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塞克斯顿诗5首

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美国诗人。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读过艺术学院，做过模特，婚后生下两个女儿。她一直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在医生建议下开始写诗，后到波士顿大学加入罗伯特·洛厄尔的诗歌讲习班，与西尔维娅·普拉斯同班同学。一九六七年，诗集《生或死》荣获普利策诗歌奖。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 ，她在自己的车里吸入一氧化碳结束生命。

人们把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当做他们时代的明星，不排除部分的政治动机：当这位未受大学教育、从主妇改行的诗人，被哈佛大学生荣誉会破例吸收，并被授予三项博士学位和其它高等教席时，很难说这不是“美国梦”的迷魅之处。尤其是，随着公开朗诵的盛行，诗人美貌与诗歌的表演性相得益彰，当她在诗中以菲茨杰拉德夫妇的时髦装扮忆及父母“举着酒夹着烟”时，无意中也在强化她自己的镜像姿态。

以摇滚乐唱诗、出入精神病院、忏悔扬基民族的“垮掉”体验：这些深深抓住了五十年代以后的诗歌读众，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从不读诗。然而她的信奉者里还有相当多的诗人——乔伊斯·欧茨（Joyce Carol Oats），梅·斯文森（May Swenson），丹妮斯·莱维托芙(Denise Levertov)，当然还有洛厄尔和普拉斯——他们指出塞克斯顿作品的刺激性，并向这种刺激性致谢。如今，“普利策奖获得者”、“古根海姆奖获得者”和“美国艺术文学院奖获得者”都足以界定塞克斯顿的诗歌成就，但她取得诗学价值的起点，却正是那种“刺激性”，用她自己的话说，欲像卡夫卡的战斧劈开冰封的大海那样，在人们心中引起“震惊”。

这难免让她的作品在接受早期，得不到相适的评价。反对者斥之为纯粹的病案记录，簇拥者则奉之为新诗运动的标杆，甚至是世纪预言。这些难以调和的观点只在一个方面众口一词：诗歌有赖于“自我暴露”而发挥引诱力。一方面这指向诗人对隐喻的坦荡，不惜将自身投入意象之中，择词上大胆果决，进而产生令人激赏的戏剧化效果。

但更显著和更具挑战的“暴露”，或许源于对“内视”（inward look）的固执。这意味着，诗歌首先从身体的物理意义上将遮蔽排空。在提出“内视”的同一首诗里，她用身陷“葡萄与荆棘之间”的基督困境来说明（她体悟到的）这种“内视”的代价。它“难言而虚幻”，但通过裸露，作者、言说者和读者之间失去应有的距离。无论何时，我们的阅读都受到蛊惑，我们按照上帝的经验，从“细长管子的一端窥见”，可当这种目光稍有回视，我们却为自己的脉搏感到难堪，我们看到自我的心灵，其夸饰被席卷一空——“灵魂的伪证”和“直率的谎言”被强加过来，自我剥离的过程使窥探和告解成为同谋。

我们需要了解一个诗人的私生活吗？新批评普及读诗的理想标准，主张避而不谈诗人个性，对一首诗的智性要求远甚于其它。这种“反抒情诗”的批评趣味，直至今天风头仍健。但塞克斯顿的读者会发现，对诗歌外部的兴趣总是挥之不去。事实上，尽管诗人在多种访谈中为“非自传性”辩护，其创作制式却决定了生活对写作的内在性支撑——她是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开始写诗的，作为对三十岁产后抑郁的一个处方，这种并不多见的开端最终成就“意外的希望”。

塞克斯顿成了“说真话”的殉道者，自我和家庭生活是她的十字架。全然的个人化主题也是她最初得到辨识的主要原因；而且，不管诗人精神病的临床现实是什么，精神分析式的再现论同读者对疯人院的好奇心总是交织在一起。诗歌形成了其内部的规律：以碎片化的记忆闪回，来充实个人历史的反思。

