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四十六期：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一）

本/期/主/题：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

主持人：余江

余江

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教育部高校中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新闻传播行业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持词

欢迎各位出席第7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分论坛的专家学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放眼世界，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更为复杂，国际舆论博弈也更为激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当前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在此举办本论坛，就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对外体系的创新研究，进而推动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和研讨成果，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通过话语转换和对外翻译强化国际传播

黄友义

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

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

全国翻译研究生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有能力做好中国的事情，应该有信心讲好中国的故事。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构建中国可信、可爱、可敬国际形象的迫切任务。

外语专业要跨学科，是必然！

作为一个大国，讲话必须顾及全球。我们在经济上对世界影响如此之大，我们的讲话内容，国际上都会有人密切关注，因此，站在全球角度，讲国际化的语言就是一种必然。这个过程，对外翻译所起的作用非常明显。

第一，我们要知道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认为通俗易懂的事情，外国人未必能够理解和认同。例如，我们说“和为贵”，构建“和谐世界”。西方很多人的理念是零和游戏，认为你发展了，就是威胁和侵占了他的利益。我们说要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换一句老百姓的话，就是中国人也要过上好日子。然而，BBC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话歪曲成所谓的“中国要一统天下”。

第二，要清楚中外语言之间的差异。中文自甲骨文开始，沿袭了一个语言文字的传统，中文表述的思维有着3000多年的基础。而英文的形成只有1000多年，且来自欧洲不同的文化传统。

在中文里大家不会把任正非说要“杀出一条血路”理解为他要一路杀人，血流成河。但西方人的翻译就是如此，而且这种错译和恶译（恶毒的翻译）行为越来越多。美国情报总监2020年12月公开说，“中国正在对200万人的军队进行基因编辑，以打造一支称霸世界的队伍”。他这样说的依据是源于我国人民军队的一句口号，即“继承红色基因，建设一流军队”。部分西方国家通过误译、乱译、恶译，来制定他们的对华政策。

不了解这些差异，我们的话就难被人家正面理解，以至于比较了解中国的新加坡原外交官、学者马凯硕感叹：“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解释或捍卫自己观点方面一直很笨拙。……很难找到一位能够以幽默和敏锐的见解有效解释中国观点的优秀发言人。”

面对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不懂中国语言的广大外国受众，我们要用他们习惯的表达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提高这方面的能力，这是强化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一环。例如，我们介绍一个地方，经常喜欢具体到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问题是我们自己是否清楚北京的具体的经纬度。但如果告诉要来北京的美国人，北京的地理位置相当于西半球的纽约，他马上就会知道北京的气候如何。我们习惯介绍一个地方用奇峰怪石、云雾缭绕、潺潺流水、鸟语花香这种诗情画意的描述，但往往忘记告诉他去这个地方哪种交通工具最方便，穿什么衣服最舒服，有哪些宾馆可以选择。我们说中国外交概括起来就是和平与发展，但如果我们总是使用大量的军事术语，如桥头堡、速战速决、人民战争、打好组合拳这样的词汇，显然不利于构建爱好和平的形象。

在解决了中文原始资料的表述之后，翻译要做好在两种文化中架设沟通桥梁的工作。例如，中文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工作，如我们要做好国际传播工作、要抓好防疫工作、领导要做好雇员的思想工作、每个工作人员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母语为英语的人讲同样的事情，work这个词出现不会超过两次。中文里不怕重复，英文要避免重复。有外国语言专家统计，我们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里，“工作”这个词汇出现了近400次。在中文里不是问题，在英语世界里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说到疫情防控，我们国家的防疫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及时控制了疫情的传播，极大程度降低了疫情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疫情控制得好，我们的经济得以发展。这里的“疫情”，大家都明白指的是什么，但是翻译成英文就需要注意，2020年2月11日之前只能是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之后才能是Covid-19。在翻译当中稍微不注意，就会给挑剔的外国媒体和存心不良的人以口舌。

