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远东法庭陈述书(三)
风灵按:本书是东条英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被告的陈词。尽管东条矢口否认,但其自辩其实往往在自证其罪。此外根据其他各方面的材料和证据,日本的陆军罪责最大,东条亦有对外交谈判阳奉阴违、推动战争等等劣迹。
本资料供历史专业学者调研使用,或者给其他读者用于批判、研讨。其历史、观念、遣词等各方面错误,以及东条自身陈诉的前后矛盾,不在此处一一批判。
另附:
太平洋作战的准备
六十二
在日本,统帅部的责任与外交互不相干,持有针对邻国的作战计划(译注:此处指的是日本20世纪初开始根据国际形势由统帅部制定的“国防大纲”,其中含有“国防方针”、“所需兵力”、“作战纲要”三部分,并设定第一、第二假想敌等)。但是,对于统帅部来说,对于政府来说,都没有具体的战争计划。
(一)这是日本的特色制度,即基于统帅独立的理论,政府和统帅部分立(译注:指明治宪法规定,统帅权最终归属于天皇,军事武装不受政府行政管辖,政府和统帅各自“辅弼”“辅翼”天皇)。
(二)陆军和海军也是截然分离的(译注:陆军基本以苏俄为假想敌,海军基本以美国为假想敌,下同)。
(三)以及陆军和海军在将来的作战中的目标也各自不同。
所以,一旦事实上承认了战争计划的必要性,这种状态下也难以制作这一计划。
而事实上没有作战计划,战争准备也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太平洋战争这样的长期战争计划,更是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只是,为了解决支那事变以及应对国际形势的巨变,以号召建设国防国家或高度国防国家的标语口号,希望在国内迅速实现战时体制,这是事实。然而这不过是为了应对时局的变化,以确保帝国的生存而已。也就是说,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回避卷入比支那事变更大的战争而将国家的整体力量动员起来。其意图毕竟还只是防止战争,并不等同于战争的准备。这和当年世界各国都把国防看作头等大事是一样的,彼此之间并无大的差别。
六十三
另一方面我国也在试图充实军备,这也是事实。其目的对陆军而言,是以对苏防御的作战计划为基础。并且支那事变爆发后,军备还包括了在支那事变进行中所需的军备的补给和充实。因此,当时陆军的军备并非为了太平洋的作战为目的。至于海军的军备我并未参与。
六十四
日本对美英开战,军备上是应急而为,大致上临时由以下三个阶段组成。
(a)1941年(昭和十六年)九月六日的御前会议---根据这个决定,是和是战两手准备,以对美英开战为目的开始了应急的作战准备。
(b)根据以后还将涉及到的1941年(昭和十六年)12月1日的决定,进行了开战准备。
(c)根据1941年(昭和十六年)12月1日的决定,开始进入开战行动。
六十五
我国的陆军如上所述是以针对苏联的防御计划为目的进行的战备,对于兵力动员的基准是以苏联可调用于远东作战兵力的三分之二来进行备战。但是苏联不间断地在远东地区增加兵力,而日本由于国内的财政以及国内的军需生产能力的制约,未能达到以上的要求,特别是战机和机械化装备相当不充分。由于1937年(昭和十二年)7月支那事变爆发以来军事上的需要,一般对苏防御战备的情况就越来越困难。
特别是空军方面更是如此。随着局势紧张起来,从满洲、支那以及国内抽调了既有的兵力、既有的物质再加以换装和配置,以这一临时应急体制进行了南方渡海作战的准备。作战设施和物质也是如此这般进行的调度。因此,1941年(昭和十六年)9月开始到12月为止,全军也仅有一成左右作为南方作战的兵力派送到台湾和法属印支。
六十六
日本的军需生产是为了以上的需求而配置的,于陆军相关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a)根据对苏作战的需求的军用装备的生存
(b)为了继续进行支那事变所需的军用物质的生产(这部分主要为消耗品的补给)
(c)军事教育上所需的军用物质的生产
(d)为了国内预备储藏的军用物质的生产
以上的生产还包括海军的军用物资,生产几乎达到饱和连最小的追加要求也难以应付。
六十七
在对美英形势紧张以及如何进行紧急应对的问题就如上所述,采取了军需物资和兵力的转用调度和配置、国内预备役的征用、对支作战的兵力限制、军事教育物质压缩生产等等措施,艰难地完成了开战初期的需要。要提高军需生产的基本生产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而由于美英数年在经济上的压迫,特别是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实行的经济封锁,使得原材料难于入手甚至有的濒于断绝,所以为了应对与美英开战而增产实在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这点来看,真正对美英开战的严格意义上的战备,就陆军而言就处在几近于无所作为的状态。
六十八
关于人的资源,这相对来说比较有余地。但是受到军需物质的限制,扩军也未能充分达到目的。政府无法可想,索性从国家的将来出发,采取了让学生继续就读不予征用的方针。但是到了太平洋战争的中期,因为兵力不足的诉求和军队特别需要补充下级干部,这些学生的大部分也都征用了。总之,人的资源虽然有余地,但是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这些人力资源无法加以活用从而变成可用的战斗要素,这使得战争准备也难以展开。
第三次近卫内阁和日美交涉---九月六日御前会议以后
六十九
