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透过双赢表象，反思全球垃圾回收经济的复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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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双赢表象，反思全球垃圾回收经济的复杂逻辑

人类与垃圾的关系如何重塑了人类自己？ 

Catherine Alexander and Joshua Reno, 2012.Economics of Recycling: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materials, values and social relations, Zed Books.

Lawhon, M. (2013). Book review of Economies of Recycling: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Materials, Values and Social Relations. Economic Geography, 89(4), 435–436.

Source:https://www.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distributed/E/bo20842339.html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ecge.1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360e2524-d71a-11e8-a854-33d6f82e62f8

垃圾回收是将用过的物品和材料转换成其他东西而不是丢弃的过程。自1970年代以来，垃圾回收已成为环境改革的基石。垃圾回收并非新鲜事物，但是当代垃圾回收的新鲜之处在于垃圾全球贸易的巨大规模。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向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最大出口乃是垃圾。

中国曾是世界垃圾中心：中国塑料垃圾进口来源与累计进口量（1988-2016）

不过，自从2018年中国实行“洋垃圾”禁令以来，中国进口洋垃圾份额陡降，周边东南亚国家进口洋垃圾份额则攀升。

发达国家成为输出垃圾（即原材料）的来源，而边缘国家和地区则回收垃圾、为垃圾增值之后再向市场出售，往往重新售回发达国家——曾经熟悉的全球经济运作的经济地理模式被颠覆了。并且这与旧的帝国地理大不相同，即殖民地通常首先被掠夺原材料，然后被迫买回成品和其他增值产品。

垃圾回收成为当今全球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一般认为，垃圾回收有两大好处：经济节约与环境友好。环境与经济效益双赢理念成为所有相关政策着力宣扬的目标，也是吸引家庭和企业参与的关键策略之一。但是，通过物质回收实现资源使用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说法往往忽略了再垃圾回收之地和参与垃圾回收劳工所发生的状况。《垃圾回收经济学：物质、价值与社会关系的全球转型》(Economics of Recycling: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materials, values and social relations)一书所要讲述的恰恰是“双赢”循环经济政策表象下，多样的、不稳定的社会物质转型过程和多重价值的模糊地带。

本书由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凯瑟琳·亚历山大（Catherine Alexander ）和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的约书亚·雷诺(Joshua Reno)两位人类学者编辑，来自世界各国十几位学者参与撰文，他们分属于人文地理、城市环境与经济、人类学、社会文化学、政治经济、能源与消费等不同学科，共同关注 “垃圾回收”问题。本书的中心主题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原材料、物品、空间和从事垃圾回收人员的转变和重新估值。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诸多社会关系的塑造、劳动分化和政治经济过程都能够透过垃圾回收的全球和地方实践得以解答。

本书包含较为传统的垃圾回收故事，例如电子垃圾的流动和社区垃圾收集，以及垃圾和垃圾工人之间的负面联系。不过，即便如此，这些章节采取了新鲜的解释框架。例如，第四章将电子垃圾流向与国家规划不善造成的材料短缺联系起来，对电子垃圾的解释扩展到典型的正义和经济问题之外。类似地，第五章从垃圾的角度来探索城市政治，挑战发展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本书其他章节将垃圾和循环回收的概念推向重要新领域。例如，主导公众和学术讨论的主题——家庭回收——其实并没有主流叙述的那么举足轻重：即便所有家庭垃圾就此消失，它也只占垃圾的一小部分。在这种背景下，扩大视野对于理解垃圾及其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变得至关重要。

本书包含11篇与垃圾回收相关的民族志文章，分别被纳入“全球垃圾流动”、“垃圾劳工伦理”和“垃圾前身寻踪”三个部分。

本书第一部分“全球垃圾流动”，对商品链或全球生产网络感兴趣的经济地理学家来说，这一部分可能最有用。第一章关于纺织品垃圾、第二章关于废弃船只、第三章关于核废料，第四章关于电子垃圾，分别论述垃圾如何以复杂和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全球流动。