第三，要顾及中外的习俗差异。国际传播不仅仅是语言表达问题。例如，夏天很多人打着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我们看到五彩或七彩条纹遮阳伞，是其五彩缤纷的颜色；西方人认为，“中国同性恋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因为在西方，色彩缤纷的彩虹是同性恋的标志。为了展示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我们经常采用雾雨蒙蒙的照片，美女打着伞，迈着轻盈的步伐款款走过美妙的月亮门。我们看到的是江南美景和美人；而有欧洲人告诉我，这个地方他不打算去，因为没有阳光，而且生活节奏较慢。

我们知道，硬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带来软实力的提升。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需要从多方入手，长期努力，了解他人，提高自己，可谓任重而道远。这也让今天这样的研讨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历史的发展必然，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翻译中国”目前阶段只能以中国人为主，外国人为辅。中国译者要有时代的担当，勇敢挑起对外传播中国的重担。为此，要强化国家对外翻译机制，培养和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翻译队伍，建设一支胸怀祖国、政治坚定、业务精湛、融通中外、甘于奉献的中译外国家队，形成对外翻译育得出、用得上、留得住的局面。

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

国际意识与国家意识

宁 琦

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俄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加密不可分。“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战略性构想，这标志着中国对自我的认识、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定位、状态和心态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以及所要承担的责任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被动变主动。

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准确地了解世界，包括每一个地区和国家，由此对域外知识和语言能力产生了巨大需求。

为使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必须提升中国对外话语能力，在全球语境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以易于国外受众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思想。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与世界交流，既为阐述自身，也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一、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内涵理解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同时也是文化和思想载体，在实际生活中塑造了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感知，影响着人的思维、信念和态度等。

话语体系，作为人类交往行为中由交往主体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多重认知关系，是其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话语体系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特定的思想价值观念，决定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强弱，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和发展道路，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和思想体系，形成具有阐释历史意义的话语体系。话语和话语体系为话语权服务，成熟完善的话语体系建设直接关乎国家话语权的巩固与提升。

当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话语权重点在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和引领地位；对外话语权是指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力和话语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希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使之与中国今天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以及所要承担的大国责任真正地匹配。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要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开阔的国际意识，要纵深挖掘人类文明的思想精髓和共同价值，要能横向推动中国文化、学术和思想的对外表达，要在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中展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气度。

二、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国家意识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十分注重国际意识、全球意识。“与世界接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世界已经确立的话语的接受和话语权的认同，这常使我们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陷入一种尴尬局面。

准确理解世界的前提，是要真正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首先要把国家意识看作是一种自觉，强化价值引领，厚植家国情怀。

国家意识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认知意识，是社会个体基于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和理解而逐渐积淀而成的一种国家主人翁责任感、自豪感和归属感。国家意识既是一种政治意识，也是一种文化意识。在当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家意识是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赋予了深层意蕴和价值底色。

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道路的理性认识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当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旨归。

基于国家意识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于民族土壤，必须植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研究中国逻辑和中国问题，构建中国自己的具有原创性的核心理论，坚守中国立场，阐明中国主张，揭示中国价值，展现中国格局，体现中国智慧。

突出中国价值，要充分理解中国价值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吸收了东西方先进文化与理念，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新的一个综合体。它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吸纳了西方文化的成果。中国价值本身就是文明对话与互鉴的产物。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不是一种被外在赋予中国特殊性的既定话语体系，而是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孕育而生的、自主建构的话语体系。

自主性主要表现在方法论立场、理论构建、概念生产和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要立足中国现实的原创性理论，立足中国经验的标识性概念，立足中国问题的理论人才。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新话语，从中国经验中提炼新话语，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提炼新话语。

坚持政治性、学理性、大众性和世界性相结合，从实践中挖掘目标共识、思想共识、价值共识、表达共识，解决“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困境，掌握中国道路的解释权，进而把牢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三、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国际意识

打造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需要开阔的国际意识，坚持中国立场，具有中国特色，能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要讲清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弘扬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要实现中国特色与人类经验相统一，实现中国理论与世界话语相统一。

