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想害朕”以及阴谋论的起源

大抵是从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之类的开始，人们开始进入戏说历史，宫廷剧就是历史脚本，此亦为“国学”的底色或国学成为显学的缘起之一，其他就是金庸江湖演义、百家讲坛。底色或显学，就是之后或以此再去看历史或者所谓研究历史，都不自觉自带有色眼镜：历史就是宫廷勾心斗角+江湖恩怨情仇；于是越来越多好事者，开始以此对历史或者传统文化发生了兴趣，发现贩卖“历史”或“传统文化”是一门好营生，既然可以谋生发财同时道貌岸然，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产品标签或商品符号：“国学”，作为品牌营销，满足了好面子或者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者的需求，实在是国民性“量身定制”。

“正版”的历史是严谨、克制、枯燥的，非达到一定程度而难以体会其中的趣味，真正的历史对于大众而言，既不好读也更不好玩儿；“正版”的所谓传统文化，同样也是慢功夫，是沉潜的、较真儿的、拒绝轻浮的，由此形成自然而然的精神品级。

现在的历史或者传统文化，已经被贴上“国学”的标签儿。国学，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但凡国学香火弥漫之处，必有浓浓的江湖味儿，譬如拜码头、讲师承、收徒弟、三叩九拜等等。

历史是一丝不苟的，传统文化是一尘不染的。前者说明其不能欺天欺地欺既往，是要对后人负责的，这一点想到有一次拜访季羡林先生，我说您所知道的“古文”，全世界已经没几个人知道了，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季先生半晌没吭声儿后说，这真是个太过严肃的事了，我要好好想想；后者说明传统文化之“一尘不染”，意味着不能由后人任意添枝加叶，要“原汁原味”，承上启下要经得起逻辑推敲，不能任由自己随意想象或胡说八道，而祖宗又不可能跳出来和你辩论，特别是甩锅给先人，这不仅是辱没祖宗也是一种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古人与今人，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戏说和好玩儿做书脊的国学，等于将历史或传统坠落到凡间，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可解读，从而也是历史或传统成为戏子或人皆可夫。戏子不等于戏说，戏子有职业操守，戏说或好玩儿不需要操守，也把客人逗乐或咋呼住就是唯一。假如说四十多年前是对历史或传统的群族性糟蹋或践踏，三是十年之后的今天，通过戏说或好玩儿的国学，则是对历史和传统的刻意调戏和亵渎。

“有人想害朕” 之所以成为国民性“共识”，就是人人都可以以为自己就是“朕”。在一个人人皆是朕的群族，“有人想害朕”不是阴谋也是阴谋，因为“有人想害朕”毕竟成不了上台面的议题，肯定是“朕”做了太多对不起臣工或得罪于人的事，又不敢正大光明说出来。所以，总觉得“有人想害朕”。这么时间一长，就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习惯，但凡看见任何事任何人，对方都不怀好意、都别有用心，都是“有人想害朕”。

既然每人都是朕，就要有个朕模样，谁见过“朕”？一万个人的心里有一万个“朕”，戏说里的朕，都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朕”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多少国人就有多少个“朕”，都可劲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朕”，不受一切约束，谁要想约束朕，就是“有人想害朕”。

因为不容许“有人想害朕”，所以，“朕”就会疑神疑鬼，把一切人或事视之为阴谋；只有满足或纵容自己是“朕”，那才是阳谋。除此之外，全是阴谋。所以，在“有人想害朕”的集体无意识作用下，这个世界就是阴谋本身。 

如此，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了“朕”与“朕”的关系。每个人都把对方当成臣子或不怀好意的对象，都随时面临“有人想害朕”的可能性，这就是国民性的镜像。与此同时，每个“朕”都想方设法使得“朕”的价值最大化或真正成为朕的可能，就要有独立王国：有多少个“朕”，就有多少个“帝国”。为了维护“朕”的威严，以及朕说了算的天下之独立完整性，自然选择封闭而每个人（朕）心里高筑长城：“朕”，生活在自己的阴谋世界里。

当每一个人怀揣着一颗“朕”的心，已经不再具有普通人的思维，除自己之外，其他都是臣或手底下人。臣或私底下的人，既是被自己役使的奴才，同时也是随时可能阴谋害“朕”的坏人——这就是“朕”的阴谋论观。

疫情提供了一个国民性的镜子，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朕”的模样。朕，会反省吗？君子才会反省。“朕”，正在忙于看谁想害“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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