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E 2018 | 王勇：我与新结构
我与新结构
王勇
很快就要迎来2018年12月14日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成立庆典活动，后面紧跟着15-18日四个整天的第四届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而在13日全天则是新结构院与新经济思维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前后将有好几百人参加。作为这些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与参与者之一，我与新结构院的其他同事们、学生们一样，进入了会议准备工作的各项最后冲刺阶段。如果每天有96个小时该有多好啊！估计大家此时都有这样的想法吧。 其实，这种超级忙碌的感觉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自2015年北大访问一个月，见证当年12月14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开始，我的工作与生活就进入了一种“新结构”。特别是2016年7月我全职回到北大工作以后，就开始了全然不同的节奏。
我与“新结构”的缘分，或许从二十年前我还在复旦大学读本科二年级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因为我偶然参加了一个讲座，在3108教室，而做那场讲座的人名叫林毅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老师，也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林老师讲座内容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当时的我估计也理解不了），只是清晰地记得3108教室的所有窗台上居然也都挤满了站着的学生。之后，我去北大CCER读硕士，去芝大经济系读博士，去香港科大经济系工作，去世界银行工作，再回到北大参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创建工作，冥冥之中一直追随着林毅夫老师的脚步。我很幸运，因为在这一路上除了亲人以外，我还遇到很多关心我的师长、同事、朋友、学生。我很幸运，因为我与他们一起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很幸运，因为我有机会与志同道合者们一起推动新结构。
很高兴地看到，在林毅夫老师的带领下，不到三年，北大新结构的全职同事从当初的寥寥几个人迅速壮大到如今四十多人，今年秋天第一批研究生已经入学，各地新结构经济学合作中心纷纷成立，各种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与政策活动在国内外积极开展。在很多意义上，北大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全新类型的学术机构。我们这个所有同事平均年龄只有30.77岁的年轻机构，正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推动一件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事业，而且新结构的同事们几乎每个人都为此“努力到无能为力，奋斗到感动自己”。
心中虽有万语千言，但是无奈时间所限，无法再去细数过去的点滴。就让我附上去年出版的拙著《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一书的第一章导论作为本篇“我与新结构”的 结语吧。希望这篇导论能够帮助更多人开启“我与新结构”的精彩人生。
2018年12月12日凌晨于北大燕北园
附录：《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第一章（导论）
如果从1996年进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读本科开始算起，迄今为止我学习经济学已经超过二十年。现在呈现在读者您面前的这本书《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我的第一本独著。它基本涵盖了我对新结构经济学与很多相关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这次能够结集出版，对我意义非凡。
本书收集的主要是2008年以来这十年，我在各类财经媒体或者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的学术性杂文与随笔。出版本书, 我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希望这本书能够以相对通俗易懂的非专业学术语言向广大经济学爱好者与研究者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以及在具体现实与政策问题上的运用；第二，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澄清当前在国内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普遍存在的若干重大误解；第三，希望在介绍与澄清的过程中，我能与读者一起思考、一起总结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缺点与不足，从而对未来的的学术发展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与研究思路。
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
“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词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来，发生在林毅夫老师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之际。更确切地说，是在2009年6月2日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资深经济学研讨会期间，林老师作题为《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的报告时首次明确提出的。后来该文的英文稿于2011年发表于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的第26卷第2期，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纲领性的奠基之作。新结构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主要研究的是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动态内生变化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含义，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自二战结束后作为独立领域诞生以来的逐渐兴起的第三波发展经济学的思潮。
