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五十一期: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共享
本/期/主/题: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共享
主持人:吴春相
吴春相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持词
当今时代,随着交流方式的多样,人们交流日益便捷,各种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在文化接触过程中,相互借鉴吸收,促进了各自文化的发展繁荣。
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直处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文化高地,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我们很多方面的文化源源不断传播到周边国家。当然,我们也从周边国家不断吸收我们所没有的,或者对我们文化有所补充的,如汉唐时期,从中亚、西域传过来了苜蓿、胡萝卜等物质文化和二胡、琵琶等音乐文化,还有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
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晚清的腐朽没落,中国逐渐落后了。自此,在中外文化交往过程中,我们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缺乏文化自信,曾一度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也曾认为“哪个国家越强,哪个国家的文化就越先进”。无论历史上,还是当前,不少人也存在盲目自大,轻视其他文化的现象,比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发生的“华夷之辨”等现象。
我们认为,要正确把握文化传播和接触,首先要持有正确的文化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以史为鉴,目的是为做好当前的事情。通过梳理中外文化交流史,结合典型案例,可以有助于探索如下几个问题:应该持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分析历史上哪些内容受欢迎?何以受欢迎?何以传播久远?哪些措施比较便捷?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从文化源地国的角度出发,如何遴选、推荐自己的优秀文化,并依照文化传播的规律让世界共享中华优秀文化?
本次邀请国内高校相关研究学者,就传统文学、传统体育、传统医学、传统商业、传统艺术、汉字文化等方面,从不同视角分别展开自己的看法。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
王连盛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
中国的商业历史悠久,早在神农时期就已出现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易。在漫长的商业历史中,我国传统商业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务实性和浓郁的伦理性的特点。概括来说,我国传统商业文化具有义利并举的商业思想、因变制胜的商业策略、以和为贵的商业理念、诚实守信的商业品质。
商业思想是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的一种心理积淀,包括商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以及行为准则等方面,是商业文化最重要的体现和核心内容。具体到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商业思想,则是义利并举。义,顾名思义就是利益。商业文化首先重视利益的获得,获得利益(即金钱)是商业文化的首要追求。在商业活动中获取财富无可厚非,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重利轻义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趋向。古代思想家们很早就提出了“义利之别”“先义后利”的道德准则,这一思想对中国商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商人走出一种中庸的经商之道——义利并举,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真诚为顾客服务,为顾客带来生活的便利和品质的提升,利用现有条件或者创造条件乐善好施,回报祖国。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天时、地利、人和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事商业活动也不例外,中国商人采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的商业策略,在把握时机、择地而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的理念,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受此影响,形成了“以和为贵”的思维理念,这一理念重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具体到商业经营上,就是和气生财。“和气”方能和合作伙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方能对顾客热情、服务周到,那“生财”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可以行之哉?”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诚信,将“信”作为一条非常重要的道德准则。受此影响,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产生了诚实守信的商业品质,强调遵信守约、货真价实和童叟无欺。诚信在经商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直接关系到经营的成功与否,是商人必备的基本素养和重要品质之一。
