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的甜蜜时光转瞬即逝，错过的刺痛迅速消退，但掌控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所带来的意义光芒却持续照耀。Cal Newport, 2019. Digital Minimalism: Choosing a Focused Life in a Noisy World, Portfolio.
Source:https://www.calnewport.com/books/digital-minimalism/
网上乱逛无意中发现《深度工作：如何在分心的世界里保持专注》（城读 | 如何在不断分心的世界里深度工作？）作者卡尔·纽波特今年出版了新书《数字极简主义：在充满噪音的世界选择专注生活》，两书主题接近，《深度工作》主要讨论工作时不间断的联网所带来的问题，《数字极简主义》则关注这种超连接如何影响个人生活；两书结构也相似，都按“理论+实践”组织。第一部分讲理论，回答为什么在新技术层出不穷，不断改变我们生活的数字时代，我们需要数字极简主义这一技术使用哲学；第二部分讲实践准则，介绍数字极简主义的操作步骤。个人觉得第一部分更有意思，如果你理解和认同了为什么，那么尝试执行也就顺利成章。首先声明，本书并非反技术，不是所谓的卢德主义分子——指19世纪英国民间反对纺织工业化、破坏机器的社会运动者。据传是一个名叫内德·卢德的人领导了这场运动，他被称为卢德将军或卢德王。后人把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称为卢德分子。作者纽波特本身研究和开发技术，他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乔治城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他并不否认各种新技术的有用之处，但是反对商业公司操纵下日益严重的技术产品使用行为上瘾。21世纪的新技术例如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变化不但是革命性的，而且很多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将新技术添加到我们生活的边缘，然后某天早上醒来发现它们已经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核心。新技术日益支配我们的行为和感受，促使我们使用它们超过应有的健康水平，往往以其他更有价值的活动为代价。让我们不舒服的正是这种失去控制的感觉——这种感觉每天以数十种不同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如果不拍照发朋友圈就无法享受美好时光。这不是技术有用与否的问题，而是使用技术的自主性问题。人们并非因为懒惰而屈服于屏幕，而是因为商业公司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使这一结果不可避免。我们被高端电子设备公司和注意力经济集团公司推入这种困境，他们发现在电子工具和应用程序主导的文化里有巨额利润。崔斯坦·哈里斯曾是一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并做过谷歌工程师，他偏离了科技界老路，成为这个封闭世界中更罕见的角色：吹哨人。他把技术产品称为“老虎机”，揭露技术和产品设计如何“劫持“用户思想和行为。他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技术不是中立的。他们希望你用特定方式长期使用它。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赚钱的。”受哈里斯访谈的启发，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彪马叔(Bill Maher)在2017年5月的某期《马赫脱口秀》节目最后总结说： “社交媒体大亨们必须得停止假装自己是在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友好的技术呆子，承认自己不过是穿着T恤的香烟商人，向孩子出售上瘾的产品。因为，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不断查看社交媒体有多少点赞是新的抽烟”。彪马叔说如果烟草公司要的是你的肺，那么苹果应用程序店要的是你的灵魂。不仅是抽烟嗑药，技术使用也会令人上瘾。上瘾指一个人使用某种物质或从事某种行为会产生奖赏效应，这种奖赏效应形成一种难以抗拒的动机，使人不顾有害后果不断重复追求这种物质/行为的一种状况。行为成瘾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物质上瘾。赌博上瘾和网络上瘾是行为上瘾的两个典型例子。新技术特别容易导致行为上瘾。不过，与药物和香烟产生的高度化学依赖性相比，与技术相关的行为上瘾倾向于“中度”。中度行为上瘾会让你难以抗拒整天不停刷新社交媒体账户的诱惑。并且，新技术这些令人上瘾的特性不是意外，而是精心设计的产品特征。科技公司设计行为上瘾产品的两个武器：间歇性正反馈和对社会认同的渴求。自1970年代迈克尔·泽勒的啄鸽实验以来，科学家们发现，不可预测的奖励远比已知模式的奖励更有吸引力。不可预测性导致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一种调节我们渴望感的关键神经递质。泽勒的实验让鸽子啄一个按钮，会不可预测地释放食物颗粒，于是鸽子会不停去啄按钮。