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定以后的对美外交,由丰田外相一手来推进。关于外交方面的纲要,在此陈述就我所知的情况。这时对美外交的途径与从前不同,分作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务院的渠道进行,另一就是丰田外相通过美驻日大使来进行。这些交涉和近卫首相提出的首脑会谈是我方寄予厚望的。对于交涉的答复10月2日由美国的口头声明的形式,借用赫尔国务卿在将此交付野村大使时说的话,即美国政府在没有成立相互应予谅解的前提下,认为两国首脑的直接会谈是有风险的。仅仅是为了太平洋全局维持和平来“凑合”是不行的,有必要取得“明确的共识”。美国要求有四项原则需加以确认。
1. 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2. 同意不干涉他国内政
3. 同意包括通商上的机会均等
4. 依靠和平的手段,不变更太平洋的现状
美国在这些原则上还附加了历来主张,要求作出对三国同盟条约的解释、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驻兵问题、日本政府关于通商无差别的明确见解。总之以上的问题不能达到共识的话,首脑会谈就无法成立。日本为了日美交涉的成功,努力在可忍受的最大限度作出了让步,但从10月2日的美国提案来看,自5月21日美国提案以来,美国一步也未曾有相让的迹象。对于日本为生存所急于解决的问题,美国从一开始就仅仅固执于原则论。当时美国的大概情况从野村大使10月3日发来的电报得到了解。据野村大使的报告,美国终于将更深地介入大西洋战争中,为此对日态度虽保持着小康状态,但需特别注意的是对日按照既定政策而不缓解经济压力。并且这个电报还说到,美国不动用武力而继续掐着日本的经济命脉,是希望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另外,观察当时局势的英国驻日大使在给本国艾登外相的电报称:
(1)因为松冈外相的辞任,日本趋向于采取稳健方式的可能性增大。
(2)关于日美会谈,日方急于求成,而现在一般的谅解以外或难作出让步,对此美国采取拖延,就邦交调整的各方面运用着外交技巧。但不理解日本的想法以及日本国内难以接受继续拖延的形势,继而这些情况转变成对立警戒的态度,就错过了良机反而成为失策了。
可以认为这是第三者关于当时日美交涉所持有的客观观察。就这样,形势非但没有好转,日美交涉更加遇到难关。第三次近卫内阁对日美交涉全力以赴的努力付水东流,10月中旬就瓦解了。
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
七十
第三次近卫内阁当时为了打开我国面临的危机局面把希望寄托在日美交涉上,将全部的努力集中于此,但如前所述,一切都化为乌有。而另一方面,从作战要求上考虑,国家作出是和是战的决定又刻不容缓。这期间,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12日在荻外庄(近卫首相在荻窪的宅邸)召集了五相会谈,接着同年的10月14日在内阁会议上丰田外相和作为陆军大臣的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其结果终于导致该内阁总辞职。这些情况大致上就如被近卫公口述的近卫笔记中的“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始末”、以及同年10月15日木户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只是,其中也有与当时我作为陆相所经历的实际情况有不同之处,概述如下:
如上所述,国家意志作出的决定就是在10月上旬为期限以最后打开日美交涉的最后局面,如果到时仍不能贯彻我方要求的话,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在以上“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始末”第二项的结尾部分,近卫公对于1941年(昭和十六年)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必要性,做了这样的记述:“于是8月28日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信函,提出了首脑会谈的建议,对此罗斯福很高兴地接受了,但其前提是希望对重大问题先取得大致的共识,因此为了决定这些根本的对策,召开了九月六日的御前会议”(译注:查《近卫文麿笔记》并无相同的表述,或为其他版本)。也就是说,为了决定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的前提条件才是召开御前会议的唯一理由。当然这也是召开这一会议的重要理由,但仅仅为此召开御前会议则并不属实。本来看这个御前会议的议题内容即可明白,它关系到外交交涉的预测,也决定了我国南方政策的实施策略。而且,也是根据统帅部为了应急的作战准备之需来召开的。
根据这个御前会议的决定,政府和统帅部开始各自进行着外交交涉和作战准备。作战准备按部就班地推进了,但对美交涉方面却难有进展,到了9月下旬几乎陷于停滞状态。因此,陆海军统帅部在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对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就交涉能否成立以及是和是战的决定要在10月15日加以定夺。然而美国政府如前所述对于我国基于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定的提案,以及近卫首相提出的首脑会谈建议都没有接受。对于这些的答复就是10月2日赫尔国务卿的口头声明,从里面看不到丝毫相互妥协让步的片言只语。10月2日的口头声明传达到日本是10月4日。接到这一声明政府立即召开了联络会议,对此着手研究。而10月18日也开会进行了谈论,意见始终得不到统一。
