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朝天，他只走一边
湖南邵阳人，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曾用笔名“北太西”写作影评、诗歌，后成立渐近线电影工作室，专事独立纪录片创作，同时也是一位非虚构写作者。主要作品有《天降》《恋曲》《有一种静叫庄严》《红白蓝》《大路朝天》等纪录片，以及在大陆和台湾均有出版的非虚构著作《大路》。作品曾参加过国际国内数十个电影节（展），是当下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
▲张赞波《大路》台湾版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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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众历史影像馆
▲《一个有问题的展览——从一段潮汕旧影像说起》
日前，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组织了一场独立纪录片的专场展映，安排两个下午连续放映了张赞波导演的五个纪录片，包括四个长片和一个短片。
影像馆位于距离深圳市区较远的越众产业园，放映场馆和展览厅共用一栋大楼。一楼进门右侧是专题展览厅，目前正在进行的互动项目名叫《一个有问题的展览——从一段潮汕旧影像说起》，策展灵感源于一段20世纪初拍摄于潮汕地区的黑白影像；左侧则是可容纳一百多人的小剧场，张赞波五片连映的地方就在这里。
筹划这次专场展映的“看见•感知”独立映像社，是越众历史影像馆推出的纪实影像放映计划。越众历史影像馆有个兄弟公司越众影视，关注历史影像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出品过《寻找少校》《发现少校》等远征军题材以及《先生》等民国文化题材的纪录片，颇有口碑。园区里有民间机构在探寻历史，也有官方下发的政治任务，“两学一做”的宽幅海报挂在相当显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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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看片，“评委级”体验
▲展映宣传海报
第一天放映没有赶过去，留着《恋曲》当作一个念想吧。《天降》之前在Youtube上看过，那时候还没有加长版放出来。第二天的《红白蓝》《有一种静叫庄严》和《大路朝天》倒是十分期待，尽管网上早已可以看到60分钟精简版的《大路朝天》，但我还是愿意等待现场放映“完整版”的机会，后来在微博上跟导演的一次互动中得知深圳的这次“豪华福利”。
这五部片子，有非常私人化的影像，比如《恋曲》《红白蓝》和《有一种静叫庄严》，也有直面社会议题的跟踪记录，比如《天降》和《大路朝天》。
但无论何种题材，你都能看到张赞波对社会上普通个体的关注，这种关注并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而是以平等身份介入的记录。导演强调自己只是创作者，并不负责具体的放映传播，但对于影片的公开放映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些原则。
像《恋曲》和《有一种静叫庄严》，出于对其中拍摄对象的保护，这种片子一般只在纪录片沙龙等有限范围放映，并不希望广泛传播，网上资源的意外流出也及时处理。而像《天降》和《大路朝天》这样的片子，涉及社会公共属性，导演认为是“真相”就没必要遮掩，这些直接反映公权对私权侵害的影像，值得进入公共视线并引发讨论。
所以，如果大家渠道畅通的话，很容易在互联网（而不是“局域网”）上找到相关资源。
《天降》，2009
这是张赞波的第一部纪录片。天降，顾名思义就是“从天而降”，关注的是火箭发射残骸坠入农民居住区域带来的影响，地点是湖南邵阳市绥宁县，邵阳正是张赞波的家乡。
他是在一位诗人朋友的文章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他当时的讶异，也是我看到这个纪录片时的讶异，因为在大众印象中火箭发射残骸的坠落区应该是经过严格计算的相对精准的无人区。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有部分落入了农民正常居住生活的区域，尽管那里的人口密度不大。因为这则消息，加上朋友文章的思路和视角，让原本学习剧情片出身的张赞波找到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一次好奇心的驱使让他从此肩扛摄像机开始了独立纪录片的职业道路。
