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二十六期：政治文献翻译与政治话语的再创造

本期主题：政治文献翻译与政治话语的再创造

主持人：杨雪冬

杨雪冬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长聘教授

主持词

如果说政治话语是中国话语体系的“硬核”，那么政治文献作为政治话语的载体，则是这个“硬核”的基本呈现形式。在当代中国，政治文献指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决策以及重要政策措施的文本，具体包括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重要会议（全国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文件、重要政策等，通常也称为中央文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非常注重向国际社会介绍自己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译成俄文和英文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选集》翻译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专门机构（1962年成立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设在原中央编译局），从事政治文献的对外翻译。经过60多年的发展，几代翻译人的接续努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念、翻译规范、翻译流程，确定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术语概念的规范化译法，培养了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湛的多语种翻译队伍，形成了中外合作翻译，中方定稿的翻译方式。

由于政治话语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确定话语基调、提供核心概念、基本判断，规范正式话语表达，引领社会话语风格等多重作用，并且随着治国理政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也经历着继承与创新，加之翻译的集体方式，因此，政治文献对外翻译更强调对文本的忠实性，集中体现为对文本内涵精神的忠实，对核心概念和表述的忠实以及对文本风格的忠实。同时，由于政治文献的内向性（针对党内、国内对象），使得翻译在将其翻译成外文时，必须虑到对象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政治制度等因素，以提高翻译的传播功能，由此既赋予了翻译者一定的自主性，也造成了翻译的内在紧张。在践行忠实性，适度发挥自主性的翻译实践中，政治文献翻译实际上在创造着一种既紧靠原文又适宜对外传播的政治话语体系。

这个翻译过程如何达致、以翻译呈现的政治话语体系与以原文呈现的政治话语体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及翻译对政治话语体系构建的反作用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为了推动这种研究，我们邀请了几位长期从事政治文献翻译实践的译者，对他们参与或者组织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一方面更真切地呈现政治文献翻译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资料。肖德强、刘亮、霍娜以及我的文章也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当代中国重要政治文献多语种数据库建设”（17ZDA1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央文献翻译的规范性简论

刘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译审

中央文献翻译在国家政治文献翻译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也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专门从事中央文献翻译的国家机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原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在近60年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央文献翻译规范体系，从指导思想、技术操作和组织保障三个方面确保了中央文献翻译的规范性。

一、思想规范

从指导思想的层面来说，中央文献翻译的思想规范可以概括为政治性、民族性、时代性。

1.政治性是所有政治文献翻译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

首先，要拥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只有正确坚定的政治立场才能保证正确的思想观点和工作方法，从而避免出现原则性的错误。其次，要读懂读透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中国整个政策体系是读懂中国的基本政治框架。再次，要不断完善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话语是双向的，中央文献翻译要让中国的政治话语能够听得见、听得清、听得懂。

2.民族性是对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精神特质和文化积蕴的一种认同

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任何文字活动都是具有民族性的活动。中央文献虽然属于政治文献，但无论是在领导人的讲话还是会议报告中，汉语的语言特色和各种中国元素都随处可见。因此，中央文献翻译一方面需要把握和转换好汉语自身的语言特点，另一方面要抓住和体现出文献文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特性，通过译文传达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思想的魅力。

3.时代性是中央文献翻译最鲜明的特点和灵魂

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本身（包括中文和外文）和翻译理论及实践、国内外大环境、中国的执政理念和领导集体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包括中央文献翻译专业机构（中央编译局本身）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从语言到政治，从理论到实践，从体制到机构，都在影响着中央文献翻译，由此也相应地形成了中央文献翻译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到“习近平系列著作”的鲜明代际变化，这是时代性的突出表现。

二、技术规范

从技术操作的层面来说，中央文献翻译形成了严格周密的翻译体例、科学合理的翻译流程、严谨全面的术语规范。

1.翻译体例

体例是翻译技术规范的基础。中央文献翻译的体例规范可分为通用体例和特殊体例。1）通用体例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英文通用体例包括缩略语、大小写、标点、拼写、货币度量衡、注释、引用、参考资料、索引、外来语、斜体黑体、表格插图、人名地名、数字时间日期、词性、句子与段落、书名标题、敏感词汇等。2）特殊体例主要是面对中央文献的不同体裁，包括领导人著作（文选、单行本、摘编）、会议文件（演讲、报告、公报、规划）、党史党章党规等。

