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二十三期：中俄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聚合性”意识

本期主题：
中俄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聚合性”意识
主持人：王加兴

王加兴
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主持词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首次向国际社会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普京总统十分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俄罗斯思想文化核心概念之一的соборность(聚合性/聚和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有交汇与共鸣。本期《“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邀请4位学人分别就соборность的内核、其中文译名，及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关性各抒己见，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俄罗斯思想文化中的“聚合性”意识

赵丹

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副教授

     “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最早由俄罗斯哲学家阿·霍米亚科夫提出，是俄罗斯思想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聚合性”一词源于собор（意为“教堂”），信徒们一同走进上帝的殿堂，向至高无上的神明各自祈祷，在教堂中感受到爱、信仰和生命力。这些共同的感受让信徒们团结一致，形成一个众多个人构成的平等、博爱、自由的整体。霍米亚科夫依据前基督教时代俄罗斯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村社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聚合性”概念。这种聚合是个人与他人的合流、个体和全体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包含丰富多样性、独特性、个性的同一。

     瓦·罗扎诺夫延续了霍米亚科夫的论断，将基督教精神中的“聚合性”视为俄罗斯文化的主要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提出了俄罗斯精神的典型特征——“普世回应性”  （всемирная отзывчивость），即能对他人的灾难做出反应，能感其所感，能乐其所乐，能接纳他人，能帮助他人，能重塑自我。维·伊万诺夫把聚合化视作一个极其完美的宏大事业，认为聚合是人类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遥望企及的理想目标。弗·索洛维约夫则将“聚合性”放在世界和全人类的视域中去思考，他认为人类是一个实体化的统一体，每个民族都具有意义，因此“不能只生活于自身，不能依靠自身和为了自身而生活”，俄罗斯亦不例外。他多次指出，俄罗斯民族是基督教民族，俄罗斯思想的核心要求俄罗斯民族肩负起重大使命，为了基督教原则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福祉，担当责任，在世界上有所作为。

     谢·弗兰克首次将“聚合性”与国家、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阐述了“聚合性”理念积极的社会意义。他在《社会的精神基础》中指出，人与人之间的聚合性关系的三种结构——家庭、教会和因友谊、工作关系等而形成的“兄弟情谊”都具有“社会性”。个体与整体、个体与个体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就是爱的关系。聚合性统一的最重要特征是“整体不仅牢不可破地将诸个体联合在一起，且在每一个体之中亦有整体的存在”。国家作为一种保证整体稳定性的重要社会力量，有其存在的必要。列·卡尔萨文从人格、家庭的“聚合性”推导出民族个性的“聚合性”，并把他的民族观放在世界范围内考量。他认为，民族利己主义是行不通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样行不通。只有实现俄罗斯思想，才能在全人类中保全绝对有价值的民族个性，才能不依靠压制异族来达到自身的繁荣。

     综上可见，“聚合性”虽来源于东正教传统，但早已超越了神学层面，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层面的显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结晶。俄罗斯思想与中国思想在相互交流中发生了共鸣，“聚合性”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殊途同归，可以在不同民族加深了解、解决世界性的争端、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效力。文明互鉴的意义恰恰应在于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聚和性”意识：中俄文明互鉴的根基与桥梁

萧净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文明互鉴，首先在于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民族文化的根基是民族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聚和性”意识作为中、俄民族精神各自的核心要义，是中俄文明互鉴的根基与桥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届代表大会做出的报告中正式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2013年，习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主旨演讲中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2017年，习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一理念坚持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核心原则，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共同体”思想，因而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华文化自古以来颇具多元性和包容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恰秉持了中华文明历来所弘扬的“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和合”思想，既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又立足于全球性问题，共谋人类发展未来。这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顺应，也是当代中国为世界贡献的重要的“中国智慧”之一。

     “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是俄罗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从词源上看，该词词根具有“聚会”“教堂”“教会”“聚集”之意。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其释义可以在不少词典或百科全书中找到，大都与其词根同义，具有“统一性”“不可分性”“人民性”“共通性”“联合性”的意思。在《俄罗斯文化百科辞典》中，它代表“完整性、内部丰盈和多数，是由爱的力量聚合成的自由和有限的统一”。但该词作为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术语是在19世纪中期才产生的。著名俄罗斯白银时代思想家、斯拉夫派领袖阿·霍米亚科夫最先在俄国历史上赋予了这一概念以哲学内涵，使之上升到认识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理论高度。在这一背景下，该词除了具有“聚”“集合”之意，还强调爱以及由爱生发而成的包容、团结、和谐、平等意识。通过这一概念，霍米亚科夫把“聚和性”界定为人们“在多样性中的统一”，认为聚和性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原则，也应该是全人类社会生活的原则，并由此认为应该在全人类建立起“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即自由和谐的统一。这一理念在其后的思想家谢·特鲁别茨科伊的普遍认识论、弗·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论和谢·布尔加科夫的三位一体论中均有所体现和发展，亦成为俄罗斯“弥赛亚”观念（救世使命观）的基础。的确，соборность意识基于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爱，强调的并非仅仅是人们在外部形式上的团结，而更是团结起来的人们在内在精神上的自由与和谐的统一，它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聚和性意识源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却有着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诉求，都弘扬博爱、包容、和谐、团结的精神，从而体现出“天人合一”和“万物统一”的思想。这说明人类思维具有相通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全符合人类文明共识和文明价值观；同时也证明了中俄文明互鉴具有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聚和性”意识已成这一互鉴的桥梁。

