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不辨东西 ▏第十三章 不分南北《禅的行囊》

湖北 当阳市 玉泉寺

第十二章 不辨东西 ▏第十三章 不分南北《禅的行囊》

第十二章 不辨东西

斋板响了，我躺在床上没动。为了节约时间，旅行中我一般不吃早饭， 顶多在床上喝杯咖啡了事。但是，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比丘尼隔着门告诉我：“您的早饭准备好了。”如果她说的是“早饭准备好了”，我大可婉言谢绝，但她明确指出那是“我的”早饭，我只能乖乖下了床，穿戴整齐，回到昨晚吃饭的餐厅。

“我的”早饭已在桌上恭候：一大碗小米粥，一盘红辣椒炒芥菜，还有一个大白馒头。我根本没做好如此大吃一顿的思想准备，可是昨晚那位笑容可掬的厨师又开始不断地鼓励我多吃，所以我只好把它们全都消灭掉了。打着饱嗝回到房间，困意又上来了——要不怎么说旅行中不宜吃早饭呢——于是躺回床上，再睡了一小觉。当然了，吃完早饭还能再睡一觉，这也是一种福分，一种上班族们难以享受到的福分。

睡罢“晨觉”，已是九点来钟。我下了床，收拾好行囊，去客堂向比丘尼们告辞。妙为听说我要走，立刻给印空方丈打了个电话。几分钟以后，老法师出现了。她让我再多待几天。我看得出她不是客气，但我也还有任务在身。我说，我真的该走了，但以后还会再来的，我很有兴趣拜访她正在末山兴建的禅修中心。于是她说也好，那就尽快再来吧。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趁着咱们都还没死。”然后，她提议我们去寺院里的观音像前面合影留念。这种建议从来都是由客人提出的，但印空方丈是个主动的人，大概每个来访者都曾向她提过这个建议。她拽着我的胳膊一起走出了院子，拾级而下，向大雄宝殿走去。

我们边走边聊。我发现，金山寺周围茂密的山林似乎保护得很好，便问方丈附近是否有野兽出没。印空回答说，她1985年回到这里的时候，山里还有老虎，还是最原始的虎种华南虎，其他的虎亚种都由它进化而来。华南虎的体形较小，但比狼大，也比狼更危险。印空说，现在老虎已经没了，但山里还有野猪，而且它们比老虎更危险，因为野猪掠食时通常集体出动。

我又问她附近为什么没有农民开垦耕地。她说这是政府的功劳，是为了让金山寺保持幽静的环境。印空与当地政府协商，最终政府同意在寺院的周围留出一大片受保护的山地。可以想象，印空法师在和官员们打交道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对她说个“不”字。她也是有任务在身的人。

我们终于走到大雄宝殿前面，侍者接过我的相机，为我们拍了合影。我又为印空单独拍了一张。赶巧有辆寺院的卡车正要下山，我钻进驾驶室坐下，卡车打着了火，向山下开去。车窗外，印空站在路边不停地挥着手，直到我们消失在视线之外。

卡车把我在国道边放下，然后继续向抚州开去。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到杂货店里去跟牛仔服姑娘告个别，最后决定还是算了，去告别估计又要被留下吃饭。

我站在路边拦车。过路的长途车虽然不少，但今天是周末，每辆车都装得满满的。它们呼啸而过，看都不看我一眼。终于有辆车停下了。它艰难地开启了车门，里面的人并不比其他车少，但我哪有心情挑剔，赶紧挤上车，做好了当沙丁鱼罐头的准备。没想到车刚一开动，售票员就转过头去，让一个年轻姑娘给我让座。那姑娘居然也就同意了。我惊讶不已，赶紧推辞，但老实说，推辞得并不坚决。推辞不掉之后，我一边往座位上挤，一边寻思给我让座的原因：因为我是外国人？还是因为我的灰白头发和大胡子？中国人素有敬老的美德，这传统尤其在乡间依然保持得不错。我正琢磨着，那姑娘突然喊司机停车。原来她到站了。也就是说，售票员知道她快到了，所以让她提前把座位腾出来。我立刻感觉好多了，同时也感觉年轻多了。

继续开了没多久，车子抛锚了。但我毫不在乎，反正我有座位。奇怪的是，车上的其他人看上去也毫不在乎。至少有一半人掏出了手机，趁此机会打电话给亲朋好友海聊起来。这么多人同时煲电话粥，感觉就像几十个人一起挤进了公用电话亭。与此同时，司机掀开发动机罩，研究了一会儿，发现是油管出了问题——很可能是这款车的设计缺陷，因为司机对此早有准备，他从座位后面掏出一把金属管，比画了一番，挑出一根长度最合适的，然后弯下腰去，换掉了发动机上那根出问题的油管。换好之后点火发动，汽油立刻喷得到处都是，但司机看起来很冷静，他再度弯下腰，紧了紧油管和发动机的连接螺母，然后盖上发动机罩，继续上路了。

