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势倒逼：中国的变革逻辑

危机之危险与机遇以及从危险境地见机会或机遇，是中国自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历次变革规律。通过运动战、游击战之形成波浪式运动、游而不击或各个击破以及歼灭战等等形式，集聚和制造危机，大乱达到大治，同时通过运动解决危机或化险为夷，展示其高超的斗争技巧。

假如说很具体的对手对局，具有所谓胜利的目的地或目标存在。胜利之后，所采取的任何运动或斗争，业已失去的明确的方向感，犹如脱缰的野马，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及何为结束：这就面临着随时失控的可能。

危即大乱，机即大治，农耕族群最著名的大乱，莫过于春秋战国，发生在公元前的704年到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长达480年之久。在此之前，是公元前的1100-704年400年间，大周分封天下和礼乐治国。再往前也就没法推了：因为依据大乱达到大治，周朝是之前大乱达到大治的“结果”。

但是，春秋战国这么长时间大乱之危，并没有迎来大乱达到大治：大秦尚未消停，就是陈胜吴广、楚汉争霸，之后始乱始治，再一次出现了一个400年强盛王朝之后，或乱或治已由族群内部，转移到外族入侵——并非全然如三国演义开卷：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自那时起，假如说以汉民族以及华夏领域为“中国”的话，之后已经步入与异族融合，尽管汉族群顽强抵抗，但最终没有抵挡得住异族皇权侵占。所以，直到如今的“中国”这个概念，仅仅是地理或区域为特征：谁最终获得皇权或做了帝王或家长，“中国”就归谁所有并重新为其定义——而这一切朝代更替，仅仅局限于家长阶层即皇权等级范围以内，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老百姓仅仅是“中国”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或子民，依循家长所有制，生杀予夺全由家长或皇权说了算。

以上简述，概要说明农耕族群之安居乐业，仅仅寄希望于家长阶层或皇权等级阶层的恩赐，只要不折腾，安居乐业就有望；一旦内乱于谁当老大，这安居乐业就会泡汤。所以，不折腾，既是普通老百姓的侥幸，也是家长阶层特别是大家长即皇帝的真实意愿。

我之所以以家长所有制定义一个群族管制特征，不但基于自下而上然后自上而下的家庭及家长所有制同构，同时也具有意愿趋同的普适性：在社会底层的家庭内部，家长对爱折腾或不那么顺从家长钳制的家庭成员，视之为危险份子；在社会顶层及家长阶层顶端，皇帝同样也不希望或戒惧于大臣甚至儿皇帝梯队的爱折腾倾向及其行为。

但是，由于家长以及家长阶层之所以成为家长，盖因为可以享受与众不同的特权利益，我在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有一“定义”：特权是特权拥有者的终极商品，等级的等级占据者的交易资格。特权以及等级，成为农耕族群内乱的渊薮或根源——此为自下而上的逆势倒逼，假如谁想在此大乱达到大治，消灭特权或绝对平等，自然会得到普通老百姓的绝对拥护。只是，一旦尝到特权并享有等级的好处之后，又重新回到大乱的原点：如此周而复始。

家长所有制规律使然，特权和等级是其得以存在和价值效用的根本，之所以出现变革，皆因为特权和等级的行权或彰显过度，特权或等级张扬的同时，则是民间即非特权或非等级阶层的利益受损：利益受损程度以及差距过大，自然会产生大乱的风险。既得利益者和等级暂居者，要想获得“大治”，就必须进行变革：向利益受损方进行特权权益的让渡、等级平抑的昭示——逆势倒逼，由此得以风险对冲。

这也是每一次变革，都是倒逼使然，一旦有缓冲，马上故态复萌。而变革的深度，则取决于倒逼的强度。

家长所有制决定了家长对家庭内部的绝对控制以及其极权性，即从根本上拒绝或排斥其他家庭或家长可能产生的影响力或干预。所谓变革，仅仅是为了风险对冲，而不是真正出于特权的放弃和等级的削弱。所以，一旦出现其他家庭或家长，特别是以去特权化和去等级化为趋向，即会招致本能的拒绝和反对，包括对其影响力深度扩展的防范。

此时，由下而上与由外而内，会形成双向逆势倒逼：无论是出于风险对冲的权宜之计，还是为了抵消或消弭被外界影响的不安因素，就不得不进行变革。

同时，这也是与其他家庭或国家对垒而不是深度融合的必然性：这是一场维护家长所有制的保卫战，爱国主义就是爱家庭，爱家庭就是爱家长。家长所有制，与此的次优选择，就是大家各自在各自的家庭里做老大，互相不干预和不影响。但家长所有制规律使然，没有一相当老大的家长，会自动放弃做更大家长的机会，没有机会创造条件也要获得机会。

世界，只要有国家存在，注定脱离不了为争当老大而撕逼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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