2.翻译流程

科学合理的流程管理是翻译规范的技术保障。中央文献翻译的标准流程包括译前、译中和译后三个板块。1）译前，包括组建翻译团队，人员分工，制订时间进度表，编写翻译体例，准备参考资料。2）译中，一般包括“初译→改稿→核稿→初定→统一→通读→定稿”这些流程，其中改稿由精通母语的外籍专家进行，统一由中级以上译员进行，定稿由高级译员负责。有时会增加“二次核稿”和“集体讨论”的环节，遇到紧急任务时流程会适当精简，但“初译→改稿→定稿”三个环节必不可少。3）译后，一般就是资料整理，提取术语，编入语料库。如果是正式出版物，还会增加“译写出版说明”“编写页眉”“解决出版社在读清样过程中提出的问题”等环节。

3.术语规范

术语是中央文献翻译规范的突出成果和精华，具有经典性、权威性和传承性的特点。联合国和欧盟分别拥有自己的术语库UNTERM和IATE，同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利用已翻译完成的上亿字的文献资料，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多语种语料库。其中，中央文献翻译术语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别：1）核心政治概念，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2）重要政策表述，比如“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一带一路”“依法治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等；3）中国特色表述，包括成语俗语谚语和古文诗词典故等，比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和而不同”“行百里者半九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硬骨头”“拦路虎”“打铁还得自身硬”“为政之道，民生为本”等等；4）党史党建术语，比如“群众路线”“四个伟大”“反对四风”“民主集中制”“三会一课”“三严三实”“一岗双责”等。

三、组织规范

央文献翻译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在专业团队、译作沟通和反馈跟踪三个方面得到了有力的规范化的制度保障和组织支撑。

1.专业团队

从1961年成立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先后更名为中央文献翻译室、中央文献翻译部（均归属于中央编译局），到2018年机构改革后又更名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这支专业的中央文献翻译团队始终保持着建制完整，现有英、俄、法、西、日、德、阿七个语种翻译团队，每个语种都聘有相应的外籍改稿专家。同时，第六研究部还保持着与外交部、新华社、外文局、国际台等多家对外翻译和传播机构的合作关系。除此之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还为第六研究部提供了强大的图书资料、信息网络、后勤保障等多方面的支持。

2.译作沟通

外文译者与中文作者之间的沟通机制一直是中央文献翻译中的重要一环。双方之间主要的沟通内容包括：1）有关中文理解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新提法、新概念、新政策的背景知识和正确解读；2）有关一些史实数据的确认，目前网络资源虽丰富却良莠混杂，有些资料在网上往往会查询到多种迥然不同的结果，这时就需要向中文作者进行验证核实；3）有关重大核心概念翻译的讨论和请示，像“三个代表”此类重大核心政治概念的英译都需要得到中文作者的认可。2018年机构改革，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编译局整合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从此，中央文献的编写与翻译合为一家，从而实现了译者与作者的无缝衔接，很快就翻译出版了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语种版和《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英文版。

3.反馈跟踪

对于中央文献翻译的反馈跟踪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1）论坛建设，从2015年开始，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已经连续召开了五届（2020年因疫情推迟），该论坛已成为一个常规化的中央文献的翻译、传播以及研究的交流平台。2）智库高校，近年来，围绕中央文献翻译的研究日益兴起，特别是关于中央文献翻译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译著的对外传播等，各大外语院校纷纷设立“中央文献翻译”相关课程，天津外国语大学与中央编译局合作共建成立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3）译协平台，中国译协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每年定期召开重要政治词汇研讨会（中英、中法、中日），并于2020年9月成立重大翻译工作审评专家委员会。

四、结语

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基石，中央文献翻译在机构化制度化常规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思想规范、技术规范和组织规范，实现了自身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与此同时，中央文献翻译也面临着智能化时代带来的新挑战——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各种新理念？如何借用新技术提高翻译质量与效率？如何优化内部结构、整合外部资源？如何实现“小机构、大网络的社会化大翻译”？这些都是所有中央文献翻译者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政治文献翻译的“规范化”

——基于俄文翻译的探讨

肖德强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俄文处处长

政治文献对外翻译是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话语权建设，政治文献对外翻译事业迎来又一个高潮，翻译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各语种的文本翻译成果不断推出，为向世界阐释中国理念、解读中国思想、中国政策和中国发展道路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一些问题值得警惕，个别译者求数量、轻质量，不少翻译作品质量堪忧，这样的文本走向国外，不但起不到向世界推介中国的作用，甚至会造成误解，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百害而无一益。究其原因，译者水平固然是影响翻译质量的主要因素，但缺少政治文献翻译规范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进一步说，翻译成果是否规范，不仅会影响翻译质量，也体现了译者的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必须予以重视。

