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安全感的名义，他们让你无处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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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全感的名义，

他们让你无处躲藏

马三立说过一个相声小段，谈中国人取名的。说到最后他拿同行马季的名字开涮：“马季”这名字不好，马把腿都给系（季）上，动不了，憋了一身的肉。

“憋了一身的肉”，这个“憋”字传神得可怕。看了微信里一个说360水滴直播的网文之后，我感觉如今那些互联网公司、高科技公司的大佬，都是这个“马季”。

《一位92年女生致周鸿祎：别再盯着我们看了》——标题还是走“女大学生在洞里掏出了又湿又滑的东西”的那一路，抓住人性的弱（热）点往死里用。在谈公共话题的时候饱一饱自己的私囊，已算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不过我且不关心后者，只说那位女生所指出的现象。周鸿祎搞的水滴直播让公共场合里的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的偷窥以及偷评之下，你吃饭会被别人评论，你锻炼会被别人评论，你买东西会被别人评论。你不知道那些弹幕的发送者是什么人，但他们倾吐自己的观感——无一是你所欣然乐见的。

“隐私”这个词，在中国的词典里已名存实亡。记得第一次在安装app的时候看到“将读取您手机通讯录中的信息……”的字样，我还相当紧张，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我可以想象，这些免费使用的软件是要让我付出代价的，只不过我选择无视这些代价：不就是多收几条垃圾短信，多接几个广告电话么？我不敢想象的是，这些软件的开发者可能都是一桩交易的乙方，更准确地说，是一些为甲方工作的鸬鹚——从我们这里拿走信息，交到甲方手里。

一个教室的直播及弹幕

我从没想到我的这些信息如此珍贵，足以让我受到别人的控制。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控制，权力在往越来越少的少数人手中集中。从来如此，没有意外。我们仅仅比过去的人强一点：我们知道在这些少数人之中，有的是一些自以为少数人的多数人。他们的腿被系着，为了安全，只好拼命长肉。那位“92后女生”在文末写道：“周叔叔可能忙于事务，没有关注到对360摄像机的水滴直播的报道，可现在您毕竟要成为首富了，回到A股。”首富，没错，一个人名后边的一串数字，也许比他的身份证号码还长，但是相对而言，还是那串号码的意义更大一点。

因为它们意味着你有父有母，有出生地，你以正确的胎位落生在某产科医院的某张不起眼的床上，你六斤八两——现在，这些都是“大数据”了。安德烈·纪德在他的奇书《梵蒂冈的地窖》里写了一个离奇的故事，火车上的无动机杀人，杀人者是一个私生子。纪德说，私生子是世界的希望，因为他们没有来历，他们的行为不受控制，身体随着火车去往不知何在的远方。他的愤世嫉俗是多么伟大！他看到，一个人只要合理合法地出生，就在被控制，他长大成人后，纵有天大的勇气和能力，也无法对秩序构成真正的威胁。

360摄像头让人偷窥人，人监视人，百无聊赖的注意力如一群群无所不在的野鬼，去看一切可看且不必使用脑细胞的东西。过去，我在某三流杂志里读到过这样的故事：一只漂亮的猫被人安上了电子眼，于是猫主人——当然是香艳少妇，每天最爱做的事当然是可持续洗澡——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被长期偷窥。这样的故事在前互联网时代不少，作者边写边咽唾沫，但你要真给他一个窥视孔，他倒还懒得用了，因为窥视半天也未必能看到自己想看的，而一个窥孔又不可能供他和朋友们一道边看边议论。360摄像头不但填补了技术上的空白，还大大降低了注意力的满足门槛：它让人发现，只要能够边看边议论，哪怕看人吃个饭、打个哈欠都大有乐趣。

饭店的人不屑地说：被人看就看了，难道吃饭还是隐私不成？吃饭当然谈不上隐私，但拍摄和偷窥生生把吃饭变成隐私，而且在偷窥行为发生的时候，吃饭的隐私性已告不保。你被剥削了，在你不自知的情况下，当你有幸得知，并想为此问罪，你却问不到任何人头上，就像你抓不住谣言的制造者。

我认识一个上了些年纪的文人，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在饭桌上当着一圈人的面说某个不在场的熟人的闲话，比如“他当年暗恋你们中的某某，暗恋了很久！”然后欣欣然看着这个在场者，在其他人尴尬程度不一的笑声中默然不语。我鄙视他，他为了取悦多数人而让某一人躺枪，让她感到自己遭到了控制。但是，技术已经大踏步超越了这种传统的流氓，摄像头让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展开互相控制：你的控制感不必源于知道一个人暗恋谁——你只需观看一个人吃饭。