在这前后,陆军统帅部的态度和见解大致如下:
(1)鉴于如上的情况,看不到美国表示丝毫让步,因此认为对美交涉不再存有希望。
(2)美国主张的四项原则不能无条件地认可,同时不能接受在支那的驻兵条件以及对此作出相关让步。
(3)不考虑对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进行变更。
根据当时参谋总长的通报,得知海军军令部也表示了完全相同的意见。
作为统帅部来说,根据当时美国的情况来看,担心的是被美国的拖延政策牵着鼻子走。我大致上和统帅部持有相同的意见。因此,在10月10日与首相会见时,作为参考把大本营的见解大致向首相进行了陈述,供其作出决断。
七十三
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12日下午2点,应首相的召集,去荻外庄进行了五相会议。出席者有近卫首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铃木企划院总裁和陆相我,陆海军作为负有责任的统帅部都无一人参会。会议一直开到6点多。统帅部的考虑我大致都知道,所以出席会议也没有事先和参谋总长或者其他参谋部人员进行商议。法庭证据第1148号“第三次近卫内阁的始末”日文和英文第2页记载:“然而在会议的前一天,海军的冈军务局长来进行谈话,说作为军令部的海军首脑无意进行日美战争,而作为已同意大本营决定的海军本身来说,不能说不了。在明天会议上海相会提出任由首相作出决断,希望首相能作出裁定继续进行外交交涉。”(译注:可参照拙译《近卫文麿笔记》的有关部分,但叙述上略有不同)。对此我和我的部下都完全不知晓。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对日美交涉能否成立以及究竟是和是战的问题进行恳谈。大家进行了长时间的议论,但详细的情况我不记得了。各自主张的要点大致如下:
近卫首相和丰田外相主张---日本至今为止的主张一步不让的话,日美交涉就难以成立。但是交涉的难点在撤兵问题上。因此,在撤兵上日本作出让步的话,交涉就有望成立。日本对于撤兵,可以弃其名求其实,而且可以在与中国的交涉中将其作为新的问题来交涉,驻兵也还是可能的。这实际上明显是对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变更,但两位大臣都觉得这并没有对决定有什么变更。
我的主张---从至今为止的日美交涉,特别是根据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定所进行的对美交涉,在美国10月2日的答复以及拒绝首脑会谈的态度来看,日美交涉不已经再无出路了么。还要继续进行无望的交涉,只是被牵着鼻子走,被拖延时间,这于作战而言有遭到显著制约的危险。正因为此,我认为应该对九月六日决议作出具有预见性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
关于支那的撤兵问题,从日美交涉的最初开始,我国就承认了全面撤兵的原则,至于驻兵问题也都明确过根据日华基本条约(译注:所谓日华基本条约即日本与汪伪政府签订的条约)来实施,外相的态度也不外乎于此。但毋庸置疑美国设置的要求更高,随着交涉的进行,可以看到其目的就是要求无条件撤兵。换言之就是名副其实地立即完全撤兵。所以我认为两位大臣所谓的弃名求实的妥协根本行不通。即使全盘接受美国的要求,放弃驻兵,完全撤兵,那会怎么样?不仅仅是日本耗时四年通过支那事变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全部化为泡影,中国人对日本的轻蔑和侮辱只会日益增长吧。与共产党的彻底抗日相抗衡的日华关系也就更加险恶了。其结果,势必反复出现第二次、第三次支那事变。日本的威信扫地,也必然影响到满洲,影响到朝鲜。尚且日美交涉的难关还不止于驻兵撤兵问题,要承认美国的四原则,还有对三国条约、通商无差别化的解释等等,从这些问题来看,我认为日美妥协困难重重。但是,外相既然确信还有成功的可能,那么不妨试试看。而和战的决定,与统帅部有重大关系,因此不能任由首相来决定。
及川海相的意见---外交交涉有无成功希望,这还是交给首相来考虑吧。但今天日本站在是和是战的关键时刻,现在就是开战的良机。如果考虑开战,那现在就应该作出决断。认为外交交涉还有可能,决定不开战,但过了两三个月还是要开战的话,海军将非常为难。如果考虑外交的话,就要把外交交涉贯彻到底。
但是海相一点也没涉及外交妥协的可能性以及妥协的方法,这一切全交由总理处理。就这样意见得不到统一,因此根据我的建议,把这些做个总结,即:
“1.驻兵(中国)以及以此为中心的各项政策不做变动;2.对支那事变取得的成功不可动摇。根据以上两点为前提来争取外交交涉的成功。然而统帅部希望在限定的期间内得出明确的判断。如果以这样的决心来进行外交交涉,交涉期间将停止作战的准备。外相研究看看究竟可行与否。”
这些意见没有书面记录。但是,以上所说内容根据法庭证据第1147号的木户日记昭和十六年10月12日的记载可作为旁证。
七十四
次日13日上午,我会见了参谋总长对以上会议的情况作了说明。统帅部虽然略显为难,但还是表示了赞同。
七十五
10月14日是阁僚会议。这天早上在阁僚会议之前,我在首相官邸会见了首相,这时所说的还是重复了在荻外庄会谈时说的内容。虽然内容多少加了修饰,但大体上和法庭证据第1148号所记载的相同。
同日上午十点阁僚会议开始。丰田外长就我归纳的内容,还是重复了荻外庄时相同的意见,我也将与当时相同的意见再做了说明。在这个阁僚会议上近卫首相和及川海相以及其他的阁僚都没有发言。于是,会议就是外相和陆相之间的冲突,到此也无需赘言,一切都明了了。
七十六