本书第二部分“垃圾劳工的伦理”为特定垃圾和回收场所的民族志研究，强调垃圾劳工个人、他们的工作与他们工作的对象之间的强烈联系感。第五章展示了非正规收垃圾者被视为合法工人的愿望，第六章里受访者认为工作是一项权利。第七章论述垃圾并不总是边缘的，而是可以借此将边缘地区置于核心位置。第八章将资本、劳动力和经济价值的抽象概念与受访者使用的框架进行对比。对一些人来说，“他们自身的活力与他们工作对象的活力密不可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劳动只是“释放了隐藏于工作对象里的资本的流动潜力”。

本书第三部分“垃圾前身寻踪”，将垃圾回收与特定物品的前身联系起来。第九章关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捐赠废弃物品的所谓“拯救经济”，考察从美国流向马达加斯加的医疗援助情况。第十章通过对警察如何使用垃圾的调查，反思家庭与公众之间的界限以及它们在法律语境下的相互作用，包括对使用家庭垃圾作为警察证据的深入探讨，以及对一个新领域——所谓下水道法医流行病学的讨论，这种技术测量下水道中的毒品量，从而能够产生关于毒品使用的人口数据。最后，第十一章讨论前苏联和后苏联时期家庭整修的观念。虽然这两个时期对垃圾的理解并没有明确分野，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需求和道德的变化会影响整修的方式和原因。

从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围绕垃圾回收制定的环境保护主义和经济政策之间衍生了极为不平等的关系，并且全球的垃圾经济交易也使地缘政治复杂化。富裕国家利用政策的可操作性空间再次实现了对贫穷国家的殖民，他们在不违反国家环境公约（环境正义运动反对向贫穷国家倾倒有毒废物）的前提下仍能开辟出一个隐蔽的庞大市场，让低工资国家成为垃圾和有毒物质的目的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举措之所以成功实际上也离不开贫穷国家的共谋，比如孟加拉的环境和劳工监管更为灵活，他们承接了报废船只的拆卸业务。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到全球，后殖民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从中获益，比如印度和中国。他们大量进口垃圾，给本国农村地区造成严重环境污染，面临着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道德谴责，即意味着其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也得应付这些问题，常见的应对方式便是将污染置于公众视野的盲区。

从劳工和垃圾回收的关系来看，本书提出有关中心和边缘的新解读。第三世界被异化和边缘化的拾荒者确实有之，如NGO组织和达喀尔政府将妇女变成清理垃圾和回收经济下的无报酬志愿者，使本来处于底层的她们劳动力贬值，更加弱化行动的能力。但另一面，垃圾回收经济的兴起也创造了新机会，里约热内卢的拾荒者，那些失去公共福利的居民积极行动为自己的劳动价值赋权，抵抗边缘化。作者分析不上台面的垃圾场、墓地、边缘工作者等，而他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是光鲜的市场、繁华的城市，权力中心和边缘互相依赖。边缘在多层面运作，实则拥有颠覆性力量。只是边缘内部也多样分化，最末端那部分人几乎没有机会共享成果。

从财产权和义务关系来看，垃圾回收利用给传统道德经济抛出巨大考验。起源于自由个体的身体属于他们自己的古典权利和义务观念，要求对客体对象有明确的边界和限制，如此才能声称主权。但是可以在水、空气、土壤中扩散的污染很明显不属于此范畴，义务的界定也就悬而不决了。四散分离的垃圾及其回收物品也同样遇到产权归属不清的挑战。

最后回归垃圾回收的核心：价值再造或再估值。物质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获得多重价值面孔，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为其赋值的垃圾从业者的劳动生活。不过对他们而言，可能是增值也可能是贬值。这也是本书力图展现的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我们改变了垃圾，垃圾也改变了我们。本书展示了研究垃圾经济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研究垃圾，而是因为人类与垃圾的关系重塑了人类自己。了解人类与垃圾的关系有助于人类了解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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