而且，尽管你没有看到别人洗澡，但只需发送一条弹幕（“这女的是小三吧？”），你就能把看人吃饭转化成窥人行淫。技术替你考虑到了一切，还一脸零表情的无辜。

但在你的背后，在技术的背后，在技术的背后的背后，有一些人早就不屑于偷窥了。偷窥毕竟太低级。想一想，为什么某些有钱有势的男人喜欢堂而皇之地观摩别人行苟且之事？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晚年就在自己的私宅里组织宏大的性派对，南北朝的时候，齐东昏侯萧宝卷，北齐后主高纬，分别把自己的皇宫变成末世前夕的所多玛。他们真的希望和人民共享人生至乐？不，他们只是乐见多数人无私可隐，由此来体会自己的权力。

周鸿祎是老流氓吗？“92年女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一个人只要像水滴直播的众多买单者们那样，对偷窥的机会来者不拒，持之以恒，大概就够得上“老流氓”的称号了吧；然而，如果一个技术的开发者，不仅向你索取隐私，还自留一个后门把你的隐私交给别人——比如那些资助他们开发技术的后台老板——他是不是流氓得更严重，或者说更加上档次一点呢？当人们的注意力构成了横斜交织的密集火力网，他是那高卧东山的军火商。

扪心自问，谁不追求这样的位置？在安全感之上还有更大的安全感，控制之上还有控制。可怜可怜老流氓，他们日进万金，憋一身的肉，相当于服一宗无止境的劳役。这倒不是矫情。我替他们不值，也是替我自己不值，为了那一些些便利，我轻而易举地交出了自由的利益。前几天，在从登封回郑州的路上经过一个收费站，司机没下车，打开支付宝扫描付款，副驾座上的乘客说了声：“要感谢马云啊！”我立刻想起比尔·布莱森在一篇小城游记中写到的现象：汉堡店门口为汽车开辟了通道，一辆辆车经过窗口，只需一伸手就能取走自己的午餐。布莱森问：为什么这样？你们就连下车走两步都不愿意了？

呵，对了，美国小城风景如画，值得你置身其中片刻，雾霾逼近的高速收费站不可同日而语。你对便利的永不餍足是有缘由的：便利本身就是控制感的源泉之一，你借此越来越看不到你不想看的东西，包括你为了便利付出的代价。要感谢马云啊！要感谢周鸿祎啊，雷军啊，李彦宏啊，等等等等啊！这些聪明无比的大脑开创了一个智能时代；为了消灭我们的不安全感，他们让我们无处躲藏。

以前，当谁谁把电子邮箱告诉我，让我联络他，并说“我不用微信”的时候，我还会默默说声“好怪的人”。现在我不说了。要感到安全，其实只有两条途径：要么控制更多的人，并无限地养肥自己，以便让自己无法被更强大的控制者所撼动，要么不断后退，争取被注意力的网罗所忽略，避开隐私的捕捞者。两者都很难，但后者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不需要主动做什么。你不做什么，你就不用面对魔鬼递来的合同，你不偷窥别人，你就不会（起码自以为不会，这很重要）被别人所偷窥。

当然了，前一条途径会招募到更多的投奔者，因为它许诺给人们体面的工作和有着更大掌控的个人生活。大树越粗就越有合理性，正如活了九十多岁一百岁的老爷子，动不动就被看成有智慧的植物人。以前我看一个足球教练的访谈，他说到眼下各个俱乐部比拼烧钱，宁买贵的球星，不买对的球员，说完后他补充了一句：“We’re a part of it”——我们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多么悲凉的领悟，但他还是尽量表现得兴奋一点。

技术未曾撼动秩序，技术总会一面投靠秩序的守卫者，一面把自己变成生活中最常态的一部分。在城里，二维码的常见度甩开了银行、超市和消防栓；仁慈一点的摄像头还会让你花钱赎买自己的隐私，多数情况下，它只是告诉你可以关掉弹幕——忽略偷窥。我的信息哪里去了？我的形象为什么出现在别人的屏幕里？那个推销商是怎么知道我的大名和电话的？不，你不要问这些，一定要问的话，你就想想所有人都如此，你还不安心么？

一定要问的话，你就想想，这些技术及其后门的始作俑者也很无奈啊！他们若不争做首富二富三富，就无法承担如此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的日常开支；他们也有安全感之虞。好吧，我理解他们，理解那种在集中营里做看守、指望自己哪怕死也要死在别人之后的人的心态，我也理解那些可能永远不会现身的控制他人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但在理解的同时，我依然是这些通行于当今的行为逻辑和道德惯例的冷视者，在所有的冷视者中，我会是最冷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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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

作者:  云也退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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