关于此后的经过,几乎就是法庭证据第1148号“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的始末”所记载的那样。同证据的日文第12页、英文第7页中记载有:“陆军的武藤军务局长到富田书记长官那里说,这种时候应该让海军明确表态吧,富田书记长官说和海军的冈军务局长说过,但冈军务局长仍然表示海军遵从总理的决定,此外仍然不能再说什么”。这件事情我确实从武藤本人那里听到了报告。另外,以上第1148号证据中日文第14页、英文第8页记载,我以铃木企划院总裁为使者访问总理,要他将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议归于白纸状态,将收拾时局的问题交给东久迩宫殿下处理(译注:这是劝告近卫辞职,推举东久迩宫为首相的意思)。14日晚,我在陆相官邸会见了铃木企划院总裁,把军部的这一愿望托付于他转达,这是确有其事。
七十七
总之,我是根据以下的理由提出了总辞职的意见:
一、有关日美交涉是否能贯彻我方的要求尚无法确定,而交涉的手段方法也没有充分归纳。
二、如上所述海军对是否开战态度暧昧,使得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议显得不再适当,如果不适当的话御前会议的决议就不易实行(实际上当时我也认为不实行为好),那么参与这个决议的政府应当将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议推翻重来,重新付出努力来进行日美交涉。
东条内阁的组阁
七十八
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17日,因为前一天近卫内阁提出了总辞职,这天我在官邸准备搬家。下午3点30分左右侍从长官传旨天皇召见让我入宫觐见。突然的召见,我凭直觉感到这和总辞职相关,将垂询我的认识,所以为了进行奉答带上有关文件进宫去了。
觐见天皇是在下午4点多,马上降命由我进行组阁。这时候,赐予的告诫就如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17日木户日记中所示。
我请求暂作考虑退下,到宫中的休息间,这时及川海军大臣受召入内觐见,在他退出后听说他领受了“要与陆军携手共进”的旨意。过了一会儿,木户内大臣进来,向我和及川海军大臣传达了圣旨。这一圣旨如昭和十六年10月17日木户日记所记载的那样:
“今领受了陛下要求陆海军协力共进的御旨,并且关于大本营决定国策,无须拘泥于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要对内外形势作更广泛深入的探讨,加以慎重的考虑。根据天皇命令,传达如上旨意。”这就是以后被称为将原来御前会议决议归于白纸状态的圣旨。
八十
我不曾想到会拜受大命进行组阁。田中隆吉陈述的证言说,佐藤贤了拜访了阿部(信行)和林(铣十郎)两位重臣(译注:曾经担任过首相的为重臣),他们说“东条不出任首相,恐对陆军难以驾驭”。如上所述我曾考虑近卫内阁的后继,如果不是东久迩宫内阁的话难以收拾局势,这个意见已经传告了近卫总理和木户内大臣。我在16日晚,认为有必要把这意见也告诉阿部和林,派佐藤军务科长将此传告了他们。佐藤回来报告说,他们二人仅听取了这些意见,但并未说起他们自己如何考虑的。
因此,这和田中证言的事实相反。我考虑皇族内阁比较妥当的理由如下:
新内阁组阁后立即面对着要对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作出变更,新内阁可以推翻前内阁的决定,但御前会议和阁僚会议不同,它不是仅仅由内阁作出,而是政府和统帅部共同协定又以最高形式所作出的决定。所以统帅部如果不同意对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作出变更的话,恐怕会引起很大问题。皇族内阁的话,因为皇族的特殊立场,或能克服这种麻烦,而顺利地对此作出变动。
所以我觉得自己接受后继内阁总理大臣的大命并留任陆军大臣未必合适。这不仅是做梦也未曾想到的,而且我还是建议近卫内阁总辞职的首倡者,更是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参与者和责任人之一。特别是为了对九月六日御前会议决议作出变更,我作为总理大臣也好,留任陆军大臣也好,都反而会增加困难程度。
以上是当时我以及围绕我的问题在陆军内部出现的一些议论。所以如果仅仅将御前会议决议归于白纸的话,我或许难以拜受组阁大命。我对“归于白纸”本身也觉得有其必要,而且一旦下定决心,也不必为如上的问题所拘束,并且这时是和是战还难于预测,有必要考虑建立一个能够应对各种可能的内阁体制,所以考虑我组阁的话还有必要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这想法托付于内大臣上奏陛下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决定“和”的话,国内很可能会出现相当大的混乱,所以自己有必要来承担内务大臣的职责。兼任陆军大臣是考虑有必要继续作为现役,因此被任命为陆军大将,而这在以后听说是闲院宫殿下内奏的结果。
八十一
关于具体组阁问题令我很难整理出头绪。我想这种时候只有求助于神灵了,所以首先参拜了明治神宫,接着求助于东乡神社,更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期间组阁的构想逐渐浮现出来。
(1) 既然拜受了大命,就要敢于置生死于度外竭尽全力来完成组阁。
(2) 不能允许拖延组阁。
(3) 关于阁僚的选人,海军大臣任由海军推举,其他人物将以精通该项行政为准则,根据其行政的经验和能力,选任能够强力实施内阁决定的人。对于政党或财阀势力将以既不顾忌也不避讳的态度来对待。
八十二