▲《天降》剧照
发生这样的事情，村民们惶恐是肯定的，压毁农田、砸坏房子、村人伤亡，哪一样他们都承受不起。
可现实却让他们无处躲藏，当每一次“远客”要光临时，他们只能暴露在充满不确定的生命威胁之中，事后又冒着刑责的风险，变卖捡拾到的残骸废金属，以求“变废为宝”换取一点收入。
而在面对利益损失寻求赔偿时，在信息不对称（如对赔偿规定的认识）和政府人员强势而又宏大的话语面前，据理力争从来不会是他们的有效选项。村民的利益，相比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大计，显得那么渺小。
▲《天降》剧照
事实上，这里的火箭残骸坠落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正如片中所述：“自1990年代以来，（绥宁县）其中11个乡镇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一级残骸主落区，先后迎接‘天外来客’数十次。”
显然，这是一个定点区域，只是事故的损失规模可能不足以引起影响，没有广泛见诸报端，因此外人知之甚少。然而，有足够“经验”的当地村民却已经形成了一套“预防机制”。面对每次可能的坠落，政府层层通知，召开动员会议，学校也有相关的应急安排，村民自发组织到庙里集体祈福。
这种“人造的馈赠”落入被发射中心监测站领导形容为“被相中的宝地”的山村，这等“恩泽”并非专属于绥宁一地。
导演的关注点不仅仅只是残骸坠落这一单一事件，而是通过这件事延伸至事故乡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通过“家园、祖国、大地、天空”四个段落反映村民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处境。
男女老少，各种职业，各种身份，他们淳朴、贫苦，他们没有反抗的资本，他们困囿于当下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却依然关心着北京奥运，这桩祖国盛事对他们来说像是近在眼前而实为遥远。开幕式的烟火并没有照亮这个乏人问津的角落。
▲《天降》剧照
《红蓝白》，2011
▲《红白蓝》海报
《红白蓝》的创作纯属偶然之举，它是《大路朝天》300多个小时素材中的一个小部分。当时离春节还有11天，导演路过王家坡大桥下的工地，发现大雪天里竟然还有人在挖桩作业，于是便一直跟拍下去，从不断重复的挖桩倒渣，到爆破操作，从户外作业到室内休息。
这个40分钟的短片，只有三个镜头，剪接也较为巧妙，可以伪装成“一镜到底”，导演说他的短片都有偏形式探索的实验性质。
然而，这短短的40分钟几乎囊括了一个“工程小队”的所有日常——工作上，观众可以看到三人怎样分工，用什么机器作业，如何操作，桩井下的工作环境如何，爆破前怎样做事故预防措施等等；
生活上，观众又可以看到一间教室被改造成临时住所，教室的桌椅等旧物还继续被利用，三个人（丈夫+妻子+妻弟）的一日三餐、生火取暖、洗漱睡觉等等全部集中在此，唯一的空间划分就是一块红白蓝塑料布将室内厨房的地方分隔开来。影片开始的镜头就聚焦在这块塑料布上的红白蓝三色。
在我们的认识里，红白蓝是一种廉价、普通但又牢固的材料，工地上最为常见。而它的这种平民化属性在艺术家的重新诠释下仿佛又具有了某些特殊寓意。
受香港工业成长环境的启发，著名设计师“又一山人”黄炳培眼中的“红白蓝”，代表的是底层劳动者的坚毅和勤劳，而张赞波却坦言，这部即兴创作的《红白蓝》，自己也不清楚具体象征什么。
这可能是要留给观众自行解读的一种说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红白蓝平民化的意义与导演影像镜头的平民化取向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对于某些群体而言，生活是没有选择的。在王家坡大桥下挖桩的三位民工本该与其他工友一样提前回老家过年，然而摆在他们眼前的选择却只有顶风冒雪继续出工这一项。他们一边掐算着春节的日期，一边等待着那尚未结清的工钱。他们的坚忍，如同红白蓝一般的耐受力。
▲张赞波在拍摄现场
《有一种静叫庄严》，2011
▲《有一种静叫庄严》海报