一直从事政治文献翻译的一些团队，比如原中央编译局、外交部、新华社、原国际广播电台等单位的相关业务部门，都有自己奉行的一套翻译规范。但是因为相互之间缺少沟通交流，难以形成业内通用的规范。从长远来看，这种能够得到行业认可的标准规范的缺失，势必会影响整个政治文献翻译领域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党和国家外宣事业的发展。

为保障政治文献对外翻译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环节，制定科学合理的政治文献翻译规范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所在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俄文翻译处（即原中央编译局文献部俄文处）在多年从事中央文献翻译实践基础上，不断加以总结，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央政治文献翻译规范。尤其是近几年来，翻译团队在工作过程中着力对这些规范加以完善，在中央文献翻译规范化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本文加以简单整理介绍，希望能够对政治文献外译的规范化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提到翻译的规范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术语翻译的规范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不少，尤其是在科技类翻译、经济文献翻译、法律法规翻译、公示语翻译等方面。但中央政治文献（文中所说的中央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文本：一是会议文件，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中央全会主要文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要文件、全国政协会议主要文件等；二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包括领导人选集、文集、专题论述摘编、其他重要讲话；三是其他反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重要政治文件）翻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翻译门类，它有自己的文本特点：一是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科技等方方面面；二是政治性强、政策敏感度高，其所传递的信息经常与政治意图相关联；三是语言风格多样，不同类型的文件以及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呈现出的语言风格会有区别。鉴于以上这些特点，再加上中央文献翻译任务往往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程序性和保密要求。因此，中央文献翻译的规范化应该是广义的。本文主要从中央文献基本翻译原则、中央文献翻译流程管理、中央文献翻译质量评估标准、重要政治术语和专有名词、中央文献注释翻译要求、技术规范等方面介绍中央文献翻译的规范化。

一、关于中央文献翻译原则的规范化

译者首先应当清楚，中央文献翻译的目的是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让世界了解更真实的中国。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性任务，要求译文必须高度忠实于原文，准确反映作者意图。在翻译过程中，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1.做好准确性与可读性的统一。译文准确性在政治文献翻译中是第一位的，按照翻译的信达雅原则，首先要强调“信”，在“信“的基础上，再力求做到“达”和“雅”。当然也要重视读者的感受，强调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译文的美感，但不能为了盲目迎合受众而牺牲原文。

2.做好政治性与有效性的统一。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译文所传递的思想和文化，而不是强制性灌输。因此，译者不仅要掌握语言知识，更要具备跨文化思维，要学会站在受众的角度去处理译文，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从而实现翻译的有效性。但中央文献的特殊性又决定了译者是有立场的，要把好译文的意识形态观，要求译者必须要讲政治。做好中央文献翻译，必须要实现二者的统一。

有人认为翻译与讲政治没有关系，甚至认为让外国人看懂才是最大的政治，这种观点是狭隘的。首先，中央文献翻译带有很强的政治属性，译者应当体现出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进一步说，讲政治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作者意图，实现译文的有效性。相反，为了迎合外国读者的思维习惯而偏离了作者意图的译文，一定无法实现传播效果，也一定不是好的译文。

3.做好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一方面，早期政治文献翻译成果中很多固定下来的翻译方案，尤其是涉及社会制度以及重大方针路线的政治术语，已经被国外读者广泛接受，这种情况下，除非中文表述做出改变，一般不要轻易改变译文，以免引起外界的误读。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今天面临的话语语境发生了变化，加之语言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作为译者，应该在翻译过程中敢于接受新事物，在保证翻译安全的前提下，译文用词表述也应当与时俱进。

二、关于中央文献流程管理的规范化

20世纪60年代，老一辈翻译家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套完整又严格的翻译流程。几十年来，几代中央文献翻译人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到今天建立了一套分工合理、管理科学的翻译流程。如图所示：

这个翻译流程包含二十多道程序，看起来非常复杂，但核心环节无疑就是初译、核稿、统一、定稿。而且在工作过程中，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可适当进行调整。一些环节可以交叉进行。比如，在外国专家改稿速度跟不上初译速度的情况下，可以将翻译经验尚欠缺的年轻译者的稿件先给有经验的中方专家审校，然后再让外国专家改。再比如，有些外国专家汉语水平很高，可以直接参加部分文件翻译，那么他们的译文可省略改稿环节，直接进行核稿。在时间异常紧张的情况下，核稿的遍数也可以适当缩减。但无论怎么调整，最核心的译、核、定环节是必须要保证的。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为了保证译文的政治性和准确性，必须由中方专家负责最终定稿。