以上,我们对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下面,我们对中外商业的文化交流进行探讨。提到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交流,最具代表性的毫无疑问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始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以长安为起始点,经过甘肃、新疆、中亚和西亚,贯穿欧亚大陆三大洲的路上通道,这是最早的丝绸之路,此后丝绸之路不断发展,到唐朝时达到鼎盛时期。在此基础上,丝绸之路的路线也不断扩展,除了前面提到的主道,即绿洲丝绸之路之外,还出现了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虽然被称作“丝绸”之路,但作为中国古代一条重要的贸易之路,交易的商品并不局限于丝绸,还包括瓷器、茶叶、玉石、青铜、麝香、小麦等种类丰富的其他商品。此外,丝绸之路的作用不只是在商贸活动的物质交流方面,更重要的体现在诸如经济、政治、艺术、宗教、军事、体育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对推进当今“一带一路”的建设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是根本动因,政府支持与商人参与有机统一是客观要求,和平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开放包容的环境是重要支撑。丝绸之路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源头,还是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基础。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内涵,形成了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绸之路精神。丝绸之路精神不仅仅包括商品贸易的物质层面,还包括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着相当丰富深厚的内涵,对于“一带一路”的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新时期,对待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我们应该采取客观公正、与时俱进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精华要坚守,糟粕要扬弃,形成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以此为基础,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凸显新时期和平、开放、合作、发展、共赢的时代主题,友好往来,互通有无,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困境与突破
陈建萍
上海体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体育人文社会学方向硕士生导师
18世纪60年代,“体育”一词在法国首先出现。卢梭的《爱弥儿》一书中,用“体育”(education physique)论述了对爱弥儿身体教育的过程。“体育”一词在1897年从日本引入我国。“体育”的本质,是通过身体运动的手段,促进人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体育活动,是一项促进身心发展的文化活动。目前,中国的体育存在着现代体育与传统体育的分野。就体育的本质而言,中国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都属于体育的概念之下。
一、当代传统体育的式微
当代人们脑海中的体育概念,基本属于现代体育中各项田径运动、球类运动等体育活动。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竞技运动,通过世界性和全球化发展过程,成为了当今世界体育文化的主体,其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也成为体育竞技的宗旨。西方竞技体育逐渐占领了中国体育的主流舞台。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也推动了现代体育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体育,武术、摔跤、舞狮、射箭、龙舟、空竹等,身处被淘汰的边缘,有的甚至退出了新时代舞台。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互补态势
体育运动作为与人相关的运动,必然承载着文化因素。西方现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容,两者之间呈现互补的态势。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优势在于突出竞技性、普遍化、个性化、娱乐化等特点,适合现代化生产方式。但是其以运动技术为中心,以力学和西方医学为依据,将技术细化至微,缺乏人体统一的整体观,为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剧烈运动对人体机能产生刺激,有时反而使人体内部机能遭到破坏,这与体育“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本质理念相悖,这是西方体育文化的弊端所在。
中国传统体育,以健康长寿观、自然养生观、动静相关论等构成整体的体育观,与体育的本质相契合,传统体育蕴含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深刻哲理,形神兼备、内外兼修、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是西方体育所不具备的,这是中国传统体育的优势所在。但是,由于历史与地域环境的限制,中国体育文化中的封闭性、伦理性、民俗性、宗教性等特点,则成为其走向世界的障碍。我们首先要通过自身的文化觉醒,明确传统体育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借助传统体育运动向外传播的方式,达到传统体育文化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如何寻求中国传统体育活动走出国门,让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传统体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丰富世界体育文化,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多方位、多层次的传播传统体育文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传统体育的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契机。体育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体育是一种世界性通俗文化活动,它具有超越语言、种族、文明的中性色彩,体育文化的传播体现了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体育文化的这种特质,可以在尊重世界文化不同点的基础上,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命运共同体。传统体育以前常停留在家族、社区小范围的传播上,要达到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必须采取多方位、多渠道的方式。第一,传统渠道与现代渠道相结合,除了团体、春节、表演、展览会等政府行为外,还需要强化民间组织之间的互相交流。通过民间机构之间的合作,建立武术为主要特色的培训结构,进行中国传统体育活动的传播,重视华人华侨的民间力量。第二,通过译介的方式,从书面层面传播传统体育文化。第三,充分利用电影、电视媒介、融媒体推介中国传统体育。西方就是从李小龙了解了中国的武术,重视体育明星的名人效应,学会用西方语言讲述东方故事。第四,在对外汉语教材中适当融入传统体育活动的内容,对传统体育活动中负载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析,这也是一个很好地渠道。当然,对受众进行调查区分,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传统体育的传播。譬如东南亚受佛教文化、孔子儒学、道教等影响较深,更容易接受民族传统体育“身心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统一的理念。
