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西行散记

苏州石刻天文图 黄裳绘制 王致远书

《周易》西行散记

一部《周易》，在东方与西方，皇帝、文人和传教士，西方科学与东方智慧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这本是《周易》西行中的趣闻轶事，却给中国这部深邃而奇特的哲学著作平增了奇趣。在“一带一路”的历史性的战略构想宏图面前，谈谈这些掌故，或可为读者打开一些历史视野。

一、康熙大帝指导白晋研《易》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是法国传教士，1685年奉法王派遣动身来华，1687年抵宁波，次年奉诏进京，与张诚（法国耶稣会士）同为康熙侍讲，每日进宫讲授天算两次，上午、晚上各两小时。白晋通晓汉、满文字，是康熙朝传教士中唯一被康熙视为“稍知中国书义”的西洋人。他来华初期即开始学《易》，并在康熙帝的直接指导和敦促下进行。康熙曾问：“白晋所释《易经》如何了？钦此！”王道化回奏：“今现在解《算法统宗》之攒九图、聚六图等因具奏。”上谕：“朕这几月不曾讲《易经》，无有闲着……白晋释《易经》，必将诸书俱 看，方可以考验；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出己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即如邵康节乃深明《易》理者，其所言占验，乃门人所记，非康节本旨；若不即其数之精微以考查，则无所倚，何以为凭据？尔可对白晋说：‘必将古书细心较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所释之书，何时能完，必当完了才是。钦此！’”可见康熙指导之细微，以防止只取所需的实用主义偏向。“有旨问臣白晋：‘你的《易经》如何？’臣叩首谨奏：‘臣先所备稿，粗疏浅陋，冒渎皇上御览，蒙圣心弘仁宽容，臣感激无极。臣固日久专于《易经》之数，管见若得其头绪，尽列之于数 图，若止臣一人，愚见如此，未敢轻信。傅圣泽虽与臣所见概同，然非我皇上天纵聪明，惟一实握大《易》正学之权，亲加考证，臣所得《易》数之头绪，不散当以为是。皇上若不弃鄙陋，教训引导，宽假日期，则臣等二人，同专心预备，敬呈御览。’”康熙指导研《易》长达五六年，白晋等在研《易》上，也是克尽心力，且诚惶诚恐。（以上引文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1054—105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的教导和督促，对白晋向西方传播《周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传入西方的《易经》更能准确地反映和代表当时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减少传教士的个人观点掺杂其中。在康熙的一再关心督促下，白晋等终于撰成《易学总旨》“进呈御览”，并将其研究心得奏 陈。心得有二：一、对《易》正学之权，亲加考证，得《易》数之头 绪；二、《易经》之内意与天教大有相同。

康熙亲自给白晋讲《易》，今天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脍炙人口的佳话。

二、二进制、《周易》、莱布尼茨

1693年，白晋曾奉康熙之命回国。1697年他在巴黎作了一次演讲， 把《易经》视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合理、完美的哲学。在巴黎期间，他会见了莱布尼茨，并阅读了莱氏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事》， 对其序文极表敬慕。同年10月18日，他和莱氏第一次通信，并将所撰之《康熙评论》赠送给他。莱氏回信表示希望就有关中国方面的情况多多通信，他想研究中国的文字、文学、数学等，并设想用数或代数去证明抽象的必然真理，还称这对讲解基督教教理，会有不可思议的作用。

莱氏想在中国文字里寻求哲学符号，给白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启发他往《易经》象数方面做研究。以后他们有许多通信论《易》。最重要的一封信是1701年11月4日写的。该信使莱布尼茨发现了《易经》的二进制原理。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白晋认为，《易》卦的配列与莱氏送给他的六十四约为三十二的数表是相符的，提出把《易》的原理应用到数或代数的证明中去，并送给莱氏《易》六十四卦圆图。

他们的不同在于，白晋仅把图中阴阳两爻以及由阴阳叠成六爻而成的六十四卦表示为宇宙万有的现象。而莱氏却对其中卦的数学配列序加以仔细研究，发现与他在1679年发明的二进制算术吻合无间。

莱氏凭借其天才的灵光闪现，用0和1单纯两个数来表示一切数，而《易》以阴阳两符表示天地万物，则是伟大的创设。东西两大智慧的结晶，借着数学的直觉而相互接触、认识、理解，以至于互相携手，从而拉近了东西两大文明之间的距离。莱布尼茨的二元算术和《易经》的交接契合，在某种意义上说，象征了东西方文明在接触、认知的基础上， 相互紧握的两只手掌。