脸书在2009年推出“赞”图标以来，类似行为在大多数社交媒体帖子的反馈按钮中反复出现。获得点赞的不确定性让发帖和刷屏格外有吸引力。2017年秋天，脸书创始人之一肖恩·帕克在一次活动中坦率地谈起脸书的注意力工程：“开发这些应用程序的思维过程……都是关于:“我们如何尽可能更多地消费你的时间和有意识的注意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时不时给你一点多巴胺，例如某人给你的照片或帖子点赞或评论。我们是社会动物，永远不能完全忽视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在21世纪，新技术劫持了这种深层驱动力，制造了有利可图的行为上瘾——社交媒体发布内容，然后查看不可预测的反馈，动态循环。这是一个社会认同反馈回路，因为它利用了人类心理中的弱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自己失去了对数字生活的控制的原因：过去十年出现的热门新技术特别容易导致行为上瘾，导致人们过度使用它们，超出有用或健康的程度。这些技术都是专门为引发这种上瘾行为而设计的。上瘾性使用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个盈利甚丰的商业计划所致。这不是我们一开始想要的数字生活。相反，它们是在董事会中精心设计，服务于技术投资者群体的利益。我们目前对新技术的不安并不在于是否有用，而在于使用技术的自主性。我们因为各种微不足道的原因而购买设备和服务，然后几年之后，发现技术日益控制了我们时间的使用、感受和行为。微小的变化不足以解决新技术带给我们的大问题。我们希望改变的行为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而且它们背后有激发我们本能的强大的心理力量。为了重建自主权，我们需要的不是微小的调整，而是基于我们信奉的价值观，从零开始重建我们与技术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技术使用的哲学——数字极简主义。数字极简主义是一种技术使用哲学，把在线时间集中于少量经过精心选择和优化的活动之上，这些在线活动能强烈支持你所珍视的东西，并且很乐意错过网上其他的一切。数字极简主义者从他们的深层价值观倒推到技术选择，将这些技术创新从分散注意力的源头转变成支持美好生活的工具。核心问题“这是使用技术来实现我的价值观的最佳方式吗？”引导技术极简主义者小心优化技术工具为自己所用，而大多数人则盲目地随波逐流。数字极简主义者认识到，过多的设备、应用程序和服务分散了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造成了整体负面成本，可能会抵消每个单独项目单独提供的微小好处。梭罗在《瓦尔登湖》早就说过:“一件事的成本是指我必须用掉多少生命去交换的代价，无论是即刻交换还是长期付出“。梭罗告诫我们把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当作有形的有价物，并且永远要思考我们需要用生命中多少时间来换取占用我们时间的各种活动。“如果长期使用推特，你必须牺牲多少时间和注意力，才能从偶尔的连接和新想法中获得微茫的一点好处？并且这些成本还会复合增加。当你不仅活跃在推特上，还包括十几个需要注意力的在线行为结合在一起时，生活的代价就变得相当极端了。所以杂乱使用技术很危险。很容易被最新应用或服务提供的蝇头小利所诱惑，但却忘了我们所拥有的最重要资源的成本：生命里的每一分钟。数字极简主义者认为，决定一项特定技术是否支持他们所珍视的东西只是第一步。为了真正获得其全部潜在益处，有必要仔细思考他们将如何使用这项技术。不仅要关注使用什么技术，还要关注如何使用这些技术。数字极简主义者致力于更有意图地使用新技术，这让他们获得极大满足。这种满足感的来源独立于他们所做的具体决定，也是极简主义对其实践者意义重大的最大原因之一。数字极简主义技术哲学的核心是做出取舍：优先考虑有意图使用技术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不使用技术所失去的利益。意图比便利更重要。便利的甜蜜时光转瞬即逝，错过的刺痛迅速消退，但掌控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所带来的意义光芒却持续照耀。
1. 拿出30天时间，不使用任何可有可无的技术产品。
2. 在这30天里，探索和重新发现最满足和有意义的活动和行为。
3. 30天结束时，选择性地把技术产品重新引入你的生活。对于你重新引入的每一项技术，确定它在你的生活中的价值，以及你将如何使用它从而最大化这个价值
这个过程将帮助你养成一种新的数字生活，技术服务于而不是未经允许就颠覆你固有的价值观。正是在这种谨慎重新引入技术的过程中，你做出了有意图的决定，将你定义为一个数字极简主义者。
数字极简主义绝不是拒绝互联网时代的创新，而是拒绝如今成千上万的人使用这种技术工具的方式。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我靠推进数字世界的前沿而谋生。我为我们技术未来的可能性所震撼。但我也相信，除非我们努力控制自己的数字生活——自信地决定我们想使用什么工具，为了什么目的而使用，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否则我们无法释放这种潜力。这不是反动，而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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