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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斯诺登》导演奥利弗•斯通:认真和政府唱对台戏的左翼“愤青”

2016-11-30 阿bang 导演帮

中国导演第一社群


前段时间,大众热议的“禁片”《斯诺登》,最近在网上流出了资源,让大家一睹为快之余,也让人又一次领教了奥利弗·斯通对于美国政治丑闻所具备的高度热枕。


 


当众多好莱坞导演都在避免踩踏美国政治红线的时候,奥利弗·斯通却毫无顾忌地对其痛斥。称他为美国左派愤青导演,并不过分。不过他对这个称呼并不赞同,在他看来,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改革论者”。


借斯诺登之口,向美国大胆开炮


奥利弗·斯通关心真实的政治与历史,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保持密切关系,他极度推崇卡斯特罗。但也笃定的认为“资本主义是可行的”。奥利弗·斯通拍摄的三部关于卡斯特罗的纪录片,将其塑造得诚实而迷人。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电影《斯诺登》中。

 

有媒体认为,奥利弗·斯通的这种处理方式,把政府定义为间谍的奥利弗·斯通登塑造得“聪明、讨人喜爱”,是一种极不明智的选择。但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斯通第一次这么做了。




从1986年被誉为“越战三部曲”之一的《野战排》开始,到1995年的影片《尼克松》为止,奥利弗·斯通拍摄了多部反映政治题材的作品,每部作品都不像是帮助美国树立正面形象,其直接、毫不留情面的赤裸展示,反倒有些令国内的政客和相关部门难堪。




除了政治色彩较浓的电影,奥利弗·斯通也拍过一些优秀的剧情片。但人们对他更多的记忆还是来自于他对美国历史与政治的独到见解,他永远没有停止过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批判性思考。这个在公开场合声称要拍一部关于中国文革与毛泽东电影的导演,用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向世人宣告,无论美国媒体如何喧嚣,他都不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所以,当《斯诺登》这样涉及敏感题材的片子交由斯通来拍时,他又一次违背了美国政府所期望看到的主流价值观。因为斯诺登的整个事件就不是一件政治正确、且应当被宣扬的事件。然而这就是奥利弗·斯通身上有趣的特质,他在将主角塑造成“爱国者”之余,也从道德层面构建了让其转变为背叛者的充分条件。《斯诺登》这部电影,与其说是对事件的客观还原,倒不如说是带有他个人政治诉求的一种电影化表达。




当斯诺登因为泄密而引得华府内外上蹿下跳时,奥利弗·斯通曾明确表示,斯诺登揭穿真相的行为虽然是一种“英雄行为”,但他同样认为,这依旧不会改变美国的现状,“因为美国就是这样”。为了避免在国内拍摄期间受到当局阻拦,奥利弗·斯通将剧组迁往了慕尼黑。然而在拍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阻力:“美国子公司说:‘你不能拍这个。’或者说:‘我们不想我们的名字出现在电影上。’所以即便在德国,宝马公司也没办法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诺登》最终还是挺了过来,艰难地完成了拍摄。对于发生在这部电影上的事,斯通感叹:“拍一部关于美国人的电影,但却没办法在美国拉到投资,这让人感觉非常奇怪……人们总是说我们有言论自由,但思想是需要投资的,而且思想被控制了,媒体被控制了,这个国家对于这种言论自由都非常紧张,到了某个阶段,批评的声音就会被禁止。你可以拍一些已经死掉的民权领袖的电影,但拍一部现代人的电影却非常困难。”




其实,斯诺登对美国当局的态度,也是斯通一贯的政治立场。在他的纪录片《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中,奥利弗·斯通就针对美国右翼政治势力展开过猛烈抨击。保守的教条主义向来不被他放在眼里,他和斯诺登都有着对公平的向往。从这个层面讲,奥利弗·斯通与斯诺登的政治理念,都多少带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观看《斯诺登》时,观众会看到这个角色体现出来的矛盾性:他身为美国人的基本价值底线,让他自觉维护了国家利益。但当他意识到国家的行为与自己的理念冲突时,他能够超脱于国家概念,行大义之事。实际上,奥利弗·斯通借斯诺登这个角色,间接表达了对国内右翼政治势力的批评。除了棱镜门事件,对美国历史上的诸多争议事件,他也用自己的作品进行了回应。在大多数时候,他都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