三、王韬佐译《周易》

清末改良政治家王韬，是中国最早提倡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先进分子之一。秀才出身的王韬，曾在上海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工作，主要是将传教士们所译之书中“拘文牵义”“拮曲鄙俚”的文句加以“疏通”、润色和编辑，同时还参与翻译撰著了一系列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 其中著名的被编为《弢园西学辑存六种》。他曾上书献策进攻太平军， 后又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被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乍到他乡陌 土，举目无亲，经老友引见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

当时，理氏已经完成他计划中译“四书五经”中的“四书”，并于1861 年在香港出版。王韬与理氏早在上海时已经通过麦都思介绍认识。王对理氏之学问文章和孜孜于翻译中国名著的精神颇钦敬，理氏对王韬在沪佐助麦都思汉译《圣经·新约全书》十分赞赏，故热情邀请王韬与之合作。理氏安置王韬入住书院，视为国士名流，优礼有加。王韬对于译书工作，已有多年经验，他的中文译文文采华美，词意通达，古文、散 文、四六骈体文皆“运合于胸、熟达于笔”。他对“六经”有深入研究，常为理氏解释经意，对比中西文化的异同。佐译《周易》前，王韬又专门对《易经》做了深入研究，广辑博集，收历代各家之说，融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周易注释》。1873年理氏返英，此时《周易》尚未译 成。不久理氏邀王韬“往游泰西，佐辑群书”。

对王韬的佐译之功，理氏颇多感慨。他说：“抑译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矣。彼于1862年岁暮抵港，于吾精心所集巨量藏书，特加赞赏，不时利用，并以满怀热忱，进行工作，随处为余解释或论辩，彼不特助余工作，且于工作辛苦之际，并为余带来乐趣也。”

谋求中国学者的合作，共建东西文化的交流业绩，是十九世纪国外中国学的特色。要熟知中国文化，需要亲炙亲脍的体验，而要做到对中国文化的真知，光亲身体验似仍不够，非要有在中国文化的浸染中长成的中国学者的配合，理雅各与王韬的合作具有典型性。

四、《周易》西行中的重要译本

《周易》最初传入西方，是作为附录附于《西文四书直解》一书之后的六十四卦及其卦意。此书系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等四人奉路易十四敕令编成，《西文四书直解》出版后对西方影响深广，西方开始注意中国，热心研究中国。

第一部完整的《周易》译本，由法国传教士雷孝思用拉丁文译成， 书名为《中国最古的书》。法国著名中国学家雷慕沙评论说：“雷孝思神甫利用冯秉正神甫之译文并用满文译本对照，参以汤尚贤神甫之解 释，由是其义较明。”1713年白晋寄回德国的《易经》拉丁文译稿，当系此份译本的副本。此书直到译者去世后100年才于1834—1839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和蒂宾根两地出版。该书为西方全面认识和研究《周易》提供了原始资料，并为以后其他欧洲语种的《周易》翻译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周易》的第一个英译本由英圣公会传教士麦格基译出，1876年在伦敦出版。该译文随意性较大。首部权威的译本是理雅各翻译的，1882 年在牛津出版。理雅各系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40年抵马六甲，任当地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该学院迁香港，理氏在港居住达30年。将十三经中的九经译成英文，这是至今为止英语国家任何人以个人之力完成的译著所无法比拟的。《易经》是理氏回国后译成。其译文主要依据宋代理学家的易注，并将经传分立，强调这是正确理解《周易》的前提。其译文特点是冗长、呆板、如实。此译本是西方理想的译本之一，至今仍是西方学者研究《周易》的必读书。

二十世纪，西方研究《周易》的权威首推卫礼贤、卫德明父子。卫理贤在青岛传教20余年，1922年调任德国使馆顾问，并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周易》的翻译在劳乃宣帮助下费时10年始成，是他移译的中国经典中最得意的作品。其德文译文简洁流畅，且较真实可靠。该译本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贝恩斯转译成英文，此译本在西方流传甚广，通称卫/贝译本。

这之后，《周易》新译本不断出现，而能超过理雅各、卫礼贤的几无。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由于西方《易》学主要是将《周 易》视为东方神秘主义的象征，翻译介绍之目的主要是用于占卜，因此在译介方面难有超越前人的好作品。《易》学研究相对处于停滞状态。

《周易》奇特、深邃、丰富，西方学者对它的研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学识、兴趣出发，觅取自己所需的东西。宗教家看到的是完整的宗教体系，迷信家看到的是占筮吉凶的奇书，哲学家看到的是丰富完美的哲理，科学家看到了数学、天文、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原理。《周易》西行，制造了不尽的故事，它激起的智慧火花带来的创新和发现，使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呈现出丰富的色彩。

刊《书与人》1994年第4期 署名山青

《南方日报》201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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