你，马丁医生

你，马丁医生，散步

从早餐到疯狂。八月下旬，

我快速穿过消毒的过道

那里，动弹的死人们仍在谈论要

迫使他们的骨骼反抗药剂的

效力。而我，是今年夏季旅馆的女王

或者死亡茎秆上大笑的

蜜蜂。我们站成虚线，

等候他们打开门，在晚餐冰冷的

门口将我们清点。说着陈词滥调，

我们穿上微笑的罩衫向肉汁移动。

我们排着队咀嚼，我们的碟子

刮擦，如学校粉笔的

哀号。这里没有刀

割破你的喉咙。整个上午

我都在做鹿皮鞋。起初我的手

一直摊开，让它们曾工作的

生命放松。现在我试着

收回它们，每根愤怒的手指，命令

我去修补另一个将在明天坏掉的

东西。当然，我爱你；

你斜倚在塑料天空上，

我们的社区之神，所有狐狸的王子。

杰克带的断冠是新制的。你的第三只眼

在我们中间穿梭，点亮隔离的盒子，

我们在那里面睡觉或哭泣。

这里，我们是一群大孩子。

在这最好的病房，所有人中

我长得最高。你的生意是人，

你视察这精神病院，带着个神示般的

眼睛在我们巢穴。在大厅外，

对讲电话呼叫着你。在狡猾孩子们的

牵引下，你打转，他们倒下去

如严寒里生命的洪水。

而我们着了魔般自说自话，

嘈杂并孤独。我是我所有被遗忘的

罪恶的女王。难道我还在迷失？

曾经我是美丽的。现在我是我自己，

清点着这排和那排的鹿皮鞋，

它们正在沉默的架子上等候。

好先生：这些树林

这世上，一个人只需闭上眼转个圈就会晕眩….只有当我们晕眩…我们就开始发现我们自己

——梭罗，《瓦尔登湖》

好先生：这是个我们

八九岁①时就玩过的老游戏。

有时在缅因州下游的岛上，

八月下旬，当冷雾从海上吹来，

丁格利·戴尔②和爷爷村舍间的

那片森林就变得雪白和诡异。

那情形就好像每颗松树都是一根根

我们从不认识的褐色杆子；好像白天

被重新排进了黑夜，蝙蝠在太阳下飞舞。

这是个你转个圈就知道自己晕眩的把戏；

就知道乌鸦的号角正在黑暗里哭叫，

就知道晚餐再也不会到来，海岸的

厄运叫喊，来自远处浮标的铃声，

在说：你的保姆已经走了。哦，小姐③，

小船摇翻了。然后你死了。

转个圈，闭紧眼，脑子里有观念。

好先生：我也晕了，和你一样，

我已经闭上眼转了两个圈，

当树林是白的，我夜晚的心看见

如此诡异的事发生，没听说过，也不真实。

而睁开眼，我自然不敢看

——这世人嘲笑的内在模样——

我还在这片树林里寻找，在葡萄和荆棘间，

我突然明白没什么比我更糟。

来自荣耀生活的俯冲

整日，我们注视着海鸥

在醒目的天空高处

骑风驰的过山车。

在那里，

在整个神圣的蓝色世界，

它们尖叫在陆地的切片处。

现在，如孩童般，

我们带着一包

剩下的小面包，

从岩石凸起攀援而下，

在石头上轻轻的分食它们，

留下六块面包皮给年轻的王者。

独处的注视者鹰隼般飞来，

突然跃起，

骑着当下的饥饿之轮

张开如丝般雕花的羽毛

擦着水面，出现。

又来了

从拍浪上滑翔而过。

带来了它的族群，如空气里

下坠的羽翅之城。

它们在等待，每只都如木制假鸟

或像鸽子般温柔，亦或

如可爱舒心的鸭子：

直到一只突然出击，移动利箭般的鸟喙

划破空气。它得到了面包。

这个世界充满了它们，

野兽的世界，

为了一块面包屑岩石而相互戳刺，

仅有四只抢得面包，

然后荡过格罗斯特

飞去天空的高处。

哦，看它们怎么

减轻吞了伙伴面包屑的

咸腥的肚皮。

音乐向我游回

等等，先生。哪里是回家的路？

她们关掉灯，

黑暗走进角落。

这个房间没有标牌，

四个妇女，年过八十，

穿着花格衣裳。

啦啦啦，哦，音乐向我游回，

我能感受到她们演奏的曲调

在留给我的夜晚，

在这小山上的私人会所。

想象一下。收音机在演奏着，

每个人都在这狂欢着。

我喜欢这样，围成圆圈跳舞。

音乐从感官里溢了出来

更好玩的是，

音乐看上去比我还多。

我是说这一切回想起来更美好；

当想起在这的第一个夜晚。

是在冷得让人窒息的十一月，

连星星都被冻在了夜空，

月亮十分明亮，

光线从窗栏中穿过来附上我

脑子里响起了歌声，

让我忘记了一切。

早上八点，她们把我锁在椅子上，

毫无迹象表明会这样。

只有收音机仍在打着节拍，

这歌比我记得还多。

哦，啦啦啦，

音乐向我游了回来。

晚上我曾来过，曾跳了一圈舞，

曾并不害怕。

是不是，先生？

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六个月中，她开始定期接受一位年轻牧师的宗教指导。那时，她的宗教探索似乎充满了一种她正在接近终点的感觉。然而，每当她想象这个终结的时候，它不是向上帝的一次转折，而是转向她所说的一位“神圣母亲”的怀抱。在她最后的诗歌中，有一首献给巴巴拉·施瓦茨的，在其中她把死亡想象成一次进入大海的散步：“我希望进入她像一个梦，/沉入我从未拥有的/伟大母亲的怀抱。”