在拜受大命的当晚6点半左右,我开始着手组阁。我本着上述方针一个人作决定,也没和任何人商谈。但还是需要助手,所以首先考虑了内阁书记长官人选。当晚8点半左右打电话让星野直树来我的官邸。星野直树作为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阁僚也是同事,他在履历方面在才能方面都可认为是合适的人选。星野来后,立即接受了这一选任。通过电话决定的还有桥田(文相候补)、岩村(法相候补)、井野(农相候补)、小泉(厚生相候补)等人。对于有关于今后国家政策指导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推进外交交涉方面,我召来了贺屋兴宣(大藏候补)、东乡茂德(外相候补)、寺岛健(通信铁道候补)、汤泽三千男(内务次官候补)直接进行了恳谈,他们也分别接受了候选。其中对于东乡和贺屋,我特别叮嘱并告知今后的国政将在于如何开展外交交涉,我把原决议归于白纸的情况做了说明,并把要竭力打开日美交涉局面的意图告诉他们。因为我兼任内务大臣,所以汤泽虽然作为次官,却需要具有大臣级别。当天晚上海军方面没有提出海军大臣的人选。次日(18日)上午,得到确切的报告将推举岛田繁太郎替代及川出任海军大臣,接着岛田就来我处访问。他提出了在对美关系方面是否继续推进外交交涉,以及希望国内能够避免急剧的变动。我就前一个问题,告诉他原决议归于白纸的情况,对于后一个问题,谈了当然不希望对内采取急剧变动的措施的想法。岛田听了这些说明,承诺了继任海相候补。
18日早上参加了靖国神社的例行祭祀,在午前天皇也来亲自参拜,我也参列了。下午1点,向天皇呈递了组阁名单,4点结束了亲任式,就此东条内阁成立。
十一月五日的御前会议及其前后
八十三
如前所述在我拜受组阁大命时,我也感受到天皇爱好和平的心意,并接受了将原决议“归于白纸”的圣旨。在组阁后,政府和大本营齐心协力立即开始在白纸上就重要国策重新进行研究。10月23日至11月2日,不时召开了联络会议,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除了纯粹关于作战的事项,就外交、国力及军事等各方面的问题接连进行了慎重的审议。这些探讨的结果又结合10月2日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首先决定了对美交涉的要点方案。
这成为以后十一月五日御前会议决议的内容,根据我的记忆这和法庭证据第779号末段的记载几乎一致。
八十四
终于根据对美交涉的要点,在进行了深入审议后,关于日本如何确定今后的国策,得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经进一步研究,得出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时对美交涉的要领。但是如果因此而决裂的话,政府仍将隐忍自重。
第二方案是一旦交涉决裂,立即决定开战。
第三方案是按照日美交涉的要领继续进行交涉,另一方面在交涉不成立时,拥有战争的决心进行备战。而外交交涉争取十二月初能够取得成果,交涉若有望成立时终止作战准备。交涉决裂时,立即决定开战,而开战的决定将另行根据程序来决断。
八十五
以下就各个方案有必要再稍加说明。关于第一方案,可以认为美国10月2日的提案不能就此接受。而根据美国历来的态度,这次对美交涉的要点,想要用外交来打开局面,美国只要不改变态度将仍然难以推进,也就是说不能保证其结果仍旧是决裂。但是即便陷入决裂,是否立即对美英荷进入战争状态还需要慎重考虑。因为对于我国来说,支那事变已经四年多还未能解决并仍在进行中,又要进入对美英战争的话,从日本国力来看,从国民将要付出的牺牲来看,必须尽力加以回避。现在应该将全部的力量集中于解决支那事变,所以日本在对美外交决裂后,也不马上对美英开战,而是卧薪尝胆,以图他日再起。其余的理由,就是从国民生活上看,从支那事变至今军工生产的状况看,已经处于相当困难的状态。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液体燃料,这个要是能够解决,多少还能承受得住吧。所以努力在人造石油上想保证最低限度的供给。
对于这个方案的反对意见是,国家生存所必需的物质遭到美英荷经济封锁的致命打击,液体燃料问题就是如此。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海军和空军不出两年就陷于瘫痪了。这是国防上的重大危机,将使支那事变的推进也受到挫折。如果人造石油能依靠大幅增加设备扩产,从而解决这一问题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对此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结论是,日本一年最少需求量以400万吨来计算,要满足这一需求,要停止部分对陆海军的军需生产达4~7年之久。这期间只能使用储存来接续,但是国家并没有这样的长期储备,这将是国防上的危机时刻。而且,军需生产的重要部分停顿下来,对于正在进行支那事变的陆海军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所以,隐忍自重、卧薪尝胆就意味着帝国的死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博,打破包围圈来开辟生存之路。支那事变4年多,再进行美英战的话,国民的负担加重也使政府深感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为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帝国之生存和帝国的权威,只能相信国民还是能够理解和忍受的吧。
八十六