三、关于中央文献翻译主要环节质量评估标准

为了保证翻译质量，需要对整个翻译流程的主要环节（初译、外国专家改稿、核稿、中方专家定稿）的工作质量进行把关，提出具体要求，加强对各流程环节的管理。

初译标准

对初译的要求，简单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初译者要以外文读者能看懂能理解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中文理解准确和外文表达通顺。中文理解包括掌握原文背景、政治内涵、语体风格和术语体系等方面。初译者首先要通读原文，对文章结构和基本修辞特点有一个整体把握。针对文章中出现的专业术语等疑难问题，通过查阅资料库、工具书、互联网或向答疑组质疑，务必做到准确理解原文。

外国专家改稿标准

主要是做到两个方面：一是对不符合外语表达规范、不地道、不准确的译文进行修改；二是从修辞角度并结合外国读者阅读习惯，对译文进行润色。

核稿标准

对核稿的要求主要有三点：一是对照原文审核译文，看初译者对原文理解是否有问题；二是看外文表达是否通顺，外国专家的改稿是否导致译文偏离原文；三是对可以优化的地方提出优化方案。

中方专家定稿标准

定稿人员的任务，一是对照中文审定译文，检查中文理解和外文表达两方面是否都准确；二是对外国专家的审读意见和前面核稿人员提出的修改方案进行判断取舍，对有问题的地方提出优化方案，针对疑难问题与专家探讨达成一致，最终定稿。

四、关于重要术语和专有名词的规范化

1.政治文献文本中一些体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执政理念、执政方针等的政治术语，既有一定的传承性，又有很强的政治涵义。因此，对这类术语，在翻译过程中应特别强调译文的规范性，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

2.专有名词译文应当规范。主要是一些机构名称、人名、地名等。比如国际机构名称、外国政要姓名，要尽量查到官方用法，与其保持一致。中国人姓名俄译要严格根据词典规定的汉语拼音和俄文字母对应原则进行拼写，同时应避免使用可能引起歧义的字母。另外，像李白（Ли Бо）、鲁迅（Лу Синь）等已经约定俗成的固定译法建议继续保持。值得注意的是，港澳台地区一些人名的翻译是根据普通话发音翻译，还是根据广东话发音翻译，还是用他们的英文名字？应该有统一的规则。

另外，一些政策文件、法律文件、国际条约、协定等名称也应规范翻译，如果是国际性文件，最好找到其国际通用名称，找不到通用名称的，翻译时也要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一旦固定下来，应该保持其延续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上面哪一种情况，都应当做到同一份资料或者同一本书中，同一个专有名词或同一个名称的译文保持一致。不管译文水准高低，这种统一性至少能体现译者的严谨和认真程度。当然，这种一致性并不否定外文表达的多样性，二者是不矛盾的。比如“上海合作组织”（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行文当中为了避免多次重复，有时会用其缩写形式ШОС，有时也可直接用Организация，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前面所说的译文不一致。我们所说的不一致，如一些重要词汇大小写不一、单复数不一，甚至同一个机构名称翻译成意思差别很大的几个方案等等。这样的译文即使内容译得再好，也会让人觉得译者很不专业。

五、关于中央文献注释翻译的规范化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过程中，翻译团队视具体情况而定，可对文中注释进行全译、节译或者不译。这里所说的注释主要指题注、脚注、尾注，在中央文献中，题注一般用来注明领导人讲话的场合、时间、地点，脚注或尾注的主要作用是注明文本的出处或对文本进行补充说明，帮助读者理解文本内容。

全译，顾名思义就是完全按中文注释的内容进行翻译，这个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会有节译、不译的情况出现呢？这是因为有些中央文献文本内容并不是专门为外宣而写的，一些注释是针对中文读者而加的。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可以根据语言对象国的文化特点、读者需求进行部分翻译。还有一些注释虽然是针对外国读者加的，但并不是每一种语言的读者都有这个需求，如注释中俄国著名诗人、作家普希金在俄罗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译成俄文时就可以不译。

六、关于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与译者水平无关，却最能体现其专业性和工作态度。每一个翻译项目开始前，在组建翻译班子进行分工时，应指定专人负责调整译文的技术规范。待文字修改完成之后，对包括标题格式、字体、字号、大小写、数字、标点、段首空格、行距、注释格式等进行全面检查调整。在一些特别紧急的重要翻译任务中，比如全国两会重要文件的翻译，交稿前还要进行比段，中外文按段落进行比对，检查每段段首和段尾，最大限度防止漏译。这样呈现出来的译文不仅美观，也能给读者阅读带来愉悦感，进而提升翻译作品的整体质量。