 

坚定不移的反特权主义份子


也许是因为自己曾有过一段军旅生涯(1967年应征入伍,参加越战),奥利弗·斯通在他的越战三部曲中更多表达的是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扭曲,而很少去展现或宣扬美国 “战无不胜”的官方形象。在过往的上海电影节的论坛上,奥利弗·斯通对斯皮尔伯格进行过毫不留情地批评,他将《拯救大兵瑞恩》称作是一部“恶心的电影”,并认为这部电影是在为保守党人讴歌、把二战美化。

 

对于战争的态度,在《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中,奥利弗·斯通表达得清晰明了,观众能从中感受到明显的反战情绪。在这两部电影里,他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典型的美国青年形象:他们在踏上战场前,对前线一无所知。让他们选择踏上战场的唯一理由,仅仅是受国家号召使然。然而战争的残酷让他们对国家抱有的幻想,瞬间随着炮火纷飞的混乱场面而破灭。对个体命运和国家命运、权利不平等引发的个体价值观崩塌等问题的辩证思考,让奥利弗·斯通凭借这两部作品拿到了两座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和《拯救大兵瑞恩》这种主旋律色彩极强的电影不同,在斯通的战争片里,他没有将诸如”国家使命感“这样的概念强加于角色之上,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个体的感受上,并通过这个人物在故事中的经历,去强化他的某种感受。不像汤姆汉克斯饰演的、拥有坚定意志的军人,奥利弗·斯通镜头下的美国兵会因为长期无法抽离战场而感到焦虑,他们也会感到害怕,也会临阵脱逃。奥利弗·斯通的战争电影把更多的焦点,聚集在对个体性的表现上,并试图表达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某种不可调和的冲突。



 

2012年,两年没有再拍电影的奥利弗·斯通推出了一部野心之作——《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这部长达10集的政治纪录片,重新唤起了美国民众对已经接受的价值观的质疑。

 

“很多美国人被媒体洗脑了,他们觉得南美人是坏人,他们毫不在意,根本不想听到美国的真实情况和需要。”在谈到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偏见时,斯通指出,一味的盲目自大,并没有让美国获得稳定的国际地位,相反,问题并不出在外部,而是内部的政治环境出现了问题。《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正是对这种对这些被“忽略”的内部问题,进行了有条理的梳理,让人看到了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和电影中对人物个体的关照相比,奥利弗·斯通在纪录片里的视角则更为冷峻。一切真实的历史材料都作为其政治立场表达的支撑,透过其叙述,让我们看到了美国自二战以来,历届美国总统与历史事件的真实关系。在这部纪录片中,斯通并没有将总统视为美国最高权力的代表。相反,他认为美国总统不过是被媒体导向、不明真相的无知群众选举出来的傀儡。在斯通看来,总统不过是支持其选举的幕后财阀的代理人,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存在,因为它们终究代表的是这些精英阶层的利益。

 

尽管这部纪录片多多少少有些阴谋论的意思,论点的依据也有待商榷。但透过这部作品,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奥利弗·斯通对权利分布不均,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尽管有人曾因为奥利弗·斯通违背主流价值的言论宣称其为“叛国者”,但奥利弗·斯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想要和自己的国家作对。他曾说过,自己之所以还想发表一些不同,甚至刺耳的声音,是因为他想要让更多年轻的美国人了解一个更真实的祖国。




终归结底,奥利弗·斯通还是爱国的,正如同他一直坚信资本主义是可行的一般。他只不过无法做到对问题视而不见,在必要的时刻,他会毫不犹豫地成为一名异见者,就像这次《斯诺登》的拍摄一样。对待现实中的不平等,他有一种先天的不满,如果无法参政,那就要用影像把它展示出来。也许结果未必“正确”,但这样的声音,对于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是必要且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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