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新刊速递 |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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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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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刊上架

 2019.12 

封面

封底

封二

封三

目录

圆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支撑

——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

刘世军

治理文明视野下的国家治理及其制度根基

沈国明

地方立法应当立一件、成一件

——关于地方立法 40 年的一些认识

浦兴祖

人大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

胡  伟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党和人大关系

程竹汝

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关”建设的三个着力方向

朱应平

强化支持和保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的实效

杨建党

“会意”与“大任”：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使命

汪伟全

国家安全视域下人大职能的新使命

特稿 

孙国东

阐释学与政治哲学的公共阐释

何明升

技术与治理：中国 70 年社会转型之网络化逻辑

唐皇凤     王 豪

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

争鸣

吴冠军

信任的“狡计”——信任缺失时代重思信任

陈 瑜

“后理论”的洞见与局限

——以波德维尔中国电影诗学为中心的讨论

技术 

陈吉栋

播撒信任的技术幽灵
——区块链法律研究评述

社会

高帆

从政府-市场到城乡关系：结构联动视域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郭星华     曹馨方

从农民的心态变迁看征地纠纷的根本化解

唐 溧     董筱丹

乡村振兴中的空间资源利用制度创新

——如何弱化“三产融合”中的空间“隐性剥夺”

思想 

李 双     杨联芬

从“四民皆工”到“工人阶级”
——“劳工神圣”观念的形成与语义嬗变

赵晓靓

一战后日本国家体制转型挫败
——以北一辉“国家改造”思想为视角

李风华

何以为家：一种基于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命运共同体

圆桌会议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支撑

——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

2019年10月28—31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不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探讨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坚持、完善和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联合主办，《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承办的“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与完善暨地方设立人大常委会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刘世军主任从治理文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并认为中国国家治理大厦的“四梁八柱”已经基本成型。沈国明教授认为，地方人大立法历经4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也遇到一些新问题，应在立法过程中坚持做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考虑立法的实效性与可执行性，做到立法立一件、成一件。浦兴祖教授认为，人大制度的主要优势就在于人民当家做主，其中蕴含“双重委托”“双重监督”的逻辑意蕴，其主要优势在于人民通过行使国家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要使人大制度的优势更好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就要完善人大制度、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联系群众、认真执行制度、重视制度间关系。胡伟教授认为，处理好党和人大的关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应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从规范意义上辨明党和人大的制度性关系，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作为代议民主基本制度安排的功用。程竹汝教授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机关建设应该聚焦“补短板”事项，即营造和强化与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机关建设相适应的履职氛围，重视人大履职过程中“行动者”的责任机制建设，切实强化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人大监督工作。朱应平教授认为，执政党要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切实依法行使职权，为此，党组织要及时有效地推动、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立法，支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行使决定权，保障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好监督权。杨建党副教授认为，人大应该通过完善选举制度、优化代表结构和素质、加强与选民和选区的联系等形式实现“会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大任”作出积极贡献。汪伟全教授认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对于人大职能提出了新挑战，人大职能与国家安全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应该通过发展人大职能保障和实现国家安全。

——主持人   叶祝弟、杜运泉

孙国东 | 阐释学与政治哲学的公共阐释

【内容摘要】为使政治哲学的理论阐释具有公共证成的前景，有必要推进政治哲学的“公共阐释转向”。为此，我们需秉持情境-普遍主义的阐释取向，同时把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作为公共阐释的共享视域；这种共享视域内在地要求把意识形态批判与沟通旨趣相结合，并在区分“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价值”的前提下，围绕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模式)进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政治哲学的公共阐释 , 需遵循两个认知性原则：确保阐释立场具有公共性的公道性原则；确保阐释内容具有公共性的可证成性原则。相应地，其在认识论上要求采取“反思性的情境主义”立场，并自觉践习“理性的公共运用”，在方法论上要求把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深度结合起来。

【作  者】孙国东，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何明升 | 技术与治理：中国 70 年社会转型的网络化逻辑