总而言之,传统体育的跨文化传播,要在反观于己的自我修炼、自我梳理的基础上,学会与西方现代体育所承载的异文化进行沟通对话,与各种文化和谐共处,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效果。
中国传统医学的跨文化传播
张菲菲
海军军医大学国际军事医学交流中心教师
中国传统医学——中医中药,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做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其理论体系蕴含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人自身以及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深刻思辨,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中医药学也是世界医学宝库中独具特色的财富,并很早就通过丝绸之路等对外交流渠道,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2015年,屠呦呦更是因为发现青蒿素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医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为全球抗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医的生存空间,提升了中医药的国际知名度。
近年来,中医药国际合作不断拓展,主要依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医药海外中心、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组织形式,以及中国国际中医药博览会、中国文化年、中医药文化节等活动模式,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及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药的海外传播及立法范围不断扩增。据统计,以立法形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国家包括匈牙利、新加坡、澳大利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南非、瑞士等;美国4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墨西哥、加拿大对针灸予以单独立法。但是要注意到,在西方语境中,中医往往被划入“补充和替代医学”范畴。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通过发布《世卫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来推动传统医学发展,但中医的跨文化传播仍旧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
在西医为主导的全球医学文化语境中,中医作为一种民族医学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应以加强文化适应和提高文化认同为长期战略任务,最终落实于中医药在当地取得社会合法地位和进入主流的医疗和保险体系。中医的跨文化传播要在保持其传统文化内核和主体性的前提下,去适应他国的文化语境和国情。因此,首先要全面深入分析中医文化传播的现代语境,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医教育、翻译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一、中医跨文化传播的语境研究。中医跨文化传播的语境研究是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要研究语境涉及到的各种内外因素;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语境分析为传播实践提供策略。现代语境既包括客观的外界环境,也包括传播主体的认知心理因素。具体来说,外部环境涉及传播媒介、宏观政策、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等;内部认知环境主要指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在东西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内在认知环境,以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方思潮的相互冲击为主要特征。
二、全球视角下的中医药教育。全球视角下的中医药教育是推动中医跨文化传播质量的重要保障,是实现中医持续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内面向海外的中医药教育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化,专业设置、培养层次、办学模式日趋多样化,教育内容逐步标准化与规范化的趋势。国内各中医药高校利用其优质师资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学海外本土人才。但是全球中医药教育发展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国内的中医教育虽然体系完整、规范,但对外输出的复合型人才不足;国外的中医教育虽然发展迅速,但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标准,高水平师资不多;国内外交流与合作的中医教育平台,如中医孔子学院和中医药海外中心,其教育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
三、跨文化视角与传播学视角下的中医译介研究。中医药文化理论的传播是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以中医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医译介研究,能够帮助传播受众了解中医药学的文化根源和理论构建。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医药对外翻译和出版活动逐渐丰富起来,带动了中医药译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研究选题受限、研究范式陈旧、理论依托不系统等问题。在翻译问题上,一直面临着语言转换困难,文化差异问题突出、翻译标准不统一、翻译语境复杂等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更多的高阶复合型翻译人才。