关于第二方案即立即下决心对美英开战的理由是,当然无法接受美方10月2日的提案,而且根据“对美交涉要点”来看,能否打开日美邦交调整的危机也不抱有希望。继续交涉只不过是被美国牵着鼻子拖延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在战备上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我国的石油储存一天天枯竭,而且毫无补充和恢复的可能。如果外交交涉也没有打开危局的可能,那就更应该期待如何获取作战的成功。从作战上考虑,11月份从气象角度看是最为合适的时期,而到了12月份,登陆作战的困难增大但还有可能,再往后拖延的话,就等于错过整整一年的时间。那时候,液体燃料枯竭,而且明年美国海军力量也将大幅增强。这是统帅部方面的见解。
对此,反对的意见是,从作战上考虑的话开战要早做决定。但是,外交还不能认为已经山穷水尽,困难是可预见的,而作为国家来说,只要尚存一线希望,并且在作战所允许的期限内还是应该努力推进外交交涉。不把握好作战时机或许会产生困难,所以在外交交涉的同时,也继续进行作战的准备,而且战备也有益于促使美国反省,做好战备在一旦决定开战时也可以减少作战上的障碍。
八十七
关于第三案,即交涉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为了在交涉不成功时作出开战的决定而进行作战的准备,这些理由与上述第一第二方案的反对理由中所记述的内容相同。
八十八
结果在联络会议上采用了第三方案。但是到达作出这一决定时,最成为问题的还是第一方案和第三方案的取舍出现分歧。11月2日尽管对第三方案作出了决定,但是出席者中东乡外相和贺屋藏相保留了意见,一直到凌晨时分两人才终于同意了采用第三方案。
八十九
关于这个方案更在联络会议上就其要点决定了今后国策实施中的要领,通过必要的手续,最后在1941年(昭和十六年)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决定。这些,我作为总理大臣作为陆军大臣当然都参与其间。这就是十一月五日的《帝国国策实施纲要》。这个文本没有了也无法提供(译注: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后到联合国军进驻日本约有半个月以上的时间余地,处理了大量战时文件,这份重要文件大概就是被处理掉的文件之一),而根据我的记忆,其要旨大致如下:
第一、 帝国为了实现生存自卫,打开当下帝国所面临的危机,决心对美英开战。根据附记的甲乙两案通过日美交涉进行外交解决,当交涉不能成立之时,定于12月初为开战的时机,陆海军据此进行作战准备---但开战的决定另行定夺,即这并不意味12月初自然就进行开战行动。
第二、 强化与德意两国的合作,并且在启动武力行动之前,要确立与泰国之间的密切的军事关系。
以上第一项的附记内容(译注:指以下对美交涉所使用的两套方案)就是法庭证据第779号末段记载的甲案和乙案。总之,这都是以确保我国生存自卫和国家权威为限度所确定的甲乙两套方案,以此用来进行日美交涉的。其中甲案是以日本9月25日提案为基础,根据历来交涉的经过尽量采纳了美国提出的要求,并通过慎重考虑作出了最后三点让步方案。其要点如法庭证据第2925号所示。关于乙案,是在甲案不能成立时,从原来引发矛盾激化的问题上更退一步回复到日本进驻南部法印之前的状态,以换取美国废除冻结资产令以及最小限度承认日本能够取得为了生存急需的物质需求,使得紧张的日美关系得以缓解,再继续进行全面的日美交涉。这与法庭证据第1245号所记载的内容相同。
九十
以上这些严肃慎重的结论,在1941年(昭和十六年)11月2日下午5点左右,我和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一起觐见参奏。天皇陛下听取了我们的参奏,这时我们可以从天皇陛下的脸色中,看出他出于爱好和平的信念而表露出来的痛苦表情。天皇听完我们上奏的内容,一时陷入沉思中。最后,陛下深怀忧虑地沉吟道:“通过日美交涉竭尽全力打开局面,如果达不到目的的话,日本不得不下决心对美英开战么?”,然后继续说道:“如果事态确如所说的那样,不得不继续进行作战准备,但仍然希望全力以赴来打开日美交涉的途径。”今天我还鲜明地记得当时我们听到陛下以上的话语时所感受到的惶恐和不安。因为陛下要求须进一步彻底进行具体审议,我根据陛下的忧虑再经考虑,结果在联络会议、阁僚会议以及御前会议审议之外,为了落实陛下进一步研究的旨意以回答陛下的忧虑,在11月5日御前会议之前,决心召开陆海军共同军事参议官会议,这是在临时取得陛下许可的情况下于11月4日召开的。这样的陆海军共同军事参议官会议,是自1903年(明知三十六年)创设军事参议官制度以来初次举行的会议。
陆海军共同军事参议官会议
九十一
御前会议前一天,即1941年(昭和十六年)11月4日召开了陆海军共同军事参议官会议。这个会议,是因为与11月5日御前会议相关联的、陛下垂询在日美交涉无以成立的最坏情况下,关于陆海军统帅部能否促进太平洋战争作战准备的问题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在陛下亲临的情况下,由闲院宫元帅作为议长主持会议进程,记得会议一直进行到下午2点左右。我当然作为陆军大臣,以军事参议官身份参加了会议。详细的情况不记得了。就记忆中的大概内容陈述如下:
首先由永野军令部总长代表海军统帅部进行了说明。其概要是,现在的形势持续下去的话,帝国国力将终于失去弹性,很明显将处于战略上极其不利的地位。作为帝国在此后继续竭尽外交手段来打开局面,这点和政府意见一致,政府也在为此而拼命努力。但是另一方面,在无法达到目的时,必须做到成竹在胸的是,作为帝国将面临不得不开战的局面。作为统帅部,希望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正式开始进行作战准备。在进行战备的同时,现阶段还是对外交交涉的进展寄予关注。而且考虑一旦日美交涉能够打开局面的话,将即刻终止战备行动。这向政府也作出了保证。如果不幸日美交涉决裂,日本对美英荷进行战争时,从敌我现在在太平洋的兵力来看,开战时机在12月初的话,第一阶段以及迎击作战,确信还是有很大胜算的。
