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病一直在塑造着城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城市已经可见监控加强、去密度化和新社区行动主义。Jack Shenker, Cities after coronavirus: how Covid-19 could radically alter urban life, 26 Mar 2020, Guardians
Source: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26/life-after-coronavirus-pandemic-change-world
题图来源: 封城下的武汉，来源：AFP
城读按：本文翻译卫报2020年3月26日刊发文章《新冠病毒之后的城市：新冠肺炎如何彻底改变城市生活？》，作者Jack Shenker。沿着泰晤士河绵延1.25英里的维多利亚堤岸是许多人心目中典型伦敦的代表。英国早期的明信片描绘了维多利亚堤岸宽阔的步道和精致的花园。监督维多利亚堤岸工程建设的首都市政工程局(The 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称其为“一个繁华商业社会的宜人文明的城市景观”。但是，现在根植于我们城市意识之中的维多利亚堤坝完全是流行病的产物。若非19世纪一连串毁灭性的全球霍乱爆发——其中，单是1950年代初在伦敦暴发的一场霍乱，就夺去了一万多个生命——人们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城市需要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污水处理系统。而约瑟夫·巴扎戈特(Joseph Bazalgette)主持设计将废水安全排放至下游，远离饮用水水源的非凡的下水道工程可能就永远不会实现。
维多利亚堤岸的一艘蒸汽船，约1907 ；来源：Getty Images公元前430年的雅典瘟疫，推动了城市法律和身份的深刻变化；中世纪黑死病，改变了欧洲社会的阶级力量平衡，2014年席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埃博拉疫情，从古至今的流行病暴发揭示了当今高度全球化的城市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公共卫生危机鲜有不给大都市打下烙印的。随着世界继续为控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而奋战，越来越多人被限制外出呆在家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在城市出行和工作的方式，改变着我们思考城市的方式，不禁好奇这些改变有哪些会持续到大流行病结束之后，新冠病毒之后的城市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城市规划者将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人口密集化（城市更集中化的趋势，这被视为改善环境可持续发展关键）和人口分散化（这是目前用于遏制传染病传播的关键手段之一）之间明显的张力。麻省理工大学城市研究教授、联合国气候变化和城市项目高级顾问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观察道，“目前，我们正在尽可能减小人口密度，这有其充分理由。但总体而言，密度具有优势：密度越大的城市，能源使用效率也越高。因此，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公共卫生和气候这两个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会有冲突。”森内特认为，未来将重新关注为单体建筑和更大街区寻找设计解决方案，既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又不会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压缩的餐馆、酒吧和俱乐部里，但是鉴于纽约和香港等大都市令人咂舌的高地价，其成功还可能取决于重大经济改革。近年来，由于国内农村人口迁移，全球南方的城市持续增长，但是全球北方的城市却表现出相反趋势，更富有的居民利用远程工作能力，搬到具有更便宜房产和更高生活质量的小城镇和乡村居住区。贝恩咨询公司宏观趋势集团(Macro Trends Group)总经理卡伦·哈里斯(Karen Harris)将其称之为“距离成本的衰减”，可能会因新冠病毒危机而加速。日益增多的公司正在建立远程工作系统，越来越多的员工习惯在家工作。哈里斯说，“这种习惯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对大城市影响巨大。如果靠近工作地点不再是居于何处的决定性因素，那么郊区的吸引力可能会减弱；我们可能会走向这样一个世界，现有城市中心周围兴起广泛蔓延的“新农村”，而传统通勤带则逐渐消失。新冠病毒的另一个潜在影响可能是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强化。韩国是新冠肺炎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是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一成就可以部分归因于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包括颇具争议的绘制和公布感染患者的活动轨迹。在中国，政府在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科技公司的帮助之下追踪新冠肺炎的传播，并使用“大数据”分析来预测下一个传染聚集点在哪里出现。如果政府从新冠病毒得到一个教训，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诸如韩国松岛或深圳等“智慧城市”是更为安全的城市，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日后会投入更大力量，以数字方式捕捉和记录我们在城市的行为，与此同时，将监控权力交给政府和企业会引起激烈的辩论。的确，如桑内特所言，随着紧急灾难措施的常态化，甚至永久化，我们头脑里应该首先注意到潜伏着的威权主义幽灵的浮现。桑内特说，“如果你回顾历史，看看那些每逢危机时期（从法国大革命到美国的911事件)为控制城市而引入的法规，其中许多法规需要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解开”。在全球舞台上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加剧之际，从巴西到美国，从匈牙利到印度，在许多国家右翼民粹主义者当选，新冠病毒其中一个后果可能是排斥性政治叙事日益根深蒂固，要求在城市社区周围设置新边界，并由拥有法律和技术能力以及政治意愿的领导人加以监管。历史上，在每一次大范围传播的医疗紧急事件之后，犹太社区和其他被社会污名化的群体，例如麻风病人，首当其冲承担公众愤怒的后果。唐纳德·特朗普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这种可怕的寻找替罪羊做法极有可能成为本次大流行病后果的特征之一。然而，新冠病毒在许多全球城市的故事迄今为止非常不同。经过几十年的原子化，尤其是年轻城市居民，高昂的住房成本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不稳定而飘零，旨在为最弱势群体提供社区支持的互助团体突然激增，让不同年龄和不同人口结构的邻居走到了一起。耐人寻味的是，保持社交距离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拉近了某些人。这些群体是否能在新冠病毒终结之后存续下来，并对我们的城市未来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了什么政治教训。许多城市居民的脆弱性——不仅仅是因为暂时的医疗紧急状况，而是作为一种持续存在的现实——清晰地展露无遗，从缺乏足够社会照护的老年人到毫无经济缓冲可依赖的低收入者和自由职业者，但他们的工作却是城市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更强烈地意识到社会作为一个集体的整体，而不是分散个体的集合，可能会导致公众对于保护公民采取更多干预措施需求的长期增加——鉴于政府在新冠病毒暴发期间取代市场主导性的倾向，政府可能难以拒绝这种要求。私立医院已经面临压力，为有需要的人开放床位而不额外收费；在洛杉矶，无家可归的公民占据了空置房，并得到部分立法者支持。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逐渐遏制，这种情绪会逐渐消失吗？抑或是，对于这种将社区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的城市政策的政治支持——例如更严格的租金控制——会持续下去吗？我们尚不知道答案，不过，由于大流行病，我们城市内部迅速形成了新的、难以预测的联系，或许有理由乐观。“你无法‘不认识”已经认识的人，”哈里斯观察道，“而这通常是件好事”。桑内特认为，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城市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城市居民开始意识到他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渴望，”桑内特说，“即渴望更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并与跟自己不同的人建立联系”。这种城市生活性质的变化是否会如巴扎戈特的维多利亚堤岸一样持久，仍然有待观察。
城读 ∣城市阅读的记录
微信公共订阅账号“城读”，每周推送城市阅读笔记
关注我们，请搜索账号 CityReads
或长按上方图片，识别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