七、结语

中央文献翻译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既能保证原文内容、风格、行文特点在译文中得到最充分的呈现，又能充分发挥团队的作用，使译者之间能够相互查缺补漏，实现优势互补。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翻译规范对提高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能够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当然，要形成业内通用的更加完备的政治文献翻译标准规范还需要广大翻译同仁一起努力，加强交流沟通，互相借鉴，不断完善。

中央文献翻译的双层标准

陈勇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指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全国党代会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文件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政策文件翻译成主要外语的一项系统工程。

在语言层面，中央文献对外翻译遵守的标准是“忠实”和“通顺”，这一点既是实践常规，也有理论依据。首先，“忠实”和“通顺”标准是政治文献译者们遵循的基本标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原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主任杨雪冬在谈到十九大报告的翻译时指出：“译者的任务是将原文转化为既忠实原义，又能被对象理解的译文。”这里谈到的就是忠实和通顺标准，它们不仅是十九大报告翻译而且也是所有中央文献翻译活动几十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其次，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ewmark）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达型和呼唤型三种类型，其中的表达型文本所包含的权威文献（authoritative statements）主要是指党政领导人的讲话、政治文件等文本，中央文献显然属于此类权威文献。对于表达型文本，纽马克认为应该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相对于“交际翻译”方法），即“在目的语语言结构和语义许可的前提下，把原文的所指意义准确表达出来”。这一方法要求译文既要准确表达原意又要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忠实”和“通顺”标准。因此，无论是实践上，还是在学理层面，这两条语言标准都是中央文献翻译的基本标准。

然而语言层面的这两条标准对中央文献翻译来说是不够的，还需符合政治标准。曾参与过《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翻译和定稿工作的资深翻译家程镇球先生指出，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要仔细衡量用词的政治含义与影响；译者要有政策头脑和政治敏感；注意掌握分寸，用词轻重要恰如其分。进入21世纪后，这种政治性仍然被强调。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原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英文一处处长王丽丽强调了译者的政治素养，她指出，中央文献译者是在替党和政府立言发声，他们“不是中立者，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播者、阐释者、劝说者”。同在英文处的杨望平则将这种素养说得更加具体：译者“首先要有政治意识，坚持中国的政治立场”，“中央文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译文应该忠实传递这一立场”。可见，中央文献翻译还需符合政治标准。这一点，若与文学翻译相对比，可能会更明显。文学翻译虽然也受赞助人影响，但文本的写作、翻译和阅读并非以政治目的为主，赞助人对它的控制和审查不如对政治文献翻译那样直接、刚性，翻译的组织程序不如政治文献翻译程序严谨复杂，例如，译者对政治文献中某些词句的意义和立场把握不准的时候需要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或文件起草组来做定夺，而文学翻译则不必如此，译者一般可依自己的理解来翻译。中央文献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目标读者对其译文的阅读也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目的，阅读之后的效果（如采取的对华政策）也具有政治性，因此，其翻译也必须保持政治敏感性。

在中央文献翻译实践中，语言标准与政治标准有时也会产生冲突，这时，政治标准应该优先于语言标准。按照勒菲弗尔（Lefevere）的观点，在文学翻译中，翻译的诗学由专业人士控制，意识形态由赞助人（patron）控制，专业人士对诗学的控制和运行需在意识形态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当诗学与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获胜。可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比诗学强。在文学翻译领域尚且如此，在政治文献翻译领域更是如此。政治标准体现着国家的利益和意志，与语言层面的忠实和通顺标准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能压倒后者。

这种冲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种情况，这里以重要政治概念翻译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字面上忠实的翻译，甚至在语言的语义和形式上都很忠实的翻译，有时不一定符合政治标准，因为有可能造成译文读者政治上或文化上的误解和猜忌。例如，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打响蓝天保卫战”一句，官方译文并没有忠实地保留“打响……保卫战”这一语言形式，而是变通后译为make our skies blue again。据当时的英译文定稿人、中央编译局童孝华先生讲，历史上的保卫战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在雾霾形成、污染物转化和传输等机理尚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这一场保卫战的前景是不确定的，似乎形势过于严峻，可能会影响译文读者对中国居住环境和中国政府处理雾霾问题的信心。此外，“天”并未译成表示整体的the sky，而是其复数形式(our) skies，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表明我国的雾霾是在部分区域、部分时段出现的，而非任何区域、任何时段都有雾霾。这个比喻主要是作为对内动员的口号，引起民众重视雾霾问题，但若原封不动地搬到对外话语中，会让人感觉情况很严重。可见，此类忠实翻译有时候不一定符合国家利益。