对于第一阶段的作战,如果顺利实施的话,帝国在南西太平洋确保战略要地,应该能够确立进行长期作战的态势吧。但是,对美英没有彻底的屈敌手段,看来长期战的可能性更大。对此有必要抱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如果要对长期战作出预测,就存在着各种有形无形的要素,须根据国家总体的国力如何以及世界局势的推移来决定,今天要来准确推断数年后的情况,是极为困难的。
我记得大致的内容如上,而关于袭击珍珠湾的具体问题,一点也没涉及。
接着山杉参谋总长代表陆军统帅部进行了说明。其概要是,从南方的各方面情况看,陆军军备越发增强,和欧洲战争开始之时相比,陆军兵力增强了三~八倍,其兵力约达二十多万,飞机达600架。今后随着形势的推移,当迅速地更为加强。
如果不幸对美英开战的话,敌方从印度、澳洲、新西兰再输送增援兵力,在这些地区保有的兵力推定约八十多万,飞机600架。
帝国现有的兵力以五十一个师团为基础,但支那事变尚在进行,另外对苏防御也配置了相当的兵力,对美英开战的话,不得不处于要从中抽调兵力来应对的困境,目前按照这一设想预定可以动用和配置的约十一个师团。
关于开战时机,因为美英方防御的增强和气象关系,不允许拖延时日,希望尽可能确定开战时机为12月初。
作战的主要形式采用登陆作战,对于海军作战的成功与否抱有很大的期待,即使估计陆军存在相当的困难,但海军作战顺利的话,确信初战必定能赢。
对于南方战略要地攻克后的第一阶段结束后,将轮流运用政治和战略手段,使得英国丧失战斗意志。虽竭力追求速战速决,但要进行预测的话恐怕结果仍然是长期战。
但是,对于美英方的军事基地,只要占领其航空基地并加以确保,可控制海上的交通,占有战略上的优势,再采取各种手段,将能够挫败敌人的反攻企图。
南方作战的同时,对苏防御以及对支作战大致维持现在的态势,对于北方要整顿好不败的态势,对于支那依然指向于达成战略目标。
随着南方作战的开展,就目前北方形势来看,苏联采取积极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只是在满洲和支那,将会利用共产党进行破坏工作和使用思想宣传等谋略来进行牵制。此外,美国有可能强制苏联而取得苏联远东地区的部分据点作为自北而南的对日攻击的飞行基地和潜艇基地,因此对苏的警戒不可松懈。特别是南方作战陷入长期化,苏联对内恢复稳定的情况下,远东红军也有可能逐渐转换成进攻态势。所以对帝国而言,当应迅速解决南方的作战,这样在北方也可以作出无懈可击的准备。
以上说明之后,由各参议官进行质疑,对此两总长和我分别做了必要的答疑。质疑几乎主要是关于师团的问题,详细内容就记不得了。记得的是,说明主要依据的是昭和十六年10月23日乃至11月2日为止联络会议所作的结论为主来进行的。
就这样结束审议时,对于陆海军统帅部应对最坏事态促进战争准备的措施妥当与否取得了全体一致的认可,我记得这个决议由议长向天皇进行奉答报告。
陛下虽然参加了会议,但仅仅听取了意见而一言未发。
十一月五日御前会议
九十二
以上是在1941年(昭和十六年)11月5日御前会议为止,召开的政府和统帅部的联络会议以及军事参议官会议的经过和结论。
11月5日以上述提案为议题召开了御前会议。这里需要声明一下,我在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月12日接受检察官审讯时所作的回答(法庭证据第1158号),有把这次御前会议和12月1日的御前会议混同在一起了。这是记忆的错觉,今天的供述如果和之前有所抵触的话,要求加以订正。
九十三
本来这样的御前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对政府和统帅部的意见进行调整。在日本的制度上,因为政府和统帅部是完全分立的,所以有必要进行调整。御前会议不设议长,一般场合下经陛下许可,由总理主持议事。在这个会议上决定的,只要与国务相关的再由阁僚会议作最后的内阁决议。而有关统帅的事项,则有统帅部带回后通过必要的手续来执行。经过这样的程序,政府和统帅部分别请求天皇陛下的裁可,所以宪法上的责任所在,有关国务问题是内阁、有关统帅问题是统帅部分别承担责任并予以实施。另外,作为辅助干事,则有局长或者书记长官列席参加,他们不承担责任。
御前会议、联络会议的性质及其内容如上所述,是政府和统帅部在行使职责上当然必需的会议程序,检方认为这是共同谋略的机关(译注:“共同谋略”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在控告集团性犯罪中常用的一个重要罪状),这是诬告。
九十四
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得到陛下的许可,按照惯例由我主持会议的进程。在会议上我对会议的必要性陈述了理由;外交大臣以日美交涉为中心进行了外交问题的说明;大藏大臣就战争关系中的国内财政问题、企划院总裁就与作战相关的物质问题、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则分别就作战关系进行了说明。然后进入质询答疑,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提出了若干问题,对此政府和统帅部相关人员分别做了回答,详细的情况不记得了。最终,联络会议所采纳的第三方案和对美交涉要领附件,得到了裁可通过。
九十五
在此,还必须陈述的内容是,当时联络会议以及御前会议有必要作出这一决议和判断的原因和事由。