新结构经济学诞生的时代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这是继192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上世纪的那次大萧条催生了强调“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对传统的市场理论提出了尖锐质疑与挑战。而2008年的这一次危机，也迫使整个学术界对于现有主流理论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并至今仍旧占据学术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学术思潮的反思。比如，我们认识到在过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金融问题在整体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也不足。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学中，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面对拉美与东欧改革的失败，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现实的发展与主流的理论之间的背离与矛盾越来越突出。譬如，2008年世界银行花费六百万美元历时两年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长与发展报告》，全面回顾与评价现代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并促进世界上各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绩效方面究竟起到怎样的指导作用。联合撰写这个报告的有三类专家：一类是包括Robert Solow，Paul Romer等人在内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权威学者，一类是包括周小川在内的各国从事政策制定的财经高官，另一类是多位著名跨国企业的老总。由学、政、商这三界的国际精英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我们知道得太少了，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的作用太有限了。
2008年6月，林毅夫老师正式到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总部报到，担任高级副行长与首席经济学家，成为第一位担此要职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很快，林老师眷顾，邀请我2008年暑假到世界银行去实习，与他一起合作写论文。当时，我还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博士，当年秋天就要上市场找工作，所以正在紧张地修改自己的求职论文。但我还是当年暑假就来到了世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第二天美国NBC做了转播，而我和李志赟师兄就是在世行一起看的当晚的电视转播，觉得开幕式整体非常惊艳。那个暑假，我开始与林老师和短期到访的鞠建东老师一起合作酝酿一个具有多个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这个研究与我的求职论文虽然都是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模型。当我一开始着手建立修改这个模型，特别是有了林毅夫老师和鞠建东老师的指点、讨论与合作之后，我就发现我已经停不下来了，因为实在太有意思了。我不断地推迟返回芝加哥大学的日期，尽管理性告诉自己其实应该早点回去继续认真修改我的求职论文并准备上市场。
这篇与鞠建东、林毅夫两位老师合作的文章，最后几经曲折终于发表于2015年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题目为《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讨论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本身如何推动产业不断升级、结构不断变迁。它提供了一个刻画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在静态和动态上决定产业结构及其演化的增长理论模型，应该说这是新结构经济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为了将林老师之前一直所说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H-O模型更好地区分开来，我们这篇文章里特意考虑封闭经济，从而关闭了H-O模型中依赖于国际分工的机制。
虽然我很早开始就一直将经济增长理论作为自己的主要学习和研究领域，但是经济增长理论包罗万象，其中我对于结构变迁(structural change)，或者有时又称为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这一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流分支文献的理解与学习，最初却是从写这篇论文才真正开始深入的，因为都是关于多部门非平衡增长的动态分析。在与林老师的讨论中，我也经常反复不断提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结构转型与结构变迁的文献，反复讨论我们的文章机制与现有结构转型文献的区别，是否这对于林老师最后决定选择“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称在潜移默化中也有一丝丝边际影响呢？呵呵。
当然，林老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分析框架和基本理念，绝对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建立在他之前就有的长期的现实观察与理论思考之上的。我个人认为，要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前世，有三本（篇）著作必须读。
第一本是由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合作的著作《中国的奇迹：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由上海三联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老师与两位合作者首次系统地提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此重点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为何经济绩效如此不同。林老师并不满足于当时绝大多数主流学者所提出的这只是因为“计划与市场”、“国有与民营”的差别所导致的这个标准解释，而是更进一步，分析“计划与市场”、“国有与民营”这些制度差别本身是如何内生出来的，它们之间经济绩效之所以有差别本身又是如何内生出来的，从而将理论分析进一步推进到要素禀赋结构与发展战略的层面上。
第二篇是林毅夫老师根据2001年在芝加哥大学 D Gale Johnson首场年度讲座为基础，在2003年发表于国际学术杂志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上的文章《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中文版以《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发表于《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一卷第2期。在这篇文章里，林老师首度提出viability（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指的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所使用的技术的资本密集度是否与整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如果宏观上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在微观上就会建立、扶持与补贴那些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包括大量的国有企业。这就为以前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在企业微观基础层面的对应理论概念。这个概念非常有用，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在不同的宏观发展战略下，企业行为与政府对企业的相关干预行为是如何内生、如何不同的。