总之,我国高度重视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视中医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语境转换问题,重视语言传播过程中的翻译问题,加强人才培养,推广全球视角下的中医药教育。通过中医药的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建设,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四个维度:
可能与必要、现状与策略
张 宝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传统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符号表征、核心底色和价值载体,中国传统艺术对外传播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守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自觉担当。传统艺术对外传播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国与国之间真正的交流绝不是强势压人或者强辩服人,“教师爷”般一厢情愿地指教他人其实毫无可取之处,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只能让国际交往与合作陷入僵局。中国传统艺术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一曲会心、一舞怡心、一剧动心、一画悦心,这都体现了中国人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和平与和谐,或可消除不必要的误解与隔阂。
传统艺术对外传播有极大的必要性。传统艺术注重文艺对心灵的润泽,有利于缓冲海外受众对我们的误解,增强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友好印象,拉近国与国彼此间的情感距离。当然,国家相关政策的建构与助推在这其中尤为重要,政策是个纲,纲举目张,中国传统艺术对外传播首先要找准其在国家政策体系框架中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从外部来看,一方面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依旧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规则制定,依旧主导国际文化市场的产品标准和关键技术,依旧凭借文化软实力的绝对优势继续对世界强势影响和野蛮控制;另一方面是为应对美国的文化霸权,法国、加拿大等国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该公约促使世界范围内出现保护文艺多样性的态势,但也直接导致了各国在文化发展上趋于保守。无论是上述哪一个方面,都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困难。
从内部来看,中国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尚不成熟,传播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灵活,影响力和竞争力都非常有限。“有传统没资源、有资源没产品、有产品没市场”,其实是目前中国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真实情况。现在看来,中国传统艺术对外传播尚缺乏成熟有效的市场营销系统,优秀的翻译人才尤其短缺。孔子学院等机构现阶段的传统艺术对外传播受限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师资力量的单薄与缺乏。因为只有双语甚至多语课程才可以帮助不同汉语层次留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我国大部分高校传统艺术教育类别的教师并不具备两门甚至多门外语的能力,有能力运用双语甚至多语教授中国传统艺术知识的教师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此外,技术的发展早已引发了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互联网+”思维与实践的缺失也是我们对外传播踯躅不前的关键所在,对社交网络等新鲜事物的漠视与不屑提高了传播门槛,自缚手脚的结果就是曲高和寡。
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策略值得探讨深思,我们想到以下五点。
其一,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信意识和文化自强意识是首要基础。传统艺术对外传播是一种极具魅力的古为今用,但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现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转化,既不能一味迎合西方受众的东方主义视角,以展示蒙昧落后艺术形式为卖点;也不能总是标榜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造成“想给予的”与“所需要的”两者间的错位和落差;更不能妄自菲薄自取其辱,造成平庸化、低质化、无聊化的诸如“维也纳音乐厅镀金”等传播乱象。历史积淀下的传统艺术必然会有不符合当下国家发展需求的内容,对其进行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扬弃是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必经之路。
其二,精准有效的中华文化艺术对外宣传是前提条件。中央和各级政府要积极签订不同层面和级别的文化合作协定与文化交流计划,密切与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外向型文化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要加大市场推广与营销力度。新华社驻外机构在增加数量的同时更要扩大影响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不仅要设立驻外记者站,更要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媒介机构建立业务联系。努力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喝彩和点赞,努力荡涤污名化中国的各种声音,努力“澄清谬误,增信释疑”,以扭转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错位。