国际意识体现的是对国际事务的见解，是把握自身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互动性、混合性、时代性和包容性是国际意识最显著的特征。

国际意识能够帮助我们自觉地、迅速地、深入地了解国际社会，最大限度地缩小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性。要求我们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问题的阐述、理解、思考上具有宽广的视野、宏观的意识。国际意识还可以理解为一种情感和价值取向。

一种自觉地了解世界、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这要求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平等公正的理解，从而能够宽容的对待和尊重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态度。

一种可以积极、平和、理性参与国际活动和国际竞争的高品质思维能力。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也有不同的价值观，每一个国家都在精心构建为自身利益服务的话语体系。

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主张不仅要“走出去”，而且要真正“走进去”，开展深层次的域外研究。纵深挖掘人类共同的思想精髓，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研究通透其他区域、国家和民族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

既要在世界语境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又要将中国思想和智识以对方可理解的方式传达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弘扬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推动深层次的中外文化交流。

深入思考“中国内容、国际表达”。表达方式上强调国际化，注重运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介绍中国。不断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听清、听懂中国声音，努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综上，强调国家意识，并非自我封闭，也非妄自尊大。强调国际意识，也并不排斥各民族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提倡国际意识的同时，既强调融合与交叉，也强调保持独立与自主，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必须保持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与价值。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真实讲述中国的发展优势和发展困境，正确定位中国，树立中国形象。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也是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达过程，在与世界的交流中还会促进中国国内的话语变革，使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成为世界及中国进步的推动者。

讲好中国故事，创新话语体系

王晓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党委书记、总编辑

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

对外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国际交流实践中，逐步形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系统的话语表达，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等多种要素。

对外话语体系是一个奢侈品。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其实是弱国没有自己的独立话语体系，一个国家有了发达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和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对外话语体系。

今天的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时候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对外话语体系，必然要涉及到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的政治立场，从这个政治立场出发，中国要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福祉，这是我们追求的人类共同的价值。

今天到会的各位同仁大多从事翻译教学和对外传播研究，我们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中国话语表达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关系到话语体系建设的成效和质量。在此我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应该建立在四个自信的基础上。中国有5000年的悠久文明，有100多年可歌可泣、追求民族自由解放的斗争，有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有众多的中国故事可以讲述，这为我们建立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对外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创新是贯穿思想观念、话语输出、语言转换的全过程，我们要用心、用意、用情做好每一个环节。我们的汉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传承，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但同时这种汉语独特的表现力也给我们的翻译工作者造成了很多难以跨越的障碍。

刚才黄友义先生也举了很多的案例。例如，我们汉语中兵器的名称与类别丰富多样，也许是因为中国的改朝换代大多是通过农民起义和战争来实现的。领导的讲话如果涉及到打仗和兵器的词语，译者在翻译时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误解。

比如我们中国人争论问题叫“唇枪舌剑”，观点对立叫“针锋相对”，目的明确叫“有的放矢”，提出和指出了问题叫“一针见血”。我们说话既可以“绵里藏针”，也可以“单刀直入”；既可以“笑里藏刀”，也可以“口蜜腹剑”，也可以“含沙射影”，还可以“两面三刀”；你警告对方叫“当头棒喝”，他不听，你就“当头一棒”。我们既可以“明火执仗”，还可以“暗箭伤人”。

我们改革要“大刀阔斧”，干事要“真刀真枪”。为大局要“壮士断腕”，为朋友要“两肋插刀”，为理想要“赴汤蹈火”，为主义要“粉身碎骨”。这些词语如果直译，外国人会认为我们中国人个个爱舞枪弄棒，尊崇武力。

我们帮助贫困户强调“打好组合拳”，有人翻译成Help the poor families with combination blow（把人家给打了一顿）。所以，我们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不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它是一个全链条，更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设。