第三本是林毅夫老师以2007年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为基础，后来由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著作《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这本著作中，林老师进一步将视野从中国扩展到全球，从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讨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经济学国际思潮如何影响各个国家的政策选择、制度安排与微观企业行为，从而导致宏观发展上的不同绩效。我觉得，写作这本书的思考过程也为林老师2008年6月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更系统地思考国际层面的经济发展与政策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准备。
当然，肯定有不少读者觉得时间宝贵，希望能更直接地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现状。如果想从总体上比较深入地了解新结构经济学，并且是接受过经济学硕士以上课程专业训练过的读者朋友，那么我建议可以先从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一书开始读起。2011年的英文版可以从世界银行网站上免费下载。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学术观点
很多学术界的朋友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相比，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有哪些学术上新的创见与洞识？
这个问题极其重要，答案我相信是会随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专。探索将永无止境。林毅夫教授对此问题的回答在其多本专著中都有重要论述。就我个人理解，到目前为止，在理论层面上，新结构经济学可能至少在五个比较重要的方面的见解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的想法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五点归纳在本书的第一章的第一篇论文《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中。
如果是比较喜欢通过正规的数学模型来更加严谨地认识与讨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我建议不妨可以从前面提到过的由林毅夫、鞠建东与我合作的发表于2015年JME的那篇论文开始讨论。那篇论文主要是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解释内生的资本积累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是如何决定该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的动态变迁与宏观经济增长。该模型是假设满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无摩擦新古典环境，所以市场均衡已经是帕累托最优，不需要任何政府干预。这个模型可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模型框架，讨论当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变动时，在总体经济增长路径上的各个不同产业的产业周期动态演化路径、产业结构的动态内生变化等等经济结构的动态问题。
如果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诸如产业政策等政府行为与政策干预进行学术研究，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在上述JME模型基础上再引入各种更加现实的市场不完美和结构性摩擦。林毅夫老师和我有另外两篇关于产业政策的学术论文正在做，就是讨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产业具有马歇尔外部性、非竞争性市场结构等等特征时，最优的政府政策干预、产业政策应该如何。那么，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与现有主流文献中所讨论的产业政策究竟有何不同？本书的第一章中的第二篇文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以及整个第三章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澄清外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方面的相关误解。
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
严格讲起来，与新结构经济学直接有关的学术争论应该至少包括上世纪90年代末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之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以及二十世纪初林毅夫教授与杨小凯教授之间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事实上，这两个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如果我们将林老师在2009年6月2日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资深经济学研讨会上做《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的报告当成新结构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在此之后，与新结构经济学直接相关的社会影响最广泛、交锋最激烈的学术争论莫过于发生在林毅夫与张维迎教授之间2016年的那场产业政策之争，以及后来发生在林毅夫教授与田国强教授之间关于“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的那场学术争论。
林、张之间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其实至少可以追溯到2014年暑期在上海复旦大学韦森教授组织的那场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追思会。后来，2016年8月，又是在我的本科母校复旦大学又举办了“产业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是由我倡议发起并共同参与组织的。）在这个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做了关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的主题发言，强调了产业政策的必要性。而没过多久，张维迎教授在另一个场合针对产业政策做出非常不同的论述，认为应该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这进而逐渐引发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全社会的大讨论。特别是后来2016年11月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由黄益平教授组织并主持了一期“朗润/格政”特别活动，邀请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老师同时登台，就产业政策问题现场PK，实况直播，更是将这场辩论推向了高潮，英国《经济学家》等国际主流媒体都对此争论做了报道。