最早知道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它的海报，关于这幅“古代画作”我文后细说。
这个片子同样是即兴创作，跟《红白蓝》一样同属妙手偶得。时间在2010年底，这应该是张赞波完成了《大路朝天》大部分素材后回到北京的休整期，一位久未谋面的老乡兼同学因公出差北京，顺便约他小聚。
当这位公务员同学道明来京截访的任务后，导演嗅到了记录的价值，果断拍下彼此之间的交谈，继而跟拍截访事件牵涉到的相关人员，以及他们与上访者交涉的现场。
这位同学是老家的副乡长，大学的时候与张赞波同念中文系，张导说他的文学水平在自己之上，然后十多年过去了，“故乡早已不是故乡，故知亦已不是故知”，老同学早就洗掉了知识分子的气息，眼下却是个满腔体制“秘闻”的熟悉的陌生人。
▲导演张赞波
这位贺姓副乡长是主要人物，全片的黑色幽默基调几乎被他一人承包。不得不借用一下官腔口号，他就是“能说、敢说、说透”。
小小的镜头并没有妨碍他的“真诚”，从家乡上访的现状到截访的套路，从争取国家级贫困县到打点京城的人脉关系，从地方政治到国家政治，都奉献了他的“一针见血”。
他不时表现逗趣，在老同学面前不遮掩不矫饰，时而自满于自己的能力，时而又无奈于某些现实。他心怀敬意地跟老同学分享中南海见闻，也真心实意地指导老同学的艺术创作之路。他带着张赞波去截访谈判现场，也不忌讳带他去饭局介绍自己的人际关系。
《有一种静叫庄严》这片名，便是出自贺乡长见识过中南海后的感受——安静、肃穆、庄严。可整个片子并没有庄严，导演把那几天他跟贺乡长之间交集的内容，以日记的方式构建了这个90分钟的影像。
看着那些虚构的日记自述，我们或许会心一笑，但我们明白那也是反讽。贺乡长讲得是“从政内幕”，观众看的是荒诞现实，而导演则观照自身，想象自己同样步入体制的异化。
▲张赞波与难民孩子们的合照
《大路朝天》，2015
▲《大路朝天》海报
这部纪录片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没那么快有机会可以看到，于是把它衍生的文字版《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买来看了。没想到这本书上市后不久居然被要求全线下架，纪录片的小范围放映交流也随之收紧，这是2016年初的事情。
▲《大路朝天》剧照
《大路朝天》相比之前的几部纪录片，应该是素材最充足、制作最完善的一部。
张赞波化名为“张赞”，深入工地和村庄三年，见证了湖南省溆怀高速公路辰溪县路段从开山劈石到挖桩架梁，最后大山里长出宏桥大道的完整过程。路通财通，是这个经济发展主导型社会的运转规则。
配合2009年国家“4万亿计划”，湖南省更是占据全国高速公路建设的标兵位置，一群热衷于“高速”的人扛着“大国崛起”的旗帜，“不遗余力”地编织着这张全国交通道路“蜘蛛网”。溆怀高速在这个大背景下，正好为张赞波提供了这部非虚构“公路片”的实景素材。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p01764faotj&width=500&height=375&auto=0张赞波对谈梁鸿：“大路”是怎样筑成的？
相比书本的十个章节，导演在纪录片中构建了四个部分：顺民刁民、阶级兄弟、人民矛盾、歌唱祖国。这个素材经过非线性重组的片子，从当地一位老农妇欧婆婆的房子受到山体爆破威胁说起，拉开了工程涉事各方与当地村民之间矛盾冲突的序幕。
由于文字叙述的篇幅许可，《大路》一书当然可以多着笔墨描述工程当中多个不同岗位不同身份的个体，比如坚守乡俗文化的唐老师、坚韧聪明而又狡黠的老何、熟稔“工程圈”的王司机、参加过“援越抗美”修铁路的“与共和国同龄”的老曾等等；
一些错过的事故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口述，用文字重新呈现个来龙去脉；“工程关系学”里面的各种潜规则和套路也可以穿插在各个具体事件中。而成片的影像记录，在有限的时间内，原始素材必然经过甄选，删繁就简，突出高速公路建设的主题。所以片子重点围绕项目部孟总处理工程纠纷以及纠纷引起的各种问题，比如房屋、寺庙、古树的拆迁，毁坏林地、鱼塘的赔偿协调，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的关系疏通，突发暴力事件的调解等等。
纪录片相对文字的一个优势是，影像的效果更加直观，更容易引起观众的直接感受，比如山体爆破的威力，大雪天气的寒冷，民工日常一些简单粗暴而又不无道理的对话的鲜活，暴力械斗事件中的各种肢体伤情。
当然，导演透露将会重剪出四集剧集形式的纪录片，那就是更为让人期待的事情了。
▲《大路朝天》剧照