【内容摘要】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工业化的具有网络化逻辑的新型现代化过程，其驱动机制有两个:一是网络技术的升级换代，二是网络治理的模式创新，二者之间的匹配程度对社会转型状态影响极大。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社会转型也呈现出周期性的螺旋式跃升。在Web1.0到Web2.0这个周期内，我国的信息网络技术实现了历史性赶超，社会转型也从Cyber生存转换为NetworkSociety形态，但网络治理模式与网络技术换代的匹配度时好时坏。Web3.0和5G技术的来临，开启了更高层级的后2.0发展周期。为应对这个智能互联网周期的挑战，中国要构建网络治理与技术换代同步转型的均衡驱动模式，以实现社会转型的再跃升。未来若干年，中国需要在近乎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从追赶者到超越者甚至领先者的角色转换，积累起比上一个周期更强的信息网络技术“硬”能力，加之中国在网络治理创新的“软”能力上差距较大，这一社会转型之路还很漫长甚至很艰难。

【作  者】何明升，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网络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唐皇凤 王豪 | 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

【内容摘要】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演化的历史长河中，简约化与复杂化是两种在价值理念、制度安排、组织架构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的治理传统。帝制时代的简约治理模式具有治理风险和治理成本较低等优势，然而，由于难以有效解决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而被复杂治理模式所超越。近代以来的复杂治理模式具有资源汲取和社会动员能力较强等优势，然而却面临治理负荷过高、治理效能较低等治理困境。深刻反思并综合运用两种治理模式，在简约与复杂之间寻求均衡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坚持可控的韧性治理，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基础上构建现代秩序，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作  者】唐皇凤，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豪，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吴冠军 | 信任的“狡计”

——信任缺失时代重思信任

【内容摘要】信任应被视为政治智慧的一个关键性创制——有限个体（局部信息、局部认知）之间凭借理性与逻辑达不成之事，信任使之成为可能。缺失信任，人际合作将无法实现。进而，信任做出者与被信任者，结构性地处于信息不对等状况中。而信任之“狡计”正是体现在：一方面它逼着信任做出者做出透支性的跃步；另一方面亦逼着被信任者做出同样巨大甚至更巨大的透支，从而不得不去善待和守护信任。这个时代正是因为信任的“狡计”被广泛地丢弃，才在微观与宏观层面处处展现出凶猛“互撕”(人与人像狼与狼般撕咬)的霍布斯主义景象。

【作  者】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陈瑜 | “后理论”的洞见与局限

——以波德维尔中国电影诗学为中心的讨论

【内容摘要】“中层(碎片)理论”是波德维尔和卡罗尔在“后理论的电影理论重建”中的理论追求。波德维尔对中国电影诗学的研究可以作为透视其“中层理论”的一面镜子。他从中国香港大众电影中提取出“动作美学”问题，并以此为“娱乐的艺术”正名;他还分析了侯孝贤在克服电影制作的各种外部限制因素过程中，将不得已采取的拍摄“技艺”转化为“诗性”“抒情性”以及关注日常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美学上的优势”的。不过，波德维尔毕竟是以西方人的“鬼佬”视角来审视中国电影的，加上他对“宏大理论”的有意对抗，使得他的中国电影诗学分析存在较大的局限。

【作  者】陈瑜，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

陈吉栋 | 播撒信任的技术幽灵

——区块链法律研究评述

【内容摘要】区块链的法学研究尚未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主要问题及其进境如下：一是区块链仍以互网为基础，但运用对等网络及相关技术削弱了大数据平台的影响力。二是区块链网络存在四层结构，对其监管可循此结构；中心是代币持有者，将其认定为合伙企业仍有疑问。三是目前智能合约是否为法律上的合同仍有争论，真正难题是代码解释问题。四是数字货币并非法币，引发了对其界定及其发行的监管难题。未来区块链法律研究的可能努力方向在于重视法律释义学研究中的技术逻辑、关注区块链规制与法的融合之道、重视作为法律研究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传统。