我本人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者，也很自然地卷入了这场争论。对于这场争论的学术质量与价值，学术界同行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管如何，至少在客观上促使有关学者将相关学术文献与国外经验都趁机学习或者回顾一遍，也促使全社会，包括市场人士与决策部门，都更加认真地思考产业升级与政府角色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场大争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并了解新结构经济学，知道了“有为政府”。但由于这场争论主要是在新闻媒体上进行，而不是在学术杂志上依靠书面的论文进行交锋，所以难免发生一些媒体记者或刻意或无意的失真失准的报道，然后很快在网络上以讹传讹，甚至有不少学术界内的职业经济学家都被媒体误导，对新结构经济学也产生了误解。为了正本清源，本书的第一章的第二篇《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以及整个第三章就是专门结合我自己的相关研究核对与文献的理解，针对性地阐述我对于产业政策，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和所批评的产业政策的理解，同时就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常见误解做出澄清。
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令人纠结的话题。新结构经济学在讨论经济发展时必然会涉及到政府的作用，自然也包括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主张政府积极有为，很快也就变成了国内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尤其是在中国仍旧存在大量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与管制需要被取消与放松的现实背景下。据我观察，反对“有为政府”提法比较集中的一个群体是商界与市场人士，他们每每痛陈在做生意的时候被政府的“有为”折磨得苦，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士其实曾经是从政府的扶持政策中得到过巨大好处的。在经济学术界，对于“有为政府”的反对更是强烈，其中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是少数。更多的反对者，在我看来是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有为政府”的概念与内涵不了解，甚至望文生义，没有理解清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乱为”与“不作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其中，反对“有为政府”的一个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田国强教授，他不断批评“有为政府”没有限制政府干预的边界，批评“有为政府”的理念会动摇甚至阻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 并进而提出应该提倡“有限政府”。同时，田教授对于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含义与外延，以及相关理论逻辑也提出了学术性的批评与质疑，这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如果“有为政府论”是个错误的理论，那么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就是错的。这就把这种误解产生的后果变得特别严重。
因此，本书第一章的第三篇文章《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内涵——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与整个第四章都专门就“有为政府”的问题做出针对性的澄清与阐述，并且希望通过对相关各个理论概念的严格的思与辩，使得新结构经济学中关于“有为政府”的论述在内部逻辑上更加严谨一致。我在文章中强调，在其政策含义上，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论不仅不反对必要的市场化改革，而且明确地支持并且论述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进行改革。
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论
经济学理论的最终目的不仅是理解世界，更是希望能够尽量改善世界。林老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知成一体”，即只有能够帮助改造世界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的理论。只有当把事情做成了，才说明你真正知道了。这就非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理论对于现实实践过程的有用性。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继承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本体（即理性选择），但是对于现实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张要秉持“常无”的开放的心态，不被现有理论羁绊，而是直面现象，从现实中抽象出经济学的问题（决策者，决策者的目标，决策者的约束，决策者的选择空间）。这方面，林老师所著的《本体与常无》这本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书做了最全面的总结。
“实事求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接受过现代主流经济学博士系统训练的学者，在当今互联网自媒体时代，面对各种民科论点与真知灼见鱼龙混杂的信息冲击，及时进行过滤与甄别的成本很高。面对自己所不了解的经济现象，如果没有下过功夫真正去实地了解真实现象以及背后的真实情况，就很难抛开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与已有文献所带来的思维定势，通常也是很难真正去接受一种新的经济学学说。对于任何新学说具有天然的戒备心，甚至是敌意。此外，作为学者，面对学术发表的现实压力，如果自己论文的主张与潜在的大多数匿名审稿人不一致，那么文章被主流期刊接受的困难也将更大。而主流学刊的绝大多数匿名审稿人和杂志编辑都是主流理论的支持者甚至是倡导者，所以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发表，在当前阶段，整体而言也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相信，对的错不了，错的也对不了。最终被历史记住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是能够对现实具有更好的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衡量一个经济学理论成功的最终标准是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的高低与稳健性。只有带着这样的信念，我们才能真正鼓起勇气去以“常无”的开放心态和严谨的学术作风去投入到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学习、发展、实践的历史洪流中。