第三，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并不意味着标新立异或靠华丽的语言去写就。目前我们的汉语表达受公文文体、政策文件、口号式宣传、互联网的影响太严重，汉语中的雅言正声受到很大冲击，有话不好好说的现象非常突出。

前几天，我看一个电视的美食节目，介绍如何做螃蟹。但是这个解说词让人震惊，“蛋黄酱的温柔与辣椒酱的铿锵，为螃蟹的鲜美注入了洪荒之力，不知不觉中，食客舌尖上的高潮已经到来。”词语的铺锦列绣、摛章绘句也不过是在讲述食用螃蟹的感受，这样的话语表达与对外翻译让受众不得要领，甚至深恶痛绝。

第四，我们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强调目标导向。不仅要让领导清楚，更要让受众明白。我以前参加过一次翻译工作，中外的两个市长坐在一起，国外的市长就谈我们这个城市有哪些美食、美景，欢迎大家去参观旅游。我们的市领导讲当地市政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群众的利益摆在前面，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里，绝不把群众的安危放在脑后。转换成英语，一会儿是前面，一会儿是后边，一会儿是心里，这让外国人如坠云中，茫然不解。我们要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与接受能力。我们要寻找中外文化的契合点和共同话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德州扒鸡就是一只鸡，你如果一定要赋予它齐鲁文化或者是闪耀着圣人智慧的光芒，这在对外传播效果上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功亏一篑。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是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在座的各位同仁都是从事翻译工作、语言教学工作，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建立表达准确、真诚坦率、端庄大气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添砖加瓦。

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研究

王铭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

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院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俄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从多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本年度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的翻译活动由来已久，它对党的萌生、建立及发展影响重大，其百年翻译史研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本体研究较为深入，但对贡献度较大的中国共产党翻译史的研究却呈碎片化、单一化状态，系统化研究成果较为鲜见。

当前，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史料零散庞杂，学界对其缺乏系统梳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翻译活动时空跨度大、翻译形式多种、翻译内容多样、翻译主体多元是导致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史料零散庞杂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学界有关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的梳理往往局限于特定时期、特定专题或特定人物等，致使对其翻译史史料的梳理缺乏系统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内部分析不足、考察视角单一。目前学界有关中国共产党翻译史的研究成果较少，客观上对其分析考察相对有限。而就现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其考察视角也仍有待拓展。

第三，有关中国共产党翻译史研究的时间跨度不足，研究内容不够全面，未能完整勾勒百年党史主线。时间跨度方面，国内已有成果大多为“断代史”研究，时间跨度最短为七年，最长的也仅数十年，未能完整体现中国共产党翻译史研究的时间跨度，与百年党史这条时间主线不相吻合。研究内容方面，国内现有成果大多属于主题研究，围绕翻译主旨突出对某一译作、某一人物抑或是某一翻译专题的探索。此类研究因为没有“面”的要求和需求，自然多在“点”上做文章，它们均对百年翻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但却无法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彼此关照，因此难以凸显党史这条主线。

为此，本研究旨在完成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史料的系统搜集、全面梳理，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内部的多元分析、多维考察，实现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党史主线的直观凸显、完整勾勒，以期解决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将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翻译活动的回眸与追溯，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史研究背后所蕴含的党史意义、党建意义、史学价值及译学价值，以此进一步丰富当今史学领域、党建领域及翻译领域的研究成果。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24期， 总第46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相关链接：

第二十六期：政治文献翻译与政治话语的再创造

第二十七期：文明互鉴语境下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第二十八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

第二十九期：时代重任与多元外语人才的创新培养

第三十期：中央文献外译天外师生谈

第三十一期：体认语言学学科建设及相关话题研究

第三十二期：研究问题的形成及其发展

第三十三期：功能视野下的外语人才培养

第三十四期：语言与政治

第三十五期：翻译地理学

第三十六期：儒学应在译论建构中发挥作用

第三十七期：应急语言服务

第三十八期：语用翻译学

第三十九期：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第四十期：林语堂研究

第四十一期：语言、思维与文化

第四十二期：作为“他者”的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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