了这一问题，分别是“自由化、全球化和非正规性”、“非正规性的政治学”、“跨国研究”。首先，如上文所述，非正规性在当下迅速问题化的前提是时代的变革，必须置于自由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加以理解。自由化是好是坏，它与非正规性到底呈现什么样的关系？自由化会给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带来种种现代化和冲突，会使新的非正规部门代替旧的非正规性；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原则可能对草根阶层造成不平等、排斥等问题，从而致使他们采取“安静侵占(quiet encroachment)”策略。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考量。其次，则是政治学视角。当自由主义力量进入国家，发展主义、民族主义、种族文化等过程相继浮现，多个主体围绕空间、中心与边缘展开资源争夺。加尔各答的绅士化、埃及的住房问题和以色列的种族和民族矛盾等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城市非正规性所表征的政治秩序逻辑。最后，从跨国视角理解非正规性。本书所讨论的既是三个不同地理区域的非正规性，也是不同区域类型的知识。每一个地方化或者不平衡的分布都暗含“他者”话语的存在，以一背景的话语去审视或诘问另一背景的话语思维，则会让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地理间的联系，最终才能够跨越地理界限，抵达更宏大、更深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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