在这波公路建设大跃进狂潮的裹挟下，无论是谁，都可能是“奉献者”，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溆怀高速这段，有人奉献身体抵挡横祸，有人奉献“唐僧肉”（注：孟总把高速公路比作一块人人抢吃的唐僧肉）疏导关系障碍，有人奉献强权力求完工的速度。
卑微者依旧重复着卑微，恃强者总有恃强的机会。工程建设的行业乱象，在国家意志的掩护下，俨然变成了一套上下默认甚至达成共识的运行法则，哪怕是身居要职的主导者也有成为受害者的时候，而被伤害最快也最深的，往往是社会中处于各种链条底端的个体。
▲《大路朝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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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后交流，看见一个真的张赞波
▲映后交流张赞波接受观众提问
张赞波导演在微博上偶有“毒舌”之举，当然看多了你就知道他那是对反智之人和不正之风的“无情的痛击”。而我们的映后交流可是在相当友好、热烈的掌声中展开的，气氛融洽，发言踊跃，堪比央视新闻上各种领导交流座谈，就是得刨掉某些内容。我相信，很多问题导演在不同的场合被问过很多遍了，而他也肯定知道每一次的映后交流都应该预设观众对他的了解为零，所以不厌其烦地回答每一个提问。
他直话直说，不含糊其辞。他坦陈关于拍摄纪录片的伦理问题的讨论已经有点让他厌烦；他直接调侃同行周浩是只“老狐狸”，人物选材没有周的高级，但自己的黑色幽默元素是周所不具备的；他敢于直言不混圈子，不作自我审查，提倡“人人都是记录者”。
▲导演周浩
如何介入是张赞波认为拍摄纪录片最难的地方，包括介入现场和介入个人。其实这也是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的难题。突破拍摄对象的心理障碍，取得对方的信任，融入其生活情境，是所有纪录片得以拍下去的关键前提。《有一种静叫庄严》里贺乡长的滔滔不绝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大路朝天》里工地现场有人给扛着摄像机的他递烟则证明他没有成为“外人”。
如何介入，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拍摄者的身份。在《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一书中，前言里首先就谈到了身份问题：“身份问题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对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的制约与挑战，特别是在影像事业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电视台大门由武警战士牢牢把守的中国内地。”
现在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一般既不是记者，也不是名导，更不会像90年代的纪录片导演那样与电视台有层若即若离、各取所需的关系。他们只能依靠仅有的一点人脉，凭借自身的沟通技巧，将自己放在与被拍对象同等的位置，才能在扛起摄像机的同时，消除对方的顾虑。
张赞波强调他并没有故乡情结，只是他的身份和人脉局限在湖南这个地方上。他坦言他的纪录片创作也因为这个原因遇到了瓶颈期，暂时没有新的人物关系促成他创作的冲动，虽然他很享受这种一边拍片探究底层的生活处境，一边与之一起“直面生活的粗粝和厚重”的经历。
讽刺手法也值得一说。这些明讽暗讽，不是每个导演都愿意尝试，或者他们也没有抓到讽刺素材的机会，也不是每个观众都会接受。毕竟这是讲究“真实”的纪录片，导演过多的主观安排容易被认为有损影片的客观性，比如像《有一种静叫庄严》一片中有主观强化人物性格之嫌的虚构日记。
然而，张赞波直言自己并不拘泥于理论，他没有视“墙上的苍蝇”为圭臬，也不限制自己的表达。所以，我们在《天降》里看到一农户全家人围坐收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虚无的荣誉感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质变化；新闻播报着我国为委内瑞拉发射商业卫星改善委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镜头下正拍着的破败农村又该谁来改善。