其三,搭建文化平台、打造文化品牌、开展文化活动是关键所在。要强力搭建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和海外文化中心,要持续打造“国家文化年”“中国文化节”“四海同春”“感知中国”等知名文化传播品牌,要积极开展“汉语桥”等艺术创作展示平台,以艺术交流的方式拉近中外民众间的心灵距离。要积极邀请外国友人来华开展课程观摩、论坛研讨、课题研究、学术沟通和交流活动,讲好有“中国内涵、国际表达、人类情怀”的传统艺术故事,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尤其要在注重官方、宏大、主流元素的同时,想方设法推进民间、地域、草根等特色鲜明、活泼有趣的传播内容,提升传统艺术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其四,充分利用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文艺传播手段是重要推手。习总书记所倡导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全适用于传统艺术在当代的对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要积极改进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来切合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散点化、碎片化”特点,要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数字化新媒体和优酷、哔哩哔哩等视频网站作为有效的传播载体,满足当今网友作为艺术消费主流群体的数字化、电子化消费需求。要依托网络智能AI和云技术拓展建立对外传播云平台,积极培育可爱、亲民的海外粉丝群,尽可能利用有影响力人群实现“短、平、快”的传播效果,更加适应当下网络化、手机化的社会现实,将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一步步契合大众信息获取方式与途径。
其五,对于传统艺术的市场化运作是最终的落脚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国际文化交流一定是输出国传统艺术既“走出去”又“卖得好”。一定要通过市场来推进传统艺术对外传播,构建话语体系,规避“降维打击”,逐步实现向优秀传统艺术内容产品供应商的角色转变,唯其如此才能形成一种正常良性的规范、机制与循环,超越历史、民族、地理、思想派系等界限。反过来说,即使不计获利“免费”将传统艺术拱手送人,人家也未必理解、未必领情。不卑不亢、相互尊重、和而不同、平等互利永远是要坚持的准则。
传统艺术具有多样性,这是文艺交往的逻辑规则,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一定要有全球化视野,持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传统艺术方面的交流合作,统筹战略定位与战术实践,使官方与民间通力协作形成合力,营造线上线下多渠道联动机制,构建全方位、多维度、宽领域的传播体系,展示出传统艺术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文明互鉴:让人类心灵之花交相辉映
杨 彬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开展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域外传播与接受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域外传播与接受,这一学术领域是一片崭新的沃野,亦是一座丰饶的金矿,值得中外学术界同心同德、比肩协力,一道开展深入而系统的探索。
这种研究维度与路向,既能突破局限于中国本土研究古代文化经典的传统思维格局,从而拓展认知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世界主要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文化生态语境中的发展状貌,藉以探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对整个世界文化丛林的生长与衍化的贡献,并昭示“文明互鉴”的历史效应与现实意义。
这种研究维度与路向,又能调整拘泥于纵向考察域内古代文化经典传承的认知视角,通过横向观照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接纳、融和与发展,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其他文明生态系统中的影响与价值,有助于理解文明互鉴的基本状貌、基本规律与发展态势,有助于深入理解世界主要国家的“中国观”,有助于重塑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亦能为国家更加妥善制定文化传播政策提供学理支持,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经典的域外传播,推动文明互鉴的良性发展。
这种研究维度与路向,还能熔断“东与西、中与外、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式认知枷锁,有助于消解中国学术界或强或弱地涌动着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时代发展命脉的焦虑思潮,有助于身处文化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更加清明而坚定地重塑文化自信、强化文化自觉,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领悟传统文化经典对于当代中国更加清和通泰地谋求民族心灵发展的现实启示。
二、历史核心处需要诗心
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中国古代文化,本自具有极为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域外传播与接受,不仅涉及东亚与南亚文化圈,而且也涉及阿拉伯文化圈、欧美文化圈等主要文化圈。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这些不同的重要文化圈又衍生出迥然不同的生态图景。因此,这一向度的学术研究,愈发似疆域辽阔、风波险恶而又暗礁密布的汪洋。
在该领域开展研究,需要巨大的学术勇气,需要深厚的学术素养,需要清通的学术智慧,需要坚韧的学术毅力,更需要中外学术界进行精诚的学术合作。尽管困难重重,甚至有超乎人力、不可为之的艰难,但是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地认识人类文明的互鉴共荣,有助于清明地烛照人类心灵的生长成熟,有助于坚定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故非常值得中外学术界一代又一代的无数学人黾勉而为之。
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域外传播与接受这迷雾重重的峻岭或瀚海之中,如何才能突破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如何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如何才能穿越历史的风云和语言的迷障钩稽史实、重构文化交流与融通的历史事件,如何切实触摸人类不同族群心灵交汇所激荡起的涟漪或巨浪,从而深刻地理解“彼”与“此”因情思共鸣而成为“我们”的欢喜与感动?