(1)根据当时我们从国外所得到情报(这些是当时由大本营、外务省得到的情报,我为了帮助记忆而记录下来的内容<译注:据称东条英机勤于做笔记记录>),从中可以看到美英荷支四国对于我国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压力不仅日益加码,而且这些势力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显示出越来越紧密的倾向。例如,从1941年(昭和十六年)8月下旬,罗斯福总统的东亚经济使节曾经在马尼拉驻在的格雷迪在9月初飞到雅加达,和荷属印支的经济部长冯莫克会谈,又飞到新加坡,于9月中达到加尔各答,再在10月初飞到仰光,然后到重庆,然后再经由香港到马尼拉,10月中旬左右才回美国。此外,英国的德夫库帕在9月抵达马尼拉,经雅加达到新加坡,在9月21日会见了驻在新加坡的英国大使卡(Carr)。9月29日在新加坡召开了远东会议,他分别与布鲁克茨帕姆、克罗斯比、卡、佩吉以及托马斯马勒总督等进行了会谈,德夫库帕还在10月初从新加坡飞往印度,途中经过曼谷和銮披汶首相会见,又经仰光到达加尔各答。
我们还得到情报:1941年(昭和十六年)8月下旬,罗斯福总统表明派马格尔达准将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访问重庆,这个使团10月初到达马尼拉,在此进行了必要的会谈,然后到达香港参加了香港会议后,一行于10月9日从香港飞到重庆,他放出豪言称:“我们来访的目的是支持重庆坚持抗战,今后以重庆为据点,将要遍访各地执行任务。当然也将访问仰光,要倾注全力大大提高通过缅甸途径的武器军需品的运输能力”。
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初,美英军事首脑在马尼拉会合。根据当时的情报称,这次会议就与世界相关的太平洋的各种问题专门进行了意见交换,而且探讨了战略形势。参加会合的有英国的东亚军司令官伯茨帕姆大将、美援蒋军事代表团马格尔达准将和美国远东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等。他们探讨的问题是:
① 通过缅甸渠道实行的美英共同对蒋介石进行援助的问题
② 与在西南支那的重庆军队和不断增派到缅甸的英军之间的共同作战问题
③ 强化在太平洋的美英共同作战,有报道称特别是协商了空军作战计划
接到的报道称,1941年(昭和十六年)9月下旬,英国东亚舰队司令雷顿在新加坡发表称,只要美海军有需求,将把英国的舰队提供于美军使用。10月中旬尼迈亚从新加坡到达马尼拉。另外,伯茨帕姆远东军司令官10月中旬从新加坡到达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柯廷首相发表声明称,将在10月下旬交涉并结成与美、英、荷属印支、新西兰的共同战线。从以上各种情报可以判断,当时美英荷支四国之间针对日本在经济上军事上进行着密切合作。
(2)而且还有情报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不断地大规模进行陆海军的扩张。美国也发表了从1940年(昭和十五年)1月以后,拨款七十二亿三千四百万美元订购了二千八百三十一艘舰艇,其中九百六十八艘在建造中。并且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下旬诺克斯海军部长关于这些舰船情况发表称:
① 服役的战斗舰船三百十六艘
② 在建造或已经订购的有三百四十五艘
③ 服役的辅助舰艇三百二十三艘
④ 同样的辅助舰艇在建或订购了二百零九艘
⑤ 截止于10月1日现有海军战机四千五百三十五架
⑥ 同时在建的战机有五千八百三十二架
还有报告称罗斯福总统提出战机制造费用四亿四千九百万美金的预算要求。史蒂文森陆军部长10月下旬在发表了航空士官候补及征召兵力约达现有兵力的三倍,即增兵四十五万人。在菲律宾岛的菲律宾陆军参谋长宣布中止现役军人的退役。同样在10月下旬,通报称新任菲律宾空军司令的布理昂少将已从华盛顿飞往马尼拉。1941年(昭和十六年)9月中旬,罗斯福总统根据国防促进法向国会提交了追加五十九亿八千五百万美金国防预算的国情咨文并要求审议,接着又向国会提出了追加一亿五千十九万八千美金的国防预算追加案。
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美国在继续对陆海空军实行着飞跃性的大规模扩充。
(3)在以上的联络会议和御前会议之前,美国首脑在言论上也越来越具有挑衅性。9月下旬,赫尔国务卿说,政府正在考虑废除或改正中立法;据称诺克斯海军部长在马萨诸塞号入水仪式上说中立法已经过时;另外,诺克斯海军部长还在10月下旬声称,只要日本不改变现行政策,日美冲突就不可避免。
(4)除此之外我们还接受到这样的事实:①印度政厅宣布从9月12日以后取消进口来自日本的加工棉布绢丝等产品;②同年10月29日更发出通告,全面禁止来自日本、满洲的一切商品。联合国方面就这样对日本的经济压迫越来越露骨,正是因为这各种方面的情况为背景,10月以来的联络会议和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九十六
根据御前会议的决定,11月12日在联络会议上决定了对外措施,其内容如法庭证据第1169号所示。另一方面,陆军方面在11月6日任命了寺内寿一大将为南方军总司令官,在统帅部中决定了南方军武装部队的战斗序列,同一天下达了对进攻南方战略要地的备战令,并且统帅部在当月15日决定了对英作战的计划大纲。当然这些都还不过是根据假设,由统帅部作出的作战准备。我以军部大臣的资格是了解的,其他阁僚对于统帅部采取的措施则一概不知。海军统帅部在这期间做了怎样的备战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日本签署并通过《巴黎非战公约》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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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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