谈соборность话翻译

杨仕章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副院长、教授

     苏联解体后，соборность一词开始“复活”，并由一个宗教术语发展成哲学术语，借以表达俄罗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性，颇受学界关注。

     Соборность由阿·霍米亚科夫提出，得到俄罗斯许多思想家的研究与阐发。作为宗教哲学术语，соборность是指人们在彼此相爱和在爱上帝基础上的自由团结，其核心要素是自由和一致。

     对于соборность这一独特的术语，国内学者有着丰富多彩的翻译，如“和衷共济”“协同精神”“团契”“聚议性”“聚合性”“聚和性”“共同性”“共同”“一致”“一致统一性”等。汉字具有很强的表意性，对于外来事物，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意思显豁的汉语名称。为了达到见字晓义的目标，过去在翻译外来事物时，即便采用音译，也尽量体现某种意义。为此，译者甚至会用到中国传统“六书”中的形声机制，按照汉字形声特征，利用形旁表示意义或类属的特点，另造汉字来记音。比如，汉语没有采纳“没利”“末利”“摩利”“抹利”“末丽”“末罗”“抹莉”等不同的译名，而最终选用了带“艹”字头以表示与植物有关的“茉莉”这个译名。同是pound一词，表示重量单位时，汉语译为带“石”旁的“磅”；表示货币单位时，则译为带“钅”旁的“镑”。上面列出的соборность的各个译名都是学者们为了表达该术语的意义而做出的积极努力。沿着这个思路，想必还会产生其他一些译名来，如“自由一致性”“合一性”等。

     需要注意的是，соборность是俄罗斯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概念。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这个俄语词在其他语言中没有对应词，就算是包含各种哲学术语的德语，也没有对应词，它完全是一个无等值词。可见，对于俄罗斯哲学中这个核心术语，翻译成汉语时，如果仅仅使用固有的通用词语，难免会遮蔽原意并误导读者。众所周知，对于无等值词汇，音译法也是一个常用方法。就外汉翻译而言，音译法过去较少使用，现在则不然。传统上，汉语抗拒单纯的音译转写，而多用意译或部分意译。然而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汉语主要以音译方式在吸收外来词，音译抗拒的势头明显式微，不仅如此，直接保留原文字母的零翻译（如CT、APP等）也不鲜见。由此，在翻译соборность时，或许可以换个思路，不再追求用一个词来表达соборность丰富的含义，而借助音译，如译为“索博尔精神”，再辅以扼要解释，以便确立这个术语的汉语名称。事实上，соборность在翻译成英语时，就是采取音译转写的方法，译作sobornost。对于一些重要的概念或术语，不套用汉语中已有的概念或词语来翻译，古有“般若”（不用“智慧”），今有“弥赛亚”（不用“救世”），可作参考。

文明互鉴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与“聚合性”意识

王加兴

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聚合性”是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的内核，也是俄罗斯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有必要将“聚合性”置于俄罗斯思想框架下加以考察。所谓“俄罗斯思想”，就是“对人类大一统、对已是完全尊重民族个性的大一统的迫切需求”（列·卡尔萨文语），“归根到底，仅仅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联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俄罗斯思想的渊源由俄罗斯历史经验、东正教、德国的辩证法三要素所构成。纵观俄罗斯思想的发展历史，可以将其宗旨归结为：“将人类联合成一个高级的共同体，将人类改造成宇宙发展的一个要素。”（阿·古雷加语）值得注意的是，有俄国学者指出：某些西方学者称“俄罗斯思想”具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这是对俄罗斯思想的歪曲和抹黑。

     “聚合性”之所以成为俄罗斯思想的内核，诚如列·卡尔萨文所言，正是因为“我们将第一个向世界宣告，我们不希望通过压制……异于我们的民族来达到自身的繁荣，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只是把所有其他民族最自由、最独立的发展和与他们的兄弟般的团结统一视为自己的巨大成功。”“聚合性”意识突显的是内在的有机统一，它构成了人类交际、人们的社会联合的基础。

      从以上援引的相关论断中不难发现，就其内涵而言，聚合性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有交汇与共鸣。首先，二者皆认同个性的合理存在。整体由个体组成，个性充分的发展是整体不断进步的必要前提；整体不是个体的无限复制，而是具有多样性的个体的总和。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二者都追求整体性发展。人类的未来将会处于高度一体化的状态，尽管个体会充分彰显自身特色，但只有通过彼此间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协作才能保证世界的健康发展。此外，从应用范围和实践意义来看，两种思想理念适用于治国理政，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发展国际合作。它们可以帮助世界构建平等公正、非对抗、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营造互相包容、互相谅解、协同发展的国际氛围，创建新型民主、经济互惠的国际合作模式。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在思想渊源还是宗旨要义等方面，聚合性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各具特点。聚合性意识根植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是从神学思想当中生发出来的济世思想（即“关涉普世拯救的思想”）；当然，其后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宗教范畴。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与国际现代文明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新阐释。在宗旨要义方面，有俄罗斯学者将聚合化思想理解为一种目标、一种任务，而不是一种方法。更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宇宙聚合”“万物一体”。显然，这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是人类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更为强调多方和谐共存，平等相处，共同解决人类发展的难题。它既是一种理念和意识，同时也是一种具体实践。尽管如此，二者仍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所谓“异源同流，殊途同归”——二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这两种思想理念的共通之处有利于中俄两国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有益于双方应对共同挑战。这也正是我们探讨此话题的主要意义所在。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01期， 总第23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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