1974年2月21日出版的《死亡日记》被安妮·塞克斯顿戏称为她的遗作。这本书的出版引来了众多个人出场的邀请，当年安妮出行的地方有马里兰、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三次）、纽约、康涅狄格、德克萨斯和缅因，并且在波士顿周边地区作了大量的朗诵。她最成功的一次朗诵是3月7日在哈佛文学俱乐部的那次，她的开场白显得含混而沉重，她说：“我愿意把这次朗诵献给一个无名的妇女。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种类的爱——女人对男人，母亲对孩子，女人对女人，男人对男人，上帝对我们……”这些话仿佛是公开表示对女儿琳达先前拒绝去医院看望塞克斯顿的原谅之情。但是奇怪的是，相信这些话时针对自己的人不仅限于琳达一人，在安妮死后，巴巴拉·施瓦茨听到很多朋友对她说，“你记得安妮在桑德斯剧院的朗诵吗？那是献给我的……”

安妮·塞克斯顿于1974年十月四日，星期五，结束了她的生命。自杀的日子和方式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十月三日，星期四，她在GOUCHER 学院成功地举行了报酬颇丰的一次诗歌朗读，在波士顿大学按时上完了她的诗歌讲习班的课程。意外的是，全班学生都来机场接机。车子驶进波士顿的一路上，塞克斯顿都在讲述她如何应付她朗诵时穿的红色长裙的纽扣，它们仿佛随时会从上到下地裂开。她的话让学生们乐不可支。

第二天早晨，路易斯·科南来与她一起吃早餐，当塞克斯顿呷咖啡的时候，她时时中断话头，注视着在窗边喂食器里吃食的山雀，它们总是能让她愉快。十点她去坎布里奇，赴她和巴巴拉·施瓦茨例行的约会。她和路易斯温柔地告别。

在她的皮夹里她放了新诗《绿房间》的抄本，是写给施瓦茨的。十月四日是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她们九个月前的今天第一次约会。塞克斯顿感激母亲般的施瓦茨在那九个月中毫不吝啬的给与她的一切：“女士，海的女士/在你的子宫中我的心跳动如一个瘾君子。”那个早晨塞克斯顿如此沉静，以至施瓦茨没有直觉到那就是告别，但在她走后，施瓦茨发现了她的香烟和打火机塞在她办公室的菊花后面，她开始有所领会。这个姿态似乎大有深意，因为安妮没有了香烟就不能思考。

塞克斯顿与玛克辛·库明约好中午一起吃饭；她们要修改计划1975年3月出版的《朝向上帝的可怕航行》的校样。她给库明看了《绿房间》。“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傻呵呵、快活的午餐，我记得自己曾经想，她的状态显得多么好啊，”库明回忆道。一点三十分，她们修改完了校样。库明那天下午要去取护照，她不久要和丈夫一起去欧洲、以色列和伊朗做长途旅行。她知道安妮害怕她离开，她的出发日期是在安妮的生日之前，每当生日的时候安妮总是需要支持。“是的，她非常需要，”库明后来说。“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被她操纵了。我猜我是太爱她了，以至不会有任何被操纵的感觉。有些时候我感觉到她的需要带给我的压力，但是你知道，安妮的付出和她的索取是一样多的。她极其慷慨，付出，可爱。当她准备自杀的时候，她一直保守着这个深沉黑暗的秘密。”库明陪她走到她的车前，看着她开走。塞克斯顿摇下车窗，喊了几句什么，但是库明没有怎么听清楚。一个最为深思熟虑的告别。

穿过美丽的小阳春天气，安妮驱车回家，树木已经呈现出她常常形容的酸味水果硬糖的颜色。宽敞通风的厨房里一派宁静，她又倒了一杯伏特加，一边打电话定晚上的约会，改变会面时间。此外她似乎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写下任何的字条。

她退下手上的戒指，把它们丢在自己的大钱包里，从衣柜里取出母亲的旧毛皮大衣。尽管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空气里依然有一种寒意。磨损的绸衬里一定很快地让她的身体暖和起来；死亡将像是一次拥抱，像是在熟悉的怀抱里沉入睡眠。安妮曾经对人说，每次穿上母亲的这件皮毛衣服，她都感觉自己和母亲一样，只是母亲的身材很小，而她却很高大。手里端着新倒的伏特加，塞克斯顿走进车库，把门在身后关上。她爬进她的红色老美洲狮的驾驶座，车是1967年买的，那一年她开始当大学老师。她将车发动，并打开了无线电。