这或许首先需要我们尽心尽力地在中外文明交流史的长河中披沙拣金,以便重构文明交汇融通的生动图景。岁月剥蚀而幸存的断简残章,往往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正如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中所言:“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如何在故纸黄卷乃至断壁残垣中挖掘并重构我们猝然错过的不同文明互通互惠、共生共荣的历史景观?对此,钱钟书先生也为我们提供了精妙的启示,他认为历史建构不仅需要以客观通达的眼光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采撷各种事实,拼接联缀成鲜活的事件,并努力赋予其起承转合的因果逻辑和观念意义;而且,他还在《谈艺录》的补记中警醒我们切勿因“流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稍空之巧辞,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据此可言,钱钟书认为,进行历史重构需要行为主体具有一颗诗心,唯有以诗人的慧眼灵犀,才能让所重构的历史独具品性、别开生面,从而更好地参与当下不同族群成员的心灵建构,更有力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诗心辉映、性灵共生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全面而深远。正如日本史学家上田正昭所言:“古代东亚文化圈的特征之一,是汉字和汉文化的扩展。”就日本而言,直接鲜明的体现是大量汉文典籍涌入,对于日本典章制度的建设、宗教哲学的形成、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学艺术的发展等诸多方面,均产生深刻影响。诸多中国古代典籍的珍贵钞本、刻本,因之被善为收藏、保存至今。据考成书于日本宽平年间的《本朝见在书目录》,其中仅小说类,就包括《穆天子传》《搜神记》《搜神后记》《汉武故事》等四十余种汉晋以来出现的杂史别传志怪之书。近世以来,这类珍本善本典籍在中国大陆多已失传,具体比如宋元时期刊刻的大字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巾箱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旧藏于日本高山寺,后经罗振玉影印传回国内,为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亦可谓是文化传播的保种效应。
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全方位的积极影响,从神话传说、古歌谣,到《诗经》《楚辞》《文选》,再到元明的戏剧小说、说唱文学,在日本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均被不同程度地模仿借鉴。成书于八世纪后半叶的《万叶集》在日本有如《诗经》在中国文学中同样尊崇的地位,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所收录的四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的长短和歌多达四千五百余首,均完全借助汉字(即万叶假名)记录日本民族歌谣,其中包含不少明显模仿、借鉴六朝隋唐诗歌的作品。汉诗创作因之而成为日本古代文学最重要的传统,尤其是奈良时期(公元710—794年),由于中国唐诗大放异彩,流风所及贵族宴饮、文人唱和,俱以赋汉诗相尚,日本的汉诗创作因而也蔚为大观。从题材和格调来看,如果说《万叶集》具有鲜明的模仿唐风的特点,那么后来平安时期的和歌圣手纪贯之等受命于醍醐天皇而编撰的《古今和歌集》(初名《拟万叶集》),则形成更加鲜明的日本特色,朝颜的绽放、樱花的伤逝、红叶的飘零、梅花的凌寒等,更具大和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趣。这无疑是借鉴之后自觉创新的结果,亦可谓是文明互鉴的增殖效应。
文章者,民族心灵之花也。“花之种类不一,而其盛也,亦各以时。时即运也。……运行至斯,而斯文遂盛。”(清·李渔《名词选胜序》)不同文明,此消彼长,生生不息;但是,环球凉热,永远休戚与共。因此,世界上不同民族,理应互鉴互补、和谐共生,充分尊重彼此的心灵之花并使之交相辉映,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才能滋养不同族群的成员谋求丰盈的心灵发展,从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代代无穷已”的朗润生长。
当代汉字文化的国际传播问题及其对策
张 伟
汉语国际推广少林武术基地教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书写语言的文字符号,自然也是文化的承载体。汉字从创制之初至今,经过了近五千年的锤炼锻造,在不断的历史融合交流过程中,能穿越时空进行古今对话。通过对字形的拆解与意象引申,人们发现了汉字不仅具有其他语言文字都有的功能,发现它还具有引发不同文化现象的功能,在文学、艺术、民俗等不同领域都具有重大价值,极具民族个性。作为记录中文的符号系统,必然承载着中国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类型。汉字的这种源自于汉字的特殊结构和历经千年实践应用的文化功能,可谓宏大广博而又精深有味。