本书的第二章，就是阐述我对于新结构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解和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反思。目前，由林毅夫教授领衔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团队正在与以国际著名数学家田刚领衔的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着手开始展开合作，举办联合学术讨论班，希望能够将更多的前沿数学工具引用到新结构经济学中，以更好地刻画结构的内生演化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新结构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当然，这里所指的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本书选择性地收录了几个我自己正在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主题，相信这些也是国内与国际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重要问题。我试图结合这些具体的问题来阐述与展示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的独特视角与方法。
其中，第五章是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我认为从结构转型与上下游垂直结构的角度去分析可能会带来与其他主流视角不同的收获，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前的国企改革与90年代的国企改革的本质差异在什么地方，改革的迫切性有何不同，改革的具体措施又应该将重点放在那里。事实上，最近我刚刚完成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的一个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研究课题，主要思路也就是围绕着结构分析展开的。
第六章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最核心的理论精髓是要认清并且牢牢把握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对应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内生差异。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需要我们具体讨论为什么这些能够顺利跳出“低收入陷阱”的国家却没踢好下半场球，长期掉在了“中等收入陷阱”里。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考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究竟如何不同，面对的发展的挑战与瓶颈究竟如何不同，最优的制度与政策应该做出哪些适应性调整，等等。而这些，恰恰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最想强调但是在主流理论中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
第七章是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讨论。对于任何一个中国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我认为都应该充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同时包含四个结构性的过程：（1）伴随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结构转型过程（2）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 （3）从封闭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体系的开放过程（4）从政治军事外交的区域性弱国向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世界性的政治大国的崛起过程（对美国的地位以及很多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潜在挑战）。 我认为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并存性构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特殊性。无论是对于中国转入“新常态” （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主要成因的分析，还是对相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对外投资与国际贸易政策，都应该更好地纳入结构分析的维度。
第八章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新结构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发展时比较强调制度与政策的内生性，而政策内生性，特别是低效率制度与政策的持久存在，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非选举民主的国家，如何分析政策的内生制定过程？如何结合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政治体制去分析最合适的政策是什么？ 如何分析为什么同样的政策在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些成功了可是有些却失败了？经济学家对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需要做更加深入地研究，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亦是如此。 譬如，现在主流学界反对产业政策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否认市场不完善与市场失灵的存在，而是认为现实中政府失灵的问题更严重，所以主张与其让一个自身有很多问题的政府插手进来，还不如政府不管。所以本质上，这就是属于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 与 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 ）的区别： 究竟讨论的是前者（政府最好应该做什么）的应然问题，还是后者（实际过程中政府会怎么做）的实然问题。而对于后者的深入分析则需要做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讨论。目前为止，对于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产业政策的讨论还主要是应然分析。 而大部分批评者主要是在强调我们忽略了实然分析。 因此，我主张，“有为政府”的含义需要同时借鉴与引入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不仅仅讨论如何纠正市场失灵（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大都同意的），而且迟早应该还要直面讨论如何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目前也许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准备还不充分。要深入地讨论政府就必须将政府当成具有多个决策主体互相之间进行博弈的经济学结构与组织加以分析，而不能再将政府只是作为单个决策主体。
