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广州｜为百业“萧条”担忧

UCRC 城市中国杂志 2022-05-13

收录于合集 #疫·城·生活 2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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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不是一个关于“if”的问题,

而是一个关于“when”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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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就像军队一样，害死人口的速度几乎与吸收人口的速度不相上下”这是历史学家William H. McNeill将城市看作所谓“人口收集槽”的著名论断。也即城市在不断的吸纳新人口的同时，因为瘟疫、卫生等原因，城市的总人口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并不容易出现大幅增长，进入一种马尔萨斯陷阱。这显然是在现代医疗、卫生、下水道系统出现之前的城市发展状态，即便如此，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进入了一轮爆发期，这令每一个国家、城市都必须正视这种挑战。正如文中提到的，瘟疫，又或者其他的挑战，对城市而言并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如此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任何一座现代城市的医疗体系而言，都是致命的挑战和打击；但城市必须在今后都在开发建设中做好这种“应急状态”预案，从硬件，到软件。

”

文/

张思璐，85后女生，《城市中国》前实习生，现居广州，全职公益人

2020.03.05

2月9日，我从珠海回到广州。订好票的大巴临时停开，只能坐城轨。城轨上人很少，每节车厢不到10人。地铁和公交车人也不多——往日只要40路公交车往车陂南站一靠，就有两群人蜂拥而上，堵在前后门。仿佛有双无形的大手，推一把再塞一把，最后恨不得拣几个人横着塞进去，不浪费车厢的任何空间。而如今，司机竟能站起身，悠悠地给仅有的三个乘客测体温，其中包括我。

公交车在车陂路上开得不紧不慢，私家车很少，有公交车开过，零零星星站着几个人，偶尔看到一辆送外卖的摩托车。行人更少，用“人迹罕至”都不为过。

车陂路原来是城边村，随着城市发展为城乡结合部，贯穿繁华的黄埔大道、中山大道，沿途除了人口稠密的车陂村，还有十多年来陆续建起的楼盘小区。街区依然保留着工业发展时期的痕迹：建材市场里，从室内装修所需的油漆，到工地建筑要用的钢筋水泥，应有尽有；工厂改建的大排档，每晚天色还没暗下去，烧烤的白烟已经升起。

今年春节随处可见的雪糕筒。

有位好友住在车陂南，我住车陂北。下班后我们总是约在车陂路上，有时是砂锅粥，有时是日料店，又或者凉皮快餐、Pizza Hut……但是，我们去过的所有餐厅直到今天都还关着门，砂锅粥店玻璃门上红纸黑字的“初八启市”，右上角掉下来，初八已经过去8天了。车陂村入口堵住了，雪糕桶、旧椅子堆在一起，再拉两条警戒线，仿佛是慌乱中随便拉来的，能封住就好。

不开店，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就意味着背后牵扯的多个家庭将面临生活压力。

我常去的24小时不打烊书店1200bookshop，广州文艺打卡点，即便在大小新年等重要节日也不曾关门，现在要打烊了。书店去年12月租下了旁边的房子，刚刚完成店面扩张，宣布此处升级为总店。疫情之下，听闻房东并未豁免房租，书店的生存本身就是挑战，现在更难了。老板脑子灵活，推出88元一份的盲选礼包，根据对顾客的感觉选两本书寄出。据说一周内竟然也卖出1600份。疫情里，兴许是给书友送出的一点温暖。

因为写字楼没恢复上班，所以位于写字楼二楼的快餐店也没什么生意。这家必胜客在玻璃门口贴着“提供外卖”几个字，颇有一种大声吆喝的感觉。几个字第二天就被揭下来了。

广州常住人口一千多万，累计确诊不到500人，按理说，确诊比例和感染风险都相对低。但要知道，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是比战争还能令人口锐减的重要角色。Netflix的纪录片《流行病：如何预防大型传染病》（Pandemic: How to Prevent an Outbreak）中提到，流行病不是一个关于“如果（if）”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何时（when）”的问题。所以我们更应意识到，这是必须面对的挑战，需要理性并积极地回应。

每次出门，即便是去500米外的市场，我依然要先涂口红，再戴上口罩，这样心情会好些。但很快我就不再去市场，因为隔壁小区查出了疑似病例。邻居们消息灵通，隔壁小区的公告贴出来当天，小区群里就出现了公告的照片，大家都很担心，因为附近三个主要的小区共用一个肉菜市场和一个公交总站，我们都不知道是否曾与疑似病例有过接触。