在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公路都是收费的。我走过不计其数的收费公 路。但这一次，我们的司机玩了点我没见过的花样。在距离收费站大约一百米的地方，他停下车，让所有坐在过道小板凳上的乘客下车，然后大摇大摆开过收费站，在站口的另一侧等着那些板凳乘客走过来，重新上车。显然，这里的收费站对乘客的人数是有限制的。

尽管经历了抛锚和收费站的小插曲，回到南昌也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长途车停在南昌火车站外，我下了车，打车赶往长途汽车站，然后买了张去武汉的车票。十五分钟以后，我又上路了。

许多人大概还不太适应高速公路带来的乘车体验。司机刚开上高速路， 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女士就开始呕吐。这种情况显然时有发生，所以每个座位上都预备了呕吐袋。我们向北开了两个小时，再次经过了依然被云雾笼罩着的庐山，车载电视也像凑热闹一样又放了一遍《古墓丽影》。我们再一次驶过九江长江大桥，然后在黄梅附近拐上西向的武黄高速。一切就像电影回放：几分钟之后，黄梅服务区到了，司机把车开进服务区停车休息。几天以前，我曾在服务区外面的高速公路边徒手翻墙，而且差点把自己撕成两半。今天故地重游，我安静地站在服务区的停车场上，等着重新回到车上。一队大雁从天空中掠过，施施然向北飞去。夏天快要来了。

四个钟头以后，武汉快到了——严格说来，武汉是一个你只能“快到了”，但永远到不了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是三座城市：长江南岸的武昌，以及地处江北并隔着汉水对峙的汉口和汉阳。我们先开到武昌，下了一些人，然后从长江二桥过江，在汉口放下另一批乘客。我在汉口的天安假日酒店附近下了车，开始寻找今晚的落脚之处。

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帮忙找个三星标准的住处。他带我去的第一家店索价二百三十块，但是卫生间里没有浴缸；第二家的房间倒是中规中矩，但住一晚要三百五十块，性价比太低；第三家看起来很不正经。

于是我们回到第二家（这家的名字叫循礼门饭店），开始讨价还价。饭店的前台解释说，今天是周末，周末的价格自然要比平时高些。不过， 最终他们还是同意给我一间豪华标间，房价则降到了二百七十块。这无疑是个令人满意的价格，为了表示感谢，我把早餐券还给了前台。

在房间稍歇了片刻，我下楼走进武汉的万家灯火之中，并立刻被晃得睁不开眼。上一次看见这么多灯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赶紧躲进附近的一条窄巷，找了家小馆子，吃了碗地道的炒面。饱餐之后，我失去了继续探索武汉夜生活的勇气和兴趣，于是踱回酒店，踏踏实实地泡了个澡，并洗干净所有的衣服，然后早早上了床。入睡之前，我在日记本上草草记了几笔，其中一些句子如今读来颇为费解，比如这句：“河流， 语言，以及佛法之存在，先决条件是世界的失衡。”我写道，“没有高下之分，就不可能产生运动，没有运动，就不可能产生道。”那天大概是累糊涂了。还有一句：“长途车上要是再放《古墓丽影》，我也要吐了。”

第二天早晨，把我吵醒的不再是比丘尼的敲门声，而是酒店服务员在走廊里吸尘的声音——毫无疑问，我再次回到了红尘世界。翻身下床，我冲了杯咖啡，然后查看了一下日程表，突然意识到自己走得太快了，居然比计划的行程足足提前了五天。于是，我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

我下楼去了大堂，跟前台小姐说要再住一天，然后向她打听最近的火车售票处在哪儿，她说解放路上就有一家。售票处并不难找，而且居然没什么人。花了不到两分钟时间，我就买好了第二天一早去当阳的硬座车票，还有一张三天以后去韶关的软卧车票。按照过去的经验，要想搞到软卧车票你必须得有通天的本领，可谁知道今天不费吹灰之力就已得手，这让我激动得都快找不着北了。我一头扎进售票处旁边的烟酒店，买了瓶“原汁山葡萄酒”以资庆祝。然而事实证明，头脑一发热，就要犯错误。当晚泡在浴缸里的时候，我不幸发现，这瓶所谓的山葡萄酒寡淡如水，酒精度还不到百分之五。酒瓶的标签上介绍说，这种酒以长白山区的野生山葡萄为原料，并调入长白山野蜂蜜发酵酿制而成。长白山——我突然想起，顿成好像说过，那儿也有禅宗的比丘尼道场。