《大路朝天》里面，一群民工正热烈“讨论”着电视上播放的一则关于湖南省交通厅高官落马的新闻，颇有点“漩涡里的人正生动描述着漩涡的样子”的意思；而“歌唱祖国”的一章，红歌比赛现场的几处尴尬，更是把片子引至喜感高点。
国家媒体的“正能量”影像与独立纪录片镜头中的现实，仿佛两个平行维度存在于同一个国度，他们自说自话，并行不悖。当导演某一个时刻抓到了它们的交集，就显得既珍贵又意味深长。
同样的，我想起了赵亮《上访》里的一幕，几个上访流浪者在一片空旷的拆迁地上围炉做着晚饭，旁边放着一台画面模糊的电视机，里面直播着央视春晚，主持人不断讲述着幸福，这片空地的上空亦不时有烟花闪过。
▲导演赵亮
“标语治国”是我们的特色国情，在这些纪录片的镜头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点。无论是《天降》里绥宁县的乡村，还是《大路朝天》里辰溪县的中伙铺，无论是乡间的围墙，还是项目部办公楼的里里外外，都不乏口号标语的身影。还有《有一种静叫庄严》里面“朝廷”二字的霓虹灯饰，这些中文字在张赞波的影像中找到了另一种存在意义。
前面提到过《有一种静叫庄严》的海报，乍一看是某一幅中国古代名画，经我“研究”一番发现，它至少融合了《韩熙载夜宴图》《春庭行乐图》和《村医图》等三幅古典名作，而且是“绝无PS痕迹”。
制作者意图也很明显，画中的庭院暗喻某高级大院，院内的场所在《春庭行乐图》里是妃嫔们春游消遣之地，而人物却换成了《韩熙载夜宴图》中沉浸声色、夜夜享乐的大臣、宾客与艺人，院外的《村医图》则是反映着民间疾苦。
这个设计不知道是不是导演的想法，但无论如何，它的用心，是《天降》里找周云蓬创作配乐一样的用心，是《有一种静叫庄严》里用左小祖咒的《苦鬼》作片尾曲一样的用心。
▲观众带来《大路》让导演签名
之前谈到身份问题，而联系着张赞波独立纪录片导演这个身份的，确实有影像内外的很多人。他多次公开对精神上促成他、行动上帮助他拍片的朋友表示感谢。
他喜欢回访曾经的拍摄对象，他回访《恋曲》的KTV女生，并将形成《恋曲》下部；他回访《有一种静叫庄严》的老同学，透露他已经调岗升迁；他回访《大路朝天》的老何和老姜，写在《大路》的第十章上。就在前不久的清明节，他在微博上贴出了《天降》里面因坠落残骸袭击“被牺牲”的女孩的照片，写着“愿你安息！”
放映会那天，张赞波穿着一件黑色T恤到现场交流会，衣服上白色英文印着404 Not Found，下面还有一行小字：The brain you are looking for does not exist。俨然他是个行走的“讽刺”，当中也有一定的自嘲。
他的纪录片条目在豆瓣上被删除，他的第一本书被下架，随后的出书计划也受到影响，有关民间独立影像的交流活动被叫停，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很无力，在现场他跟观众互勉：“无力者唯一有力的是，记录。”
他说最开始拍纪录片时，有寄望过自己的影像能改变些什么，但后来很快就发现现实并没有如期待的发展，所以他是越来越少谈责任，而多做记录。
▲大陆版《大路》与台湾版《大路》
独立纪录片之所以谓之“独立”，是因为它是体制话语之外的，由个人自由意志主导的聚焦主流影像关照不到的社会边缘角落，它直面现实的不堪和人性的复杂幽暗，它关注社会矛盾，捕捉时代变化，也有体现人文关怀。
曾研究“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说：“为什么要强调‘独立’这个词，因为‘真实’这个词并不是像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能对‘客观’进行保证，大家很快就发现仅凭这个词并不足以涵盖纪录片。强调‘独立’的意义是要和主流话语区别开来，这样才有纪录片自己的价值。”
而张赞波的“独立”，并不仅仅存在于拍纪录片这件事上，而是施诸日常，处处践行。大路朝天，他只走一边，要问他走哪一边，可以看看《大路》书里说的：“外来者和本地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劳心者与劳力者，富贵者和贫寒者，权势者和无权者，既得利益者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们虽然彼此对立，各走一边，却不得不共同向前。没有人能和这条大路背道而驰，逃脱它制定的轨迹、方向和速度。”你说，他走的是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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