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和公共卫生教授大卫·卡特勒共同探讨城市应该如何应对大流行病加速扩散所导致的生存危机。Edward Glaeser and David Cutler. 2021. Survival of the city: Living and thriving in an age of isolation, Penguin Press.Andrea Caragliu. 2021. Book review of Survival of the city: Living and thriving in anage of isolation, 100(4), https://doi.org/10.1111/pirs.12622.https://www.penguinrandomhouse.com/books/669805/survival-of-the-city-by-edward-glaeser-and-david-cutler/https://rsaiconnect.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pirs.12622?af=R
城市可能让城市居民染病。自古以来，当人们密集居住时，疾病更容易传播。而疾病并不是伴随城市密度出现的唯一城市病。从索多玛和蛾摩拉开始，城市就被妖魔化为罪恶和犯罪的滋生地。尽管如此，城市繁荣依旧，因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创造、创新、财富和联系不可或缺的引擎，是编织文明肌理的织布机。但是，现在城市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期间，城市变得静止，因为多数人在家工作——如果他们还有工作的话。正常社交活动被迫停止。这些变化会是永久性的吗？数字技术的进步意味着许多人可以选择离开城市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局。人们果真会如此选择吗？我们是否处在一个后城市世界的边缘？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和公共卫生教授大卫·卡特勒在合作出版新书《适城生存：在隔离的时代生活与发展》中提出，城市生活将继续存在，但个别城市面临可怕风险，而城市失败的浪潮将是灾难性的。就亲密性和激发灵感而言，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城市。大城市需要善治，而目前的危机暴露了城市与良好治理目标的差距。无论是否发生大流行病，都有可能将一个城市逼入绝境。格莱泽和卡特勒研究城市的历史演变，并展望可能的城市未来。蓬勃发展的城市与无法蓬勃发展的城市有什么区别？美国医疗保健和教育的严重不平等是影响城市未来的薄弱之处；解决这些问题将是避免城市公共健康螺旋式下降到更黑暗之地的关键。本书论述关于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驯服这些弊端的斗争。瘟疫在全球贸易和旅行的网络中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在城市拥挤的空间内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它们是密度最可怕的恶魔。但交通拥堵、犯罪和高房价也是城市生活的常见伴侣。这些弊病已经发酵，使城市变得不那么宜居。该书触及区域科学研究核心的许多有趣问题，并提出无数可能的研究领域。例如：建立在物理空间邻近性基础之上的城市是否会消亡？当前和未来的大流行病所带来的威胁有多严重？城市是否能够恢复前新冠疫情时代的生活方式？技术变革是造成西方经济不平等发展的主要原因吗？城市会消亡。地震和入侵注定了克诺索斯的命运，这座强大的克里特岛城市曾经容纳了古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城市会衰落。今天的克利夫兰、匹兹堡和利物浦都比1930年代时要小得多。城市的胜利从来没有保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城市衰落主要来自于去工业化，工厂的工作岗位从底特律和格拉斯哥等昔日老牌工业城市流出。但是，不受控制的全球大流行病对城市世界的生存威胁甚至更大，因为促进传染病发生的空间邻近性是城市的本质特征之一。一个通过空气传播的大流行病不仅对城市健康构成威胁，也对雇佣了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城市服务经济构成威胁。城市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对历次瘟疫的胜利。第一批人类定居点的准城市居民不如他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健康，部分原因是传染病造成的死亡在密集地区更常见。城市长期以来依赖来自农村的移民来替代死者。直到1940年，疫苗接种、下水道和抗生素使城市的预期寿命赶上并超过了农村的预期寿命。2020年，城市人比农村人活得更长，而且城乡死亡率的差距在扩大——至少在大规模传染病重新出现之前是这样。不幸的是，新冠疫情不太可能是一次性的。随着全球流动性的提高，实际或潜在的全球大流行病变得更普遍。本书讲述了历史先例。罗马曾经成功度过了几次重大危机，繁荣持续了一千年，但罗马最终在外部威胁和内部弱点之下衰落了。罗马人口从公元100年左右的100万人下降到900年之后的3万人。无独有偶，长期作为西方文明灯塔的雅典，在公元前430年的鼠疫流行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这一灾难性的后果之后，雅典与宿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再也没能完全恢复昔日的地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这场灾难是如此势不可挡，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变得对每一条宗教或法律规则都漠不关心。黑死病在公元541年的不稳定时期袭击了君士坦丁堡。