第二，字面上通顺的翻译，尤其是套用西方的惯用说法，只是意味着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约，有时不一定符合国家的政治利益。例如，“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大国”译为major country，并没有照搬美国的译法major power。一般来讲，借用目的语文化的现成语汇要比新造一个词语（或搭配）更符合目的语语言文化规约，因而更符合“通顺”的要求。但是，据杨明星教授的研究，power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有能力支配或控制他国的国家，其典型特征是政治霸权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major country是中性词，能准确地表达中国的外交理念：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和平共处、公平正义等。中国用major country还意在向美国表明中国只是面积和人口上的大型国家，综合国力与美国相差甚远，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意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从而可以避免引起美方不必要的战略猜忌和外交误会，从而为我国的外交工作创作宽松的环境。

第三，在字面上既忠实又通顺的翻译有时也不一定符合国家利益。英国、加拿大、希腊和美国等国家均有作为领土主体的大陆与所属岛屿在地理上相分离的情况，他们在称呼自己的大陆时均采用mainland/continental+国名的模式，即mainland Britain，mainland Canada，mainland Greece，（the）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等，由此也形成了适用于类似情况的表达规约。若仅从这种语言规约来看，用这种模式来套译“中国大陆”，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一方面准确表达了作为地理概念的“中国大陆”，另一方面也符合英文搭配习惯。但是，这种译法会让人产生“两个中国”的错误联想，是不可取的。据新华社王平兴先生介绍，在英国、加拿大、希腊、美国，有些岛屿或地区尽管与国家的主体部分在地理上分离，但在政治上不是分离的，没有政治争议，不会产生“两个国家”之类误会。而中国大陆与台湾则不一样，由于美国干预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用这种套译的英文表述不仅有地理属性还有政治属性。有可能被解读为除了“大陆中国”外还有一个“台湾中国”。

因此，中央文献翻译翻译需遵守“双层标准”：不仅遵守语言层面的“忠实”和“通顺”标准，还应遵循政治标准，而且政治标准高于语言标准。忠实和通顺是文内标准，而政治标准是文外标准，中央文献翻译本身的政治性决定了文外的政治标准高于文内的语言标准。

大会文件翻译应该处理的七对关系

杨雪冬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长聘教授

     大会文件翻译是政治文献对外翻译的一种重要类型，与领导人著作、一般性政策文件相比，它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限制下展开的，受到包括安全保密在内多重因素约束，具有政治性、安全性、时效性等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考验着译者的综合能力和翻译组织工作。根据我参与组织大会文件多语种翻译工作的经验，梳理了七对值得重视的关系，供大家在今后的翻译研究中参考。

第一，时间与质量。翻译是一项高时间投入的工作，要实现译文的精益求精，就要殚精竭虑、反复琢磨推敲。但是会议是在固定时间召开的，给翻译工作准备的时间不确定，翻译的时间是有限，要及时交稿、按时印刷。更重要的是，会议文件的修改不仅频繁，而且经常会在会议开幕前还有重大修改，给译者留出的时间甚至以小时来计算。在这样高强度的紧张工作中，要确保翻译质量，就必须依靠译者的平时积累、能力储备，依靠翻译流程的层层把关、临事决断，依靠定稿人、核稿人、通读人等在最后关节的细心和高度责任心。

第二，安全与开放。有人说，好的译文不是译出来的，而是查出来的，因此译者必须要占有大量文献资料，使用多种查询手段。出于安全保密的要求，大会文件的翻译工作是高度保密的，对利用互联网的查询严格管理，大多数译者无法阅读全文，这就大大限制了译者对资料的占有和利用，对文件整体的把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有针对性地提高译者的综合能力，建立符合安全保密要求的翻译数据库，加强各语言组内部以及之间的交流研讨，在封闭的条件下，形成一个有利于译者交流的开放小环境。

第三，个人与团队。大会文件翻译从来都是一种集体翻译，依靠团队的力量完成。优秀的译者也要融入团队，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之所以这样说，根本原因是大会文件翻译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组织活动，需要政治可靠、行动有力的机构来搭建班子，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目标统一、原则统一、重要概念术语统一、进度统一、风格统一”。各语种负责人既是译文的最后把关者，也是整个翻译流程的管理者、不同译者关系的协调者，因此要合理分工，发挥每个译者的优势，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形成合力。译者个人必须摈弃“译者中心论”的倾向、警惕个人观点最优的认识，将认识和行动统一到整个翻译组织过程之中，将个人才能有机融入翻译工作高质量按时完成之中。

第四，尊重与自主。译者与原文是翻译过程的基本关系。译者的任务是将原文转化为既忠实原义，又能被对象理解的译文。大会文件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译者在转化的过程中必须在译文达意和译文形式上都给予充分的尊重，尽可能保持译文与原文的统一。转化不是结构形式的照搬，而是创造性重构，需要发挥译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但译者的自主性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达意而将文件的重要概念消解掉，将文件的基本形式改变掉。译者还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理论修养，丰富专业知识，尽可能地与文件起草者形成平等的、能引起共鸣的对话。