1961年，她曾对心理医生说，“你瞧，我凭借写诗照看了那‘活的’部分。”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南京正笼罩在连绵的秋雨之中，仿佛整个江南都在一滴雨中沉没了。那古人所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即便躲在历史的黄卷中也难逃这烟雨蒙蒙的笼罩。看不到楼台，只有灰色沉闷的高楼，无声的梧桐树周围隐约的黄色灯影。这样的雨让你醒来，却仿佛事醒在另一场梦中。屋子里冷得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我缩在卧室里，关上门，灯在中午就打开了，我也穿上了冬天的衣服。几乎一整天我都把自己裹在两层的棉被中，昏沉沉地，似乎晨昏是一把卷起来的皮尺，连在了一起。傍晚起来，试图弄清楚安妮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清楚了吗？没有。

安妮曾在回答一份调查中说，感觉自己只能做婊子，让男人感受自己强大的性能量。黑塞在很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如果做不成诗人就什么都不是。诗人和婊子，看似多么遥远。诗歌，使安妮从一个不能胜任任何社会自我的人成为一个出色的大学教师和著名的明星般的诗人，却终究没有改变命运的指向。我们无法置身于安妮所感受的世界中，我们无法理解她，因为我们和她，根本是在不同的寂静之中。

寒冷还在继续加深。时间催迫着所有的生命。要不了多久，仿佛同时接到命令的士兵，树叶将在一夜间奔赴大地的坟场，万物光秃秃明晃晃地进入几何学的寒冬。

我想起安妮自杀那年的3月7日朗诵会的招贴，身材高挑美如模特的安妮坐在那里，双腿以瑜伽姿势柔软地交叉着，白色的鞋子，黑白花的连衣长裙，微笑着张开双手。招贴上的文字是：Hurry up please/it’s time

本世纪50年代的美国诗坛，受T·S·爱略特学院派诗风及“非个人化”原则的新批评理论影响日甚。其间，以金斯堡为首的“垮掉派”诗人们率先在旧金山另起炉灶，举旗称派。那时，“自白派”的始作俑者罗伯特·洛威尔已经感到他耗尽所受教育所能写出的东西已近途穷，经过痛苦反思与周折，他毅然转向与美国诗歌传统相反的方向——将文化的矛盾转入个人的矛盾，面对“疯狂的王国”，坦白倾诉个性的丧失。“诗行不再是套着典故的俗套，参注处多得笨重不堪，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和发现，其节奏在于每一特殊经验或情感的内在表达……”（丹尼尔·霍夫曼：《诗歌：现代主义之后》）。

她写道：她是“一个迷幻的女巫”，“出没在漆黑的天空”，“梦想着罪恶”。她还说：她的本质是“一个喜欢完全不是女人的女人”，“一个喜欢被人误解的女人”，“一个不羞于死的女人”。

这位犀利坦率的诗人甚至连自己虚构的东西也供认不讳。在许多场合的谈话中，她坚持认为，诗歌中有多少虚构，就有多少自白——即使是最严酷的事实也需要由诗人的想象力和艺术手段去加工处理。她在《对贪婪的仁慈》一诗中写道：“我生来就和罪恶打交道 / 生来就在忏悔罪过”。在诗人看来，对违拗常情事物的追索，必定包含着对美好乃至令人崇敬事物的追求。对诗人来说，这二者的结合是绝对的，正象冒赌牌的危险一样。

塞克斯顿还是当代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一个妇女要写诗并想成为诗人而不为社会所欢迎的时候，她却公开而坦然地写诗，并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调侃的语调强烈表达妇女的时下处境、极度精神压抑和情感痛苦。她认为，使妇女受害的原因是“误解”，而“根本不是妇女本身”。象美国文学中第一个获得解放的海斯特·普拉妮一样，塞克斯顿也深知，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能使他们得到极度崇拜。她确信，她会成为最后一个幸存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就是通过描写过去的痛苦来“赞美我这种女人”。

虽然塞克斯顿以一个斗士的姿态面对社会和命运，但人性的矛盾和社会的残酷使她与普拉斯一样带着那种神圣的痛苦与辉煌的绝望陷入冷酷的精神紧张状态而不能自拔。她努力追溯感情急剧转变的、近似自言自语的风格，与个人的梦魇反复格杀，终至精疲力竭。

“寂静的小镇只有夜的黑锅煮沸了的十一颗星。/ 哦，闪光的星夜！/ 我愿这样死去”。

尽管诗名誉满美国，46岁的安妮·塞克斯顿还是以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间是1974年10月4日。

不过诗人清楚地知道，不论她的诗看上去可能会是多么痛苦，却都是对生活的肯定与生活的庆典——这就是诗的全部。

自白派四个代表诗人中有三个以自杀了结，这种集体悲剧不只是个人的灾难，他（她）们的命运反映出诗人所处时代的特殊感情气候。诗人们敢于面对人性的浑浊，敢于与传统势力和不义社会抗衡的精神，正是生命分裂之后而艺术不朽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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