它首先导致了政治混乱，然后导致了几个世纪的农村贫困。相比之下，屠杀19世纪城市居民的瘟疫，例如霍乱和黄热病，并没有阻止纽约、巴黎和伦敦的发展，部分原因是这些城市团结在一起，强大的领导力使它们具有韧性。它们集体投资于强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如纽约的克罗顿水渠和巴黎下水道，使城市更加安全。传染病是2020年美国城市生活最明显的威胁，但它不是唯一的威胁。一个城市困境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包括过于昂贵的住房，因城市化而产生的暴力冲突，持续低水平的向上流动，以及残酷的种族歧视的警务和对轻微毒品犯罪的长期监禁的愤怒。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下因素：对社会交往的恐惧；企业倒闭；公共债务的飙升以及随之而来的为未来投资的资金减少。所有这些都导致我们对未来城市生活预期的恶化。其中部分因素与城市的结构性有关，但另一些因素则是过去一年发生的经济后果。前者包括信心和信任的减少，这是获得城市生活的结构性特征即物理空间邻近性好处的关键先决条件。后者包括商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关闭，财政救济措施支持最可能被关闭行业，从而导致公共债务增加。研究显示，由于地方性或全球大流行病导致的信任下降会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例如，意大利作家曼佐尼的一部文学杰作，以1628年西班牙统治下的米兰为背景，该书严厉批评了米兰居民对于反复发生的瘟疫的妄想态度。因此，为了恢复疫情前的信任水平，同时也为了对未来可能危及信任和社会交往兴趣的事件做好准备，我们仍需要做很多工作。城市是让面对面交往更为容易的地方，但恐怕经过这次疫情，我们再也不会把曾经轻而易举的事情诸如泡吧、看尤文图斯比赛或去斯卡拉大剧院看戏视为理所当然了。这可能是2020年春以来采取封城措施最明显的经济后果。依赖社会互动的城市低技能服务经济行业首当其冲。裁员几乎立刻发生，特别是就业高度流动的行业。企业倒闭的风险与预期危机持续时间长度呈负相关。小企业财务状况脆弱，手头只有几周的现金；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政府救济计划。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美国有3200万人，亦即就业人口的20%，在零售业、休闲和酒店业工作。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11月之间，美国五分之一的休闲和酒店业工作岗位消失了。在2019年第三季度和2020年第三季度之间，英国住宿和餐饮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14%以上，在该行业仍保有工作的人中，有22%的人被停职。假如世界上所有面对面的服务工作永久消失，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全球经济，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2020年5月，美国近70%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就业者转为远程工作，2020年11月，48%的人仍在远程工作。即使今后面对面的工作回归，公司和员工对固定地点的依赖性已经降低。受过良好教育的远程工作者可能会重新考虑他们对住房昂贵、通勤痛苦和充满政治争斗的城市的承诺。不幸的是，技术并没有为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创造一个退出的选择：2020年5月，只有5%的不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在远程工作。在疫情发生的最初几个月，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了封城措施，启动了救济基金，公共债务出现巨大飙升，下图显示亚太经合组织部分成员国一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
几个OECD国家的政府一般债务占GDP比重，1995-2020
城市的未来是否黯淡？如果我们看一下城市土地租赁市场，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发达经济体中，住房价格都在不断增长。下图显示了2020年1月至2021年（2020年1月=100）期间美国部分都市区的住房价格指数的季度增长。图a显示的是较小的城市地区，图b显示的大都市地区，两者都经历了住房价格的上升。
格莱泽和卡特勒的书以乐观的口吻结束。“一个希望多于恐惧的未来”。尽管有各种潮流冲击城市，但城市顽强持久。总的来说，1700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仍然屹立于今天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列，例如北京、伦敦、东京和伊斯坦布尔。城市具有几乎不可能复制的结构优势。人和公司的奇妙组合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特别是服务业岗位，这在低密度地区是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真实的、面对面的接触——弥足珍贵。每当封城放松时，人们就会冲出去与其他人联系，不顾健康后果。城市最重要的礼物是，城市使我们能够彼此接近、学习、社交、联系和集体欢庆。人类不会离开这份礼物，特别是如果城市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不受恶魔的困扰。
城读 ∣城市阅读的记录
微信公共订阅账号“城读”，每周推送城市阅读笔记
关注我们，请搜索账号 CityReads
或长按上方图片，识别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