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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老马》

臧克家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这八行短诗，从表面上看，写的是一匹负重受压、苦痛无比、在鞭子的抽打之下，不得不向前挣扎的老马。但几乎所有的读者和选本的注释家，都说我写的是受苦受难的旧社会的农民。其实我写这首诗，并没有存心用它去象征农民的命运。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匹命运悲惨令我深抱同情的老马，不写出来，心里有一种压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对蒋介石政权，全盘否定，而对于革命的前途，觉得十分渺茫。生活是苦痛的，心情是沉郁而悲愤的。这时的思想、情感与受压迫、受痛苦的农民有一脉相通之处，对于“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的老马亦然。因此，我写了老马，另外也写了许多受压迫的农民形象，实际上也就是写了我自己。借咏物抒情的古诗，多如恒河之沙，有的明明是写物，最后点出主意，是写人，如白居易的《凌霄花》诗。有的从外表看是咏物的，其实也是借咏物发挥诗人的感慨，像杜甫的《瘦马行》和《病马》。萧涤非在注释杜诗第一首时说：“是一篇写实而并抒情的作品，一则杜甫极爱马，二则这匹被遗弃的官马和他这时处境有着共同之点，故借马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关于第二篇《病马》，注曰：“这也是一篇有寄托的咏物诗，其中有着作者自身的影子。”另外宋代李纲有一首名作《病牛》，也是借一条耕田受压的病牛，来表现自己抗金壮志不得伸，反被流放的沉痛之感。

我觉得，可以用杜甫的《病马》、《瘦马行》和李纲的《病牛》写作情况与寄托，来理解我的《老马》，时代各异，而感寓正同。写的既然是病马、病牛、老马，首先要经过对它们的仔细观察，寻出特征，为它们的形象所打动，赋予真实诚挚的热情。作者先为所写的对象所感动，然后写出来的诗才能动人。如果仅仅拿它们作为象征性的图解，先有主题，然后拿它们来作标本，是决然写不好，也不会为人所喜爱的。写老马就是写老马本身，读者如何理解，那是读者的事，见仁见智，也不全相同。你说《老马》写的是农民，他说《老马》有作者自己的影子，第三者说，写的就是一匹可怜的老马，我觉得都可以。诗贵含蓄，其中味听凭读者去品评。

全诗两节八行，组成装车、拉车两个画面，象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描绘了一幅令人伤心惨目的老马拉车图。诗里没有出现暴虐的主人，大车、鞭子便是他的权威和意志的化身，也是老马苦难生活的根源。这老马早已是骨衰力竭、跌跌撞撞的风烛残年，不但不能将息于冬阳夏阴，还被逼迫来服此重役。贪心的主人全不顾超载负重下的难忍苦痛，货如山积还装个不停。对这与生俱来的苦役，老马能说什么呢。“它横竖不说一句话”！也许，它挣扎过，反抗过，但在这不可改变的命运面前，又有什么作用。锐气早已消磨净尽，忍辱负重，原是生活留给它的唯一天性，此外就没有奢望了。它只有在生活的压力下“把头沉重地垂下”！大车装毕，便要前行。但是前面等着的，是陡坡还是激流，是泥泞还是陷坑，都不知道。这苦难的历程何时是一个站口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支持、帮助或者慰藉、解脱还是不知道。孤独痛苦的老马，“有泪只往心里咽”！老泪纵横中，鞭子打来了，它本能地从迷惘中抬起头来，“望望前面”，却依然是漫漫的长途，无尽的苦痛。

这一匹挣扎在重载鞭扑之下的苦难深重、希望渺茫的老马，究竟象征着什么，见仁见智，理解是很不相同的。诗人认为，这是写的他自己。事实上，诗篇所概括的内容，恐怕还要丰富、更加广博。臧克家的成功的抒情诗，常常依靠象征性的形象的创造，来抒写情怀、评价生活、表现自己在现实人生撞击下迸发的审美冲动。这种形象，确乎是某种自然景物的摹写，但因为突出地强调了其某一侧面某一特征，而又经过筛选，舍弃了若干侧面和特征，便与自然形态的景物有明显的不同了；这种筛选、突出、舍弃的艺术处理，也就是由具体走到抽象，由个别走到一般的典型化的过程。诗作的感情，经过如此这般的处理，也就如同单向集中喷射的激光光束，集聚了更为惊人的穿透性和外张力。于是，这景物的描摹、咏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开拓，成为幅射性强又兼穿透力大的象征性艺术形象，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外延。老马，便是这样的范例。诗中描写的，确乎是一匹真实的、普通的老马；但诗人着意突现和强调的，则是它这样以种境遇和个性：默默忍受着生活的艰辛，满腹苦楚无处诉说而又希望渺茫。不止是这一匹老马独有的境遇和个性。在整个旧的社会机制中，阶级压迫的等级制度，把社会的所有成员强行安插弼“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中，卑而下者，只有献出子女玉帛恭请尊而上者收受享用的义务，而绝无反抗斗争或者呻吟叫苦的权利，更谈不到人格的尊严和自由平等的地位，他们怎么能不时时感到颈上重轭的分量，又怎么能不在万般苦楚中象老马一样“抬起头望望前面”，希冀着境遇的略为改善。当老马的境遇和个性被从这样的角度艺术地凸现在诗中时，它也就获得了极其广泛的类似物，变成了无数具有类似境遇、个性的人们的载体，短短的诗，也便拥有了超负荷的容载量。这也许是诗人创作过程中感情多层幅射的结果，也许是这一象征性形象在欣赏过程中多向幅射的结果，也许是两种幅射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之是典型性空前增强了，内涵的意蕴空前地扩大了，感情的表达也凝重而浓郁起来。举凡在生活的重轭下灾难深重、苦苦挣扎而又无可告语、前途渺茫的人们，大概都可以从这一形象中发现自己的身影，激起心灵深处或久远或短暂或急剧或深微的共鸣。

从一匹老马的厄运，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作者的心情以至亿万农民的悲剧性命运，短短八行诗，概括了古往今来如此深刻丰厚的悲剧性历史内容，正显示了诗人艺术典型化的功力。歌德认为诗应当“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歌德谈话录》），刘知几提倡“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说的都是以少总多的艺术典型化的原则，《老马》便从艺术上为这一类主张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例证。

臧克家《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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