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过去40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对于整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问题与现象也就越来越具有国际重要性。特别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实践为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活生生的大量的研究素材。新结构经济学的倡导者林毅夫老师本人也是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并以此成名的经济学家，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团队成员也主要都是华人学者，所以很多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大多数通常都是先围绕着中国经济问题展开的，然后其中有一些再进一步引申到跨国的国际分析上。在具体政策实践上，也大都先围绕中国的实际问题展开，这也是国内政策界、商业界与媒体关注的焦点。
当然，新结构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也远远不止中国的问题，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新结构经济学旨在提炼出研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问题与演化发展过程的一般化理论，而不是仅仅关注中国经济。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并不等同于中国经济研究，而且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概念的重要性, 现实贴切性也不能仅仅根据中国的当前情况与需要来判断，还要看多大程度上把握了中国之外的经济体的发展特征。比如，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有可能是政府过于强势、“乱为”太多，所以需要限制与纠正这些“乱为”；但对于非洲不少国家在内的很多欠发达经济体而言，最主要的发展瓶颈却是政府能力太弱，甚至无法有效行使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能。我们不能只根据中国的当前需要来提出理论概念，更不能以个别国家的实然分析来否定一般理论的应然分析。在政策实践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智库团队不仅在国内与各部委和各地区地方政府合作展开深入调研，而且在非洲诸国、波兰等国也与当地政府积极合作，将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运用到具体政策实践上，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者在辩论过程中的苦衷
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者基本上总是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放在一起谈的。我们始终主张促进市场发展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始终反对计划经济。只不过大家对于“有为政府”一词比较敏感，所以很多人只集中于我们对政府的讨论，而忽略我们对市场的论述。尤其当下中国政府存在大量乱为与不作为的现象，有很多人误以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者谈“有为政府”，就是在一味地为政府的所有干预背书和聒噪。这是不符事实的误解。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固然应该力求针砭时弊，对于错误的政策与政府做法就应该批评，但似乎还有另一种极端化的情绪，尤其是在网络上：一个学者只要是批评政府就被认为是有良知有见地有勇气，而一旦说政府某项政策做得对或者建议政府去积极做什么事情就会很容易立刻被贴上“迎逢政府”的道德标签，被批评为鼓吹怂恿政府去乱为，就是良心沦丧的“御用文人”。这种一刀切的动机论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颇具文革遗风，并不好。
毋庸讳言，我就见到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不断批评林毅夫教授说他“逢迎政府”，说他从不批评政府。以至于这些人甚至认为整个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为了给政府背书的政策研究，而不是学术研究。对此，我觉得很冤枉。我曾当面私下问过林毅夫老师：“您不是经常批评说中国的金融银行体制是让穷人补贴富人，经常批评中国的金融结构不合理，批评中国收入不平等，批评很多地方依旧推行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赶超，批评土地供给不足，批评有些税负过高吗？为何媒体上这些批评虽然零星有但显得比较少，强调市场化改革比较少？” 林毅夫老师给我的回答是：“我也很无奈，通常接受访谈总是先讲有效市场，讲很多，再谈有为政府，可是小编们可能觉得讲中国弊端的文章太多了，讲要市场化的声音也已经太多了，但是讲政府要积极有为的就比较少，以至于为了突出林毅夫观点的独特性，很多报道往往只选择谈政府的部分。”
特别遗憾的是，现在有些评论者没有真正认真阅读或者没有读懂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文章，只是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在财经媒体上的二手报道就宣称“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是有为政府论”，实在是谬之大矣！其实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探讨中，即使在不考虑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也有大量重要的关于结构的理论问题迫切需要深入的研究。内生结构的问题才是新结构经济学所研究的真正核心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结构，包括在不讨论政府干预时的各种结构，而“有为政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既非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特点，亦非新结构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有不少学者与媒体舆论宣传都错解了新结构经济学，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完全对立起来。
所以，我建议，学者在正式对新结构经济学展开学术评论或者批评之前，最好首先认真阅读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或者至少是明确注明由相关学者本人校阅过的媒体稿件。否则如果仅仅凭借非学术媒体的报道甚至只看这些报道的标题，就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印象先入为主，严加批判横加指责，那样对做严谨的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学者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这种做法本身也不够专业，批评者自己的学术声誉也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有为政府”在学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提法容易被中国政府作为进一步强化干预市场的理由，从而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因此就不应该论证这个概念。我不同意这个结论。我认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追求的是实事求是的专业化分析。无论是林毅夫老师本人还是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其他学者，都不会因为担心被误解被曲解而停止对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和对研究观点的公开表达。新结构经济学支持的是某些类型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凡是产业政策一概支持；新结构经济学支持的是有为政府，而不是不作为政府与乱为政府。如果担心政府错用，如果担心其他某些学者没有完整正确理解我们的观点，把我们没有说过的观点或是我们明确反对的观点也说成是我们的观点，那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澄清误解指出曲解。若是不假思索地就凡是产业政策一概反对，凡是政府干预一概反对，这就属于意识形态和偏好了。 如果一个重要的学术与政策问题因为担心被误解而不去研究，不去阐述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那么非但不利于学术本身的进步，而且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就更可能失去理论依据，瞎猫碰死耗子，造成的福利后果也可能会非常严重。
