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运动，从特区到自贸区

此所谓圈地运动，与“圈地运动”的出处关系不大，似是而非或偶有勾连，为文者自行免责。

发生在12世纪并贯穿于14、15世纪的英国并蔓延于欧洲的“圈地运动”，其中有几处有所仿佛，一是土地由零散到集中；二是议会或政府圈占；三是所谓地租级差——在我二十多年前为当时主持的“中国基金论坛”写工作日记时，将地租级差引入产业投资基金辅导手册，认为产业投资基金之基础设施建设（当时对产业投资基金的定义范围，就是创业投资、企业并购、基础设施建设），即投资将生地变成熟地或半生不熟，谋取地租级差。

我在撰述有关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在中国的缘起时，赋予改开以特区、开发区等为点与线、片与面模式为中国式圈地运动，以一首最著名的歌词如一位老人画了一个圈------，即是对此圈地运动的标准注释。当然，世界上尚未发现有哪个国家，会发生一个人具有如此画圈之毋庸置疑的能力，以此作为我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之极权原理、家长所有制规律、虚拟理论非常典型的案例，解释当饶有兴味。

中国改开以特区、开发区、开放城市掀起第一轮以点带面、以线连片的战略部署，如此上行下效，掀起一轮自上而下的不同级别的从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甚至到乡级的开发区，随之带动土地涨价、耕地红线以及房地产业经济的如火如荼，如今数十年过去，废弃的厂房和开发区以及残垣断壁、烂尾楼群等等，时有所见，特别是在偏远内陆区域。

第二轮是各类新区以及带区、湾区的先后涌现，政策驱动市场化模式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政策风险指数以行政部门极权倾向、产业对外依存度、货币投放和信贷分布作为评价评级指标，试图对其进行绩效和风险评估，在连续数年后业已停止该项课题研究。

自2013年至2020年，我国已经先后设立21个自贸区、分布在全国21个省份，以后还会有多少自贸区，或者被新一轮其他“区”替代？

特区以及开发区包括沿海、沿边等开放城市，始于中国改革开放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在原有体制框架基础上进行改革和突破，所以特、开发、开放以及实验、试验，似非常必要。在改开四十年过去后，既然中国大局既定，积累了丰富成熟的经验，已无须再去摸着石头过河。而仍然采取以特驱动模式的实验和试验，由此形成一场一场局部的运动式“创新”，是否加剧区域间均衡发展矛盾和不平等？

第一轮四个特区，包括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厦门市，如今这四个特区除了深圳之外，其他三个特区已成无特之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有14个，分别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如今在以特驱动之以点带线的“圈地思维”仍然屡试不爽——各种“区”划，即以区为规模单位的圈地运动：圈内圈外最明显，即随政策如影随形的就是一轮“地租级差”的投机机会，如此所有的老百姓都已经习以为常。

从最早“圈地运动”使得深圳特区当地“土著”一夜间被天上掉馅饼纷纷集中，到之后及如今全国各种“区”的“圈地运动”，由此所产生的“地租级差”已成日常现象：由最早的深圳之边防线即内线铁丝网和海关的事实“圈地”，到如今看不见的区位线或实际地标，对一件事儿、一个或一个群体之不同待遇、不同差距或不同对待，无处不彰显“圈地运动”之圈内圈外等级性差异。

假如将改开四十年的“圈地运动”做地理史分析，会发现不同深浅、不同大小的圈地之圈线重合，其实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被“圈”过的区域。随着此“圈地运动”的频繁和重合，人们已经越来越迟钝其间地租级差可能的投机机会——这次自贸区的扩容，就有诸如“会不会以后村村都是自贸区”的段子。由此可见，人们对政策特授特殊利益这一模式，所能发挥或带来的投机性，已趋于另类“理性”：政策投机，已经成为一种价值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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