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想能力——论计划思想的缘起

中国只有文人传统而无思想传统，文人传统就是依循，思想传统则是质疑。前者可以不问为什么不断重复是什么即可；后者则以究竟为什么而为立身之本。

所谓西方文明如今兴盛席卷世界，缘于其先哲们不厌其烦、无休止地解释世界，并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发现真理，真理启发认知而延伸解释——有关世界、有关宇宙、有关生命本身，才会如此环环相扣、自证互证辩证认知的逻辑链条。
唯有不断地究竟为什么，方有思想能力的锻炼机会，唯具思想能力，生命才会更智慧。抑制人们究竟为什么，以计划思想的方式，钳制并为思想能力设置种种限制，则是对人类思想能力的钝化和生命具足智慧的愚劣。
西方文明之文艺复兴的伟大之处，即是如布鲁诺做为思想自由的殉道者，破除了人们对专制思想的迷信，并以此杜绝以言获罪而成执念。
而在古老的东方，思想者无立锥之地，思想异端者首先被等级礼制道德钳制，成为共愤至人人得而诛之，然后面对自上而下的制裁。
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思想者，只有文人，因为思想者必须选择远离群众即远离等级道德钳制的风险，方可呼吸自由思想的空气——所谓隐士，即是如此“土特产”。

文人有传统但没有思想系统，传统可以依师承而传递，但大多照猫画虎；思想传统则以其连贯性而推演，并以发现其中的破绽而进行传统革新。都是传统，一个越描越黑越走样，因为任何所谓推陈出新，都意味着对师道的不敬；一个则不断蜕变，不断将内核放大而在自我革命过程，不断丰富和完善遂成学科体系。文人传统和思想传统之间，皆因生存信息或能量环境差异，孵化不同的思维模式：文化传统亦有天马行空的“思想自由”，但其是有约束的“思想自由”即由等级意识“预设”的自由或天马行空；思想传统很单纯，思想自由即思想自由本身，自由因限制而彰显自由的重要，当自由不再被限制时，自由是无力的或者不再是问题——比如当一个人置于一个独立的空间，任其天马行空或胡作非为，他最终则会发现自己根本无所作为。所以，自由思想的价值在于限制程度。愈加限制，自由思想的张力则越强大。思想自由的挑战，在于思想能力的优异，文人传统和思想者传统，都有思想自由的需求，前者自动回避与现实冲突；后者则从现实困惑开始。思想自由的目标以及最终的目的，结果大相径庭。

假如没有文艺复兴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之后的科学传统更新以及工业革命和一次次的科技创新，则无从谈起；假如没有五四启蒙运动，民国就不会形成并集中涌现如今我们仍需仰望的大师。遗憾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使思想自由成为传统；五四运动之后思想自由非但没有成为传统，由此完成对文化传统的更新，随后就消弭于混战或政权轮替。某种意义上，之所以出现新政权轮替力量，同样得益于五四思想运动，使得各种主义得以纷纷登场，新旧轮替才有形成和壮大的机会。

思想以及思想能力，对于人类进步有多重要，由此即为明证。

从这一点切入，还可以解释所谓儒释道同样是文人传统的滥觞，而非思想或思想者传统，譬如佛教为什么最后会在中土落地生根，不在于起初多高明，而在于非常恰当地满足了文人传统的需要：在儒释道三者之间，寻找自己的“思想自由”的空间，所谓隐士，无论大隐或小隐，最终要有一个“隐处”，即思想自由之处即灵魂栖息地。文化传统需要有个“思想自由”的领地，将思想自由发挥到极致，同时又可以与现实不生冲突，现实即体制传统。所谓出世或入世，就是如何与现实之体制传统妥协或相处，为思想自由与计划思想之间，提供一个缓冲地带或者工具性的选择。所以，所谓隐士或者出世入世，这些在西方文明之无以理解或其根本不存在。

本有一个小节：思想者、道德或隐士。暂且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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