【作   者】陈吉栋，上海大学法学院讲师，玛娜数据基金会特约研究员，法学博士。

高帆 | 从政府-市场到城乡关系：结构联动视域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呈现出多个维度的经济转型，但绩效层面的状态转变根源于动力层面的制度变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增长导向和财政分权为核心的政府间关系、以不同领域市场化进程差异为特征的市场间关系，构成了中国制度层面经济转型的基本内容。就城乡关系而言，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对人民公社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户籍制度等的变革，推动了城乡关系从割裂状态走向融合状态，这种转变背后的逻辑是政府-市场关系、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结构变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要依靠持续的经济转型来实现城乡关系的深度融合，这种转型需要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且需要改进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结构关系。经济转型需要关注政府-市场之间的嵌套关系，也需要突破政府-市场的两分框架并延伸至政府和市场内部。基于城乡关系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再审视，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实践素材。

【作  者】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郭星华  曹馨方 | 从农民的心态变迁看

征地纠纷的根本化解

【内容摘要】频发的征地矛盾与纠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以往对该问题进行的讨论多是权力运行、法律建构的角度，社会转型背景下被征地农民的心态变迁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形成并巩固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广大农村人口普遍期盼征地的根本原因。但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城乡管理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城市单位制的解体，农村人口在经历过城市生活之后，也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体验与感受;面对征地，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一方面“盼征地”;另一方面“抗征”，在“倍增”的不安全感中产生了无休无止的博利行为，引发了诸多矛盾纠纷。为了有效地减少当前的征地矛盾，建议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构建“社会保障+X”的实际安置模式，推进各种安置模式长久化，并以移民社区为依托帮助被征地农民逐渐实现市民化。

【作  者】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曹馨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唐溧  董筱丹 | 乡村振兴中的空间资源利用制度创新

——如何弱化“三产融合”中的空间“隐性剥夺”

【内容摘要】农村空间作为一种资源，其租值由该空间中发生的主要经济行为所决定。在乡村振兴中，“三产融合”开发农村空间资源，使空间租值由一产化定价向三产化定价转变，产生增量收益。但是，大多数地区由于空间资源定价制度不充分，普遍发生空间资源租值耗散，某种程度上构成对空间资源所有者的“隐性剥夺”。基于空间资源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性，亟需通过系统性创新重构开发模式和收益分配方式，完善空间资源定价制度。具体操作上，宜构建“三类市场”体系，从资源整合、实体运营和资金运作三个方面，完善资源交易、定价、开发和收益分配机制，创新空间资源价值资本深化的实现形式。

【作  者】唐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董筱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

李双 杨联芬 | 从“四民皆工”到“工人阶级”

——“劳工神圣”观念的形成与语义嬗变

【内容摘要】“劳工神圣”是五四文化的重要思想命题，其相关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概念的生成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进步主义维度，蔡元培“劳工神圣”的独特内涵及其传播中的意义转换，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从观念形成的历史着眼，可以考察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抉择与实践，凸显蔡元培“劳工神圣”的独特思想意义，揭示这一命题如何以传统伦理文化为底蕴，吸纳整合西方理论，形成五四时期极具影响的思潮，并呈现该命题由无政府社会主义概念嬗变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思想史轨迹。

【作  者】李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杨联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晓靓 | 一战后日本国家体制转型挫败

——以北一辉“国家改造”思想为视角

【内容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国内矛盾加深，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又一次站在了选择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北一辉提出“国家改造”思想，主张以“总体战体制”准备下一场世界大战，从而实现日本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思想被民间右翼和军部皇道派势力奉为圭臬，指导了昭和初期“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为军部法西斯夺取政权扫清了障碍，将日本引上对内实行极权主义总体战体制、对外侵略扩张直至战败的不归路，在国家体制转型的问题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作  者】赵晓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学院教授。

李风华 | 何以为家：一种基于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命运共同体

【内容摘要】家庭是群己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是把握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家庭是一个基于共同人身所有权的命运共同体，内部实行财产共产主义。家庭成员的共同人身所有权与个体的自我所有权互相嵌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个体。婚姻是个体让渡人身所有权而形成的共同人身所有权，离婚则为解除家庭中配偶双方的共同人身所有权，死亡则是共同人身所有权的消灭，也意味着家庭的解体。长远来看，家庭必然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灭，但在目前，家庭共产主义仍然是阶级再生产的基本方式。

【作  者】李风华，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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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问题 

秉持人文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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