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研究汉字及其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很重要,尤其是对传播途径、传播特点显得越来越迫切。理论上这些方面我们已做了充足的准备,然而在实践上做得并不好,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海外日常生活中学习者使用汉字频率低。不可否认,汉字作为一种通用文字除了中国内地外,当前部分国家仍然在使用,如日、韩、新、马等国。尽管汉字在语音语义上发生了变异,但汉字字形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够保持较高的接触率,这意味着学习者在耳濡目染中对汉字并不陌生。但在非汉字圈国家,尤其是在表音文字体系下,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没有中文使用环境的加持下,本土的学习者汉字习得与使用频率很低,仅限于汉语课堂上的那点儿汉字学习与文化体验,远远不足以支撑汉字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第二,汉语课程地位差异大,汉字书写重视不够。目前尽管有70多个国家将汉语纳入其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但很多教育主管部门将汉语定位于选修课程。学生在决定是否学习汉语时,受汉语学习难度、留学中国的反馈以及就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生源规模并不稳定更不充足。由于学习目的、学习需求不同,教师在教学上要求学习者对汉字文化的理解与书写要求并不统一,尤其是学习中文课程忽视汉字书写,无形之中导致了汉字的识写能力先天不足,给进一步的书面学习埋下了不少隐患。
第三,具有汉字文化胜任力的传播者稀缺。汉字文化的学习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浸润过程,除了要求学习者本身对汉字热爱,能自我深入探究汉字背后的文化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汉字文化环境。这个环境的营造莫过于拥有一位具有汉字文化胜任力的传播者。学习者对汉字形、音、义的习得,仅仅凭汉语课堂上的教师讲授,是无法满足汉字文化传播的容量的,而具有文化胜任力的传播者,则能把不同的语言知识进行统筹取舍,能对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释放。很遗憾的是这样的传播者在国外中文机构是非常稀缺的。
面对上述问题,该怎么办?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要从有利于学习者学习、有利于学习提质增效、有利于传播者职业发展的原则考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决汉字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是要充分调动和吸收海外华人华侨同胞的力量,他们是汉字文化传播的生力军。海外华侨华人有的扎根在当地,有的在本土做生意,了解当地社会对汉语的实际需求,了解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学习规律,远比外派的汉语教师更了解本土学生。吸收华人华侨参与本土教学,不仅有利于他们在本土的就业问题,甚至与华人企业合作还可以实施“订单制”招收汉语生为特色,为解决诸如孔子学院等中文机构的本土可持续发展提供良性循环发展途径。当然,这要处理好国内大量中文教师职业发展的问题为前提。
第二是加强汉字教学的系统性研究,制定汉字文化的教学规范参考。汉语教学的语音、词汇、语法、汉字,都有了标准化的大纲,唯独没有文化大纲。没有一个规范参考的汉字文化教学,教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汉字做出不同的文化解释。如“好”字,解释为“美、善、真”,还是夫妻生一儿一女才是“好”?一个“觉”字,为什么既可以表示睡醒了,又可以引申为觉悟了?多音字与字形字义之间有文化联系吗?若是,那有规律吗?如此等等。若不解决会给后续学习带来很多弊端,最容易给人造成认知偏差是汉字形象与文化内涵对应混乱。因此,就一批汉字的文化意义做一个规范性参考,使中文教学前后连贯上下相通,构建出一脉相承而又丰富多元的汉字文化是刚需。
第三是在国际传播的对象、内容、方式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不是让人家“学习我们的先进文化”,而是让自己“学会与他人分享文化”,目的在于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故我们主张在过程中养育文化而非在理论重复宣讲。在持有正确的文化态度基础上,传播者不仅要有敏锐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更要有多元文化环境的交际识解力。传播者不拘泥于文化传播的具体内容,而是看交际对象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即针对传播对象的特点而精心选取文化内容。如喜欢茶的,不要一开始就介绍书法,而是先展示不同茶叶的优劣、培养其喝茶的习惯、引领其茶文化审美意识,进而介绍茶与书法有关联,赠送其笔墨纸砚,培养其练字习贴的习惯,带其体验运笔泼墨的精彩,展示书法者的精气神,最终让其感悟汉字书法的动与静、身行与养心之妙。
因此,对于汉字及其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我们主张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的点滴影响,在生活方式或学习过程中,多维度多层次的不断沉浸、体验,群策群力、步步牵引方能使学习者生发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了解、靠拢之心,而不是靠大量的理论宣教与堆砌推介。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29期, 总第51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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