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论文能够尽快发表，使得学术界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能更多地从学术论文开始认识，而不再如此严重地依赖于非学术性的媒体报道。但是，另一方面，给定当前学术界对于新结构经济学似乎已经存在的非常明显的重要误读与普遍性误解，尽管相关学术论文尚未正式发表，但我个人觉得，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人员还是很有必要对这些误解及时加以澄清，正本清源，避免以讹传讹。如果对误解与批评视而不见，不做回复，那么这不仅不利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结构经济学本身声誉和进一步的发展，也不利于对所有相关经济学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而且，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时时都离不开高质量的批评，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改进、取长补短、不断吸收，所以我们对于所有的符合学术规范的批评与建议一概都是非常欢迎和珍惜的。只要不是恶意中伤与刻意曲解，不是意识形态式的批评，互相讨论与辩论总是能够促进我们不断深化研究的重要的学术方式。
展望新结构经济学的未来
实事求是地说，新结构经济学尚处襁褓婴儿阶段，只有一些刚刚起步的学术研究，还远远没有成熟。林毅夫老师作为首倡者和功成名就的资深经济学家，当然需要做一些宣传与鼓励性演讲。并且作为在国际政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任何公开场合的演讲与发言，无论发言是否正式，都可能会被新闻媒体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权威阐述”争相报道、解读、转载、再解读、在转载。这就难免会出现失真失准的炒作式的报道。
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士，我们必须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落实到具体的学术上，这就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地努力，添砖加瓦。如果没有好的学术成果发表出来，那么新结构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是无法长期立足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地位是需要靠一篇篇扎实的学术论文挣出来的，而不是靠自封的，也不是靠媒体宣传营造出来的。学术的主战场在学术论文、学术会议、学术讲座上，而不在于其他非学术方面。新结构经济学目前的国际学术发表虽然慢慢逐渐增多，但是存量的确还不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术界专家不得不依赖非学术媒体连蒙带猜地解读新结构经济学学术观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有一些媒体经常为了吸引眼球而取非常夸张的极端化观点作为标题，并且刻意营造观点的对立性、“挑拨”学者之间进行辩论与澄清，甚至还出现刻意歪曲学者原意等不专业的做法，制造了很多混淆与噪音。但是，还是有不少严肃的财经类专业媒体是非常专业的，比如FT中文网、财新网等等，我对它们的编辑与团队非常信任。负责任的专业媒体的报道有利于观点的传播，引发社会大众去共同思考，对建设中国的思想市场有着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面对批评，我们也不能一味责怪媒体的断章取义，而是需要认真反思。对于新结构经济学来说，当前最关键的，还是要多写学术文章，争取多发表相关的学术文章。因为学术型的文章对于逻辑与实证的严密性要求高于通俗媒体，所以表述通常会更加严格、精确与全面。
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也通过每年举办国际夏令营、国际冬令营、国际学术研讨会、开设各个层次的新结构经济学课程、为相关群体（比如专业财经媒体、大学经济学教师、各部委与政策研究机构）开设培训课程等等，以更好地宣传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材也在积极准备过程中。
除了林老师本人的著作文章之外，如果读者同时还想了解其他研究人员对新结构经济学比较系统的解读与阐述，那么或许这本书可以供您参考。据我了解，目前市场上这样的书还非常少。
我真诚地希望，这本拙作能够帮助广大读者更加充分和全面地了解新结构经济学。如果您是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或者是非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经济学爱好者，我希望您读过本书以后，对于围绕新结构经济学展开的各种学术争论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不只是“看热闹”，而是成为“看门道”的内行。如果您是接受过现代经济学硕士以上训练的学生或者是已经参加非学术类工作的经济学毕业生，我希望您读过此书以后，能够增强您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观点的正确把握，避免被别人误导而以讹传讹。特别地，如果您是学术界的同仁，我希望您翻过本书以后，能够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潜在的学术创新价值与可能的理论贡献有更加客观的认识和更加公允的评价，并且欢迎您提出专业化的批评与改进意见，使得我们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讨论能够真正重归学术传统，将相关的学术思辨的平台逐渐地更多地转移到专业学术刊物与专业学术活动等学术平台上来。
来吧，朋友们！在这个理论与现实都发生着剧烈变革的伟大时代，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研究、一起发展、一起实践新结构经济学，伴随着这个初生的思想婴儿共同成长。这不仅仅是一件快乐的事、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更是一件也许能够帮助改变占全世界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百姓福祉的事！
2017年4月24日
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王勇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2018年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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