疫情期间，生鲜配送的生意非常火热。大家各出奇招，每日优鲜为小区免费提供取件架，“支持无接触式配送”，只要小区申请就能搭建。上面除了生鲜，还堆满了各种快递。

从那以后，我就非常依赖生鲜配送。

以前网上下个单，最快半小时，最多2小时内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等待时间更长且只能送到小区门口；另外原本的免费配送，也在疫情期间收起了每单6元的配送费（其后，配送人员陆续复工，配送费也随之取消）。以前天天发优惠券的每日优鲜，现在也不再发放；某一天晚上还直接关闭了。我一度非常恐慌，“如果没有生鲜配送，吃什么？”

所幸第二天上午就恢复，短信还告知了补货时间和最佳购物时间。

同事住在广州郊区，她常说自己住在“乡下地方”。春节刚开始时还可以到地里摘菜，不到十天，她便“冒着生命危险开车到市区买菜了”。比起乡村，城市的资源毕竟丰富。住在一个还有快递、外卖的地方，人们就是幸运的，那些快递员成了我们和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

单位附近的顺丰小哥有时会聊上几句，关系不错。2月10日他联系我派件，我在家，便叮嘱“别回去，现在街上没什么人，商铺不开门，办公室也空着”。还有客户给了他一包口罩，公司也安排了防护工作，仓库有3个人感冒咳嗽，初步排除了感染新冠肺炎。

但也不是所有快递员都那么温暖，偶尔碰到不耐烦的快递员，卖货的商家让我理解他们。

快递派送只能堆在写字楼楼下、小区门口。原本快递小哥提着一袋子快递往驿站一放就可以取下一票货，现在往往要坐上三四个小时，一个个打电话通知收件人。

复工时间从原本的春节假期结束，推到2月10日，但大家似乎已经按捺不住上班的热情，往阳台一站，时不时能听到左邻右舍在谈业务。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上初中，全无忧虑，珠海的疫情也不严重，每天还能上学，只是学校取消了各种集会而已。2020年自己工作了，面对迟迟未能复工的局面，担心骤升。年初定下的工作计划无限期搁置，谈好年后就启动的合作变得遥遥无期，疫情让经济下行雪上加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丢了饭碗。

单位安排两周内在家办公，这期间仍需要轮流派人到单位值班。每当轮到我值班的前一天，我都异常紧张。值班当天全身防护，回来就洗头洗澡。朋友一边笑话我这是“上班如上坟”，一边给我支实际上并无效果的“奇招”——“回家先用电吹风吹全身五分钟，杀毒”。

地铁、公交车上平时抢着坐，现在只要座位上有人，绝对不会有人挨着坐下去。9：18的地铁上，大家自觉地保持距离。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遵守规矩。电梯里有时丢满了用过按键的纸巾，小区里也不时有不戴口罩带着孩子在小区打羽毛球的邻居……很多人带着一种“我没病，你别感染我就好”的傲慢心理。仔细想想，我曾经也是其中一员。1月初，疫情还未大规模爆发，我感冒咳嗽，曾没心没肺地跟朋友说：“我就是个大病毒，我要去祸害人间。”当时网路间充斥着“XX用个人之力‘点亮’西藏”、“XX患病后到上海迪士尼游玩”、“XX拒绝接受体温检测并吐口水”之类的新闻，朋友们也在讨论“举报湖北人线索”、“硬核隔离措施”是不是侵犯隐私。对隐私、自由与公民责任之间的讨论尚难得出结论，不过这种“我可能是例外”的侥幸心理却拥有天然的传染力，并不会因为空间、学历、性别、年龄而有所区别。

所有进入写字楼的人都要登记、扫码、测体温。无论进办公大楼还是拿快递，大家排队时都自觉地保持“礼貌的1米”。

与这种心理相对的是，有一天，新闻里播着香港首例死亡病患居住过的小区，记者问邻居怕不怕？答：“当然怕，同一栋楼，出出入入，总会碰上，潜伏期又这么长。”记者追问，是否考虑搬出去住几天？立刻警惕：“当然不！如果我也患病了，出去住就会感染其他人。”

这位香港居民毫不迟疑的回答让我震撼。面对流行病时，以前我很“自然”地认为自己不会染病，要防他人，可如果我不小心也携带病毒了呢？做好自我保护，也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啊！

我为百业萧条担忧，但这次关于公共生活和生命的课程，我仍在学习公民应有的责任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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