第五，立场与受众。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因此要树立受众意识，尽可能地考虑到国际受众的理解能力。然而，大会文件的外文译本不能简单地归为大众传播，追求通俗易懂、妇孺皆知，因为文件的政治性和理论性决定了整个译本的传播范围必然限定在对会议感兴趣的小众群体，因此在保持译文流畅性的同时，一定不能牺牲掉译文的专业性和理论性，尤其不能放弃政治立场。译者要努力和善于在翻译中构建起具有本国特色，又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译文话语体系。

第六，传承与创新。任何一次大会的文件都是中国政治决策的重要体现。保持理论的继承性、政策的连续性，在继承和连续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和突破，是我国政治运行的重要特点。这决定了大会文件在重要概念、主要表述、政策措施，乃至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都很重视与历史文献保持一致和统一。这就要求译者要尽可能地熟悉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理论的发展脉络、政策的制订和发展过程、政治领导人的语言特点等，掌握文件发展变化的内在特点。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大会文件译文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经得起理论界的检验，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理论发展、政策发展提供权威性的依据。

第七，个性与统一。大会文件往往是要翻译成多个语种的，由此形成了多个语言组共同工作的局面。翻译组织者要在尊重各语言组工作方式、翻译习惯、发挥他们各自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同时，还要在推动他们在重要概念表述的译法上统一认识，在翻译进程上统一行动。这也意味着各语种之间要加强沟通交流、互相帮助、相互提醒。属于同一语系的语种，更要相互学习借鉴，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敝帚自珍。要在交流中深化认识，在相互借鉴中提高水平。

新媒体传播与中央文献翻译的规范化

——基于“读文献学阿语”微信公众号的讨论

霍娜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阿文处

长期以来，中央文献翻译成果的传播主要载体是出版物，虽然具有形式规整、保存完备等优势，但也限定了接受范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在扩充文本种类，加快翻译出版速度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利用新媒体及时传播、扩大传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阿文翻译处创办的“读文献学阿语”微信公众号就是这样的探索，它在提升了文献翻译成果传播效果的同时，也推动了阿文翻译的规范化。

一、“读文献学阿语”微信公众号的创建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2014年8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的创新发展思路。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分析把握媒体变革趋势，我们决定更积极地利用长期积累的中央文献阿拉伯文翻译成果，借助新媒体手段，加强中央文献阿语翻译的传播力和影响力。2015年9月，“读文献学阿语”微信公众号应运而生。

“读文献学阿语”的创建，致力于宣传并引领中央文献阿拉伯文翻译的规范表述，力求实现中国特色政治话语阿拉伯文翻译的统一化和标准化。作为首创，“读文献学阿语”填补了国内微信公众号在该领域的空白。

二、“读文献学阿语”微信公众号运营方式及主要内容

“读文献学阿语”是由我们在完成常规翻译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完成的，通常是两三个人撑起整个公众号的全部运营。

“读文献学阿语”的推送内容采取中阿双语对照方式，设置了“会议文件”“时代主题”“焦点热词”等专题。经过5年来不断加以调整完善，逐步摸索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即紧紧围绕党代会、全国两会、中央全会等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文件内容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和重要讲话，同时兼顾时政及社会新闻热点，通过碎片化处理，向读者提供重要观点、关键术语、特色表述、专有名称等的阿文译法,在引导翻译规范、提升传播效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止到2020年底，“读文献学阿语”已推出144期总计20余万字的内容，总浏览量近30万次，受到阿拉伯语翻译界、外宣媒体机构、外事领域工作者、阿拉伯语专业在校师生，以及使领馆、在华阿拉伯人和驻阿华侨华人的高度认可和广泛好评。2020年11月，公众号关注用户突破1万大关，关注人数持续增长。

三、“读文献学阿语”微信公众号主要特点

一是权威性。“读文献学阿语”依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资源，是目前国内唯一专门发布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阿双语互译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等高校已将“读文献学阿语”微信公众号内容纳入阿拉伯语专业思政课教材，使“读文献学阿语”在阿语专业翻译人才培养和重要政治话语表述译法统一发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原创性。“读文献学阿语”推送的所有文章全部为阿文处原创翻译成果，除常规词句翻译内容外，我们还通过归纳精选，制作了“【中阿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阿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辉煌七十年大事记（1949-2019）”“【中阿对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等重要政治术语的推送文章。其中，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发布的《【中阿对照】喜迎十九大：你需要掌握的100个新名词》一文，点击量达到18974。

