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他是世界名流，也是人群中一张永远木然的脸

云也退云也退 202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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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

他是世界名流，也是人群中一张永远木然的脸

♢云也退

以赛亚·伯林

2017年11月5日是以赛亚·伯林的二十周年忌日。在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伯林是英国最有名的犹太人之一，而鉴于英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在国际政治中数一数二的威势，谋划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肯定在风云人物伯林身上打很多主意，希望借助他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以赛亚·伯林相貌很一般，年纪轻轻就有了啤酒肚，但是他的智商特别高，博闻强记，还特别能说。在二战中，他为英国政府做了很多事，被派驻在华盛顿时，他写的战时公报精准而富有预见性，让政府十分满意。上流社会流传着他能说会道的名声，BBC也请他去做广播节目。尤其是丘吉尔十分信任他，当他开始写他卷帙浩繁的回忆录，算是踏上从政治家转身作家的道路时（丘吉尔后来成了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聘用的八名顾问里就有伯林，书的前六章写出后，丘吉尔就迫不及待地给伯林看，向他讨教看法。

1978年，伯林接受布赖恩·马吉访谈

无数人来找他，部长们，将军们，爵士们，电台主播，演艺明星，上流社会的各种贵妇。英国是个阶级严重固化的社会，社会上一个层级的人跟另一个层级的人之间可以完全没有往来，伯林一进伦敦的社交界，就被一些人批评为过于分散精力，辜负了自己的学术才华，因为他的本职是一位在牛津任教的思想史家。不过，作为一个无家无国的“流散犹太人”，能够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做一个口若悬河的“清客”，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好待遇。

伯林知道，如果满足于过这种日子，那么人生境界确实不高。他享受思想，享受社交，一心想延长自己的青春，到将近四十岁了还对家庭毫无期待。不过这些特点并不能让英国人忘了他是个犹太人。伯林跟丘吉尔关系如此密切，使得他在保守党里也交上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位奥利弗·利特尔顿，很喜欢听伯林说话，到1950年，他便向伦敦的高级绅士圈子、成立于1857年的圣詹姆斯俱乐部提议吸收伯林加入。结果，俱乐部里有几个会员反对，理由便是伯林的犹太血统。

利特尔顿后来又把伯林推荐给了另一家布鲁克斯俱乐部，成功了，但在圣詹姆斯那里遇到的阻力仍然让他意识到自己还不完全是他们的一员。

这种置身人群中的木然，是从伯林到伍迪·艾伦这一路犹太人的标配表情

从二战结束到1948年英国结束托管之间的这几年间，巴勒斯坦地区一片混乱。犹太人、阿拉伯人和英国托管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随着艾德礼政府决定限制犹太移民，巴勒斯坦犹太人跟英国人的关系陡然紧张，他们组建了恐怖主义组织，专门针对英国人以及耶路撒冷等主要城市的主要建筑展开行动。最严重的一起事件发生在1946年7月22日，恐怖组织伊尔贡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宾馆，近100名死者中，不仅有英国人，还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恐怖分子们相信，以目前的时局，靠着与英国人搞好关系来谋求建国是行不通的，只有制造出一些大乱子，迫使英国人尽早放弃托管，才可望火中取栗，主动求胜。

伯林这时的身份比较尴尬。他认同英国，但又认同他自己的犹太民族，支持那些复国主义者。他希望犹太人和英国人可以站在同一阵线上，不要互相敌对。复国主义核心机构——犹太事务处的领导人本-古里安是非常重视伯林在英国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他希望伯林能够激进一点，往他们那边站得更近一点，但是伯林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1982年，伯林与《纽约书评》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

就在大卫王饭店爆炸案过去一年之后，伯林登上了前往巴勒斯坦的船，同行的还有他六十多岁的父亲曼德尔。他不太情愿做这么一趟旅程，但是，那段时间正是一艘接一艘移民船被拒的时期，犹太难民在船上艰苦的处境，伯林都看在眼里。到了海法港口，伯林当然受着当地英国官员的优待，而他眼睁睁看着那些犹太难民被带下船，在军警看守之下被送往难民营里。

他并没有因此而同情心大作。伯林特别清醒，他知道，在巴勒斯坦谋求建国的犹太人，跟他这种生在拉脱维亚、任教牛津、活跃在伦敦华盛顿苏黎世的犹太人，完全不是一码事。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英国彻底决裂的时候，伯林决定仍然留在英国，不要去蹚中东的浑水。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分裂得很厉害，奉行恐怖主义的那批人，跟主张维持与英国的关系的那批人，互相之间势不两立。伯林担心，若是真的放弃牛津，到巴勒斯坦来工作，他那种左右逢源的能力不但无法施展，弄不好还会让他丢了性命。

而且，拟议中创建的以色列国是一个希伯来语社会，这会是一个新国家，虽然其人民都是从欧洲、北非和中东其他国家移居过来的，但他们正在被打造成一个新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伯林知道，自己背负着英国国籍，在这里终究不能完全受到欢迎。如果过于公开地跟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来往，那么可能会落得一个蝙蝠的命运，即在英国和未来的以色列之间，他变得里外不是人。

也许，这种木然来自一种深刻的夹缝感和无归属感

所以，伯林压抑了本能的同情，宣布他置身事外，效忠英国。1948年夏天，新生的以色列为生存与阿拉伯军队交战，伯林旁观其变，但也曾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一些帮助：当耶路撒冷被包围时，他跟自己在全灵学院的同事、前殖民部长列奥·埃默里联系，让他设法跟阿拉伯政府斡旋，放松对圣城的压力。

这场独立战争的胜利，是军事和外交两手抓的结果：以色列军队获得了来自苏联集团的重要外援，同时阿拉伯力量被分化，不能聚成有力的拳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每个大国都有同情者，他们的工作帮着以色列人赢得了一个有力的外交环境。不过伯林太聪明，也太犀利，他对以色列是一面默默支持，一面发出理客中的批评。比如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就说，以色列人有一种源于经验的半无意识的信念，那就是道德是乏力的，必须靠强横，此外，以色列人对外部世界还持有一种十分褊狭的地方主义的、视而不见的态度。事实上，伯林很清楚“视而不见”不是以色列人的缺点，而是他们为达目的而使用的策略。

道德上的批评乃至毁谤都是无关紧要的。对此，以色列人早就虱子多了不痒。事实最重要，事实就是这个国家存活了下来。以赛亚·伯林对它的公开态度游移不定。不过就像任何一个犹太人一样，伯林始终在沉思自己的民族身份。他那么有名，但在他留下的照片里，却总是一副独自沉思，跟任何人都不来电的样子，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是一个木然的人。

叶礼庭在《伯林传》中说，伯林喜欢讲一个犹太人的笑话，借此说明犹太人的身份就像一种生理缺陷，可以忽略它，可以深以为耻，但也可以引以为荣：

一个犹太裔的美国金融家奥托·卡恩，和另一个美国犹太人——发明家施泰因梅茨——一起在纽约散步。施泰因梅茨是个驼背。两人经过第五大道上的一所犹太教堂。卡恩抬头看看，说：“我以前曾在那儿做过礼拜。”施泰因梅茨闻言尖刻地回答：“而我以前曾是个驼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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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

作者: 云也退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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