三是时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场合参加重大活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读文献学阿语”能够做到于当天或翌日发布中阿双语对照译文。如《【中阿对照】习近平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演讲要点》《【中阿对照】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主席这样说》《【中阿对照】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要点》等多篇翻译推文，均于当天发布，点击量和转载率都很高；再如，当得知世界卫生组织于当地时间2020年1月30日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读文献学阿语”及时整理出50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中阿对照词汇，于北京时间2月1日首发《【中阿对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重点词汇》，受到广泛关注，文章点击量很快过万。

四、“读文献学阿语”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调查反馈

“读文献学阿语”微信公众号，是推动中央文献阿拉伯文翻译规范化和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的一个成功案例。目前，“读文献学阿语”微信公众号文章在CATTI中心、中阿经典文献推荐、视界中阿、阿语之窗、智慧宫、中阿技术文化转移中心、宁夏外事翻译室、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沙特签证等十余家网站均有转载。

CATTI中心负责人李东元认为，“读文献学阿语”关注时政热点，紧跟时代趋势，为阿拉伯语言学习爱好者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CATTI中心转载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要点》中阿双语版受到读者好评，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考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材料。该负责人表示希望2021年能与“读文献学阿语”公众号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宁夏师范学院教师尹小凤评价：“读文献学阿语”总是在第一时间推送中共中央文献的阿语译文，学生们一方面及时了解到党的政策变化、最新的时事政治、会议精神；另一方面又掌握了我国政策、政治、会议等涉及的相关词汇的阿语表达，扩充了词汇量，受益匪浅。在各高校强调“课程思政”理念的当下，“读文献学阿语”是阿拉伯语专业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优质的教学素材。

科威特华人华侨联合会李振在公号文章下留言说：“读文献学阿语”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党的最新文件等的政治学习和阿语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我要将这些推送内容分享到各个华人华侨和阿拉伯人微信群，把中国政府的恵民、爱民政策传递到阿拉伯世界，宣传中国的建设成果。

一国家重点新闻网站阿文版编辑SELMA表示，作为一名阿拉伯语新闻工作者，我们需要了解和掌握各类热门词汇。“读文献学阿语”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总是及时追踪热点，归纳整理各类新短语、新提法，让我们能紧跟形势，同步学习。每期必追，期期不落！

还有多名读者留言评价：“含金量高”“页面简洁明了”“结合实际”“实用全面”，另有数名阿拉伯读者留言表示：“受益无穷，非常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检索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时，发现一些关键术语与“读文献学阿语”推广的表述完全相同，这说明我们的译法已经受到阿拉伯国家媒体的关注和认可，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五、关于新媒体时代加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传播的几点思考

对于中央文献翻译工作本身而言，我们的翻译成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面，而是能够在移动终端平台上被充分展示，使更多的人更易获得，方便随时随地阅读，这大大有利于推动中央文献译文表述的规范和统一。对于外宣事业而言，我们借此将党和国家的重要理念、改革创新的重要成果以碎片化的方式，高效快速、简明有力地传播出去，增强了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

作为新时代中央文献翻译工作者，我认为做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一是重视翻译实践研究。在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新媒体时代，我们应该主动顺应大势，建立新的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和反馈机制。鼓励中央文献翻译人员把自身语言优势同新媒体传播手段相结合，将目光从做好翻译文本本身扩大到关注对外传播效果；对我国的重大战略议题、重要节点事件，通过大数据开展舆情分析，对海外关注的重点及时跟进，为创建融通中外的表达方式提供可靠的政策参考和调整依据。

二是加强各领域合作。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提供重要政治文献规范译本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好平台作用，深化与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外文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专业机构的合作，扩大与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翻译机构的协作。目前几乎所有的中央部委、外宣机构、学术机构、翻译机构以及高校都有自己的新媒体平台，我们在“造船出海”的同时，也可“借船出海”，使我们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成果得到更加广泛及时的传播，使中国特色政治话语融入到学术研究、智库交流、翻译实践等领域，推动对外翻译与对外传播在更高水平的融合。此外，与海外平台开展制度化和常态化的交流与合作，对于促进中央文献对外宣传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是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一大批政治素质高、综合能力强，尤其需要既会翻译又懂传播的跨专业复合型人才。1995至2009年间出生的Z世代已经开始成长起来，他们从一出生就受到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影响，阅读方式和习惯早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面对如此庞大的新崛起的受众群体，要想占领传播的制高点，提升中央文献外宣的传播力影响力，必定需要加快懂得新媒体传播的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步伐。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04期，总第26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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