最新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国人酿造葡萄酒的历史可能早于其他所有已知的古代文明。在河南省舞阳县的贾湖遗址，考古学家从一些九千多年前的陶器残片上发现了发酵过的葡萄残留物，化验结果显示，这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祖先所酿制的葡萄酒。在同一遗址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乐器，一批制作工艺颇为精湛的七孔骨笛——音乐、美酒，再加上刚刚驯化成功的猪，贾湖人民的生活简直比蜜甜。

奇怪的是，新石器时代之后，葡萄酒就从中国人的食谱中消失了，一直到了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才经由丝绸之路从中亚重新传入。即便如此，它也没能在中国再度流行起来。此后的中国人似乎更偏爱那些用谷物酿造的烈性酒。贾湖人的伟大发明就这样被他们的后人像敝屣一样抛弃了。

我把山葡萄酒拿回酒店房间，然后开始琢磨怎么打发这一天时间。我没有在旅行计划里给自己安排假期，这可能是个疏忽，以后要吸取教训。但这事的确难以提前计划，只能妙手偶得，绝不可刻意强求。比如在九江那天，我随便给自己放假就被证明是个严重的错误，结果瞎折腾了一天，非常失败。所以，这次我决定小心谨慎，一切从简，绝不冒任何无谓的风险。我甚至选了一处以前去过的地方，那地方跟禅八竿子都打不着，它位于汉水对岸的汉阳，在一座小公园里的小山包上，名字叫做“古琴台”。

小公园离循礼门饭店很近，打车去只要五分钟。在公园门口买好门票， 我朝小山包走去。起风了，那些在枝头坚持了一个冬天的枯树叶终于纷纷飘落，为日益浓厚的新绿腾出地方。落叶在我身旁盘旋飞舞着，阳光缤纷起来。

小山包上坐落着古琴台纪念馆。纪念馆的看门人在门口支了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张古琴。花上两块钱，你就可以坐在桌前拍一张抚琴的照片。我交了钱，在古琴前坐下，看门人手把手地教我摆好姿势和手指的位置，并告诉我，我现在弹的是《高山》。此言一出，我便觉得今天过得很有意义了。

《高山》出自两千三百年前的古人俞伯牙。据说，伯牙当年就是在这座小山包上首次弹奏《高山》的。从此地向东遥望，是汉水汇入长江的江口，只要天气合适，伯牙常在此操琴。尽管琴艺出众，但他并不喜欢当众演奏，因为他认为没有人真正理解他的音乐。

这一天，一名上山砍柴的樵夫路过琴台，正逢伯牙操琴，于是站在一旁静听。一曲终了，樵夫叹道：这么美妙的音乐，我以前从未听到过。伯牙闻言颇感意外，他没想到一个砍柴人居然能够欣赏他的艺术。他决定考一考樵夫，于是演奏了自己谱曲的《高山》，然后问樵夫有何感想。樵夫回答说，他仿佛听到了泰山巍峨耸立的群峰。伯牙几乎惊呆了，于是重新调弦，又弹一曲，这回是他的另一首作品《流水》。曲终再问，樵夫说他听到了长江浩荡奔流的江水。这下伯牙惊喜得无以复加，因为他终于找到了懂得欣赏自己的人。这名樵夫的名字叫钟子期，伯牙子期从此成了至交好友，而“知音”也从此成了中国人对挚友的最高级称谓。

故事还没讲完。由于名声在外，伯牙被邀至北方的晋国出任大夫。几年过去，他乡情日切，并深深思念自己的知音，于是辞官致仕，回到汉阳。不料归来之际，却惊闻钟子期已经去世的噩耗。丧乱之余，伯牙来到子期坟前拜祭，回想起友人生前种种，愈加悲从中来，难以自抑，竟在坟前摔破心爱的乐器，发誓终生不再操琴。子期已逝，这世上再无知音。

这已经是我第四或第五次造访古琴台了，但我从未去过钟子期的墓地。我曾动过念头，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在哪儿。曾经有一张旧地图上，在边缘处标着个小箭头，下面写着钟子期墓的名字，可箭头的方向却指向地图之外。上次来时，小公园门口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子期的墓已经不在了，五年前，那里盖起了一片住宅楼。我来晚了，她说。

汉阳龟山，古琴台上奏《高山》

拍好照片，我跟着看门人往纪念馆里面走。在大厅的两头，各有一排柜台。一边出售饮料和各种书籍，另一边摆着各种样式的古琴。看门人把我介绍给古琴柜台后面的那位。他姓吴，是纪念馆的前任看门人，现已退休。从老吴的嘴里，我听到了俞伯牙、钟子期故事的“权威”版本。

首先，两人的真实名姓应该是伯牙和钟期。明朝小说家冯梦龙在他的作品《警世通言》里自作主张，为伯牙加了个姓，给钟期添了个敬称“子”。另外，钟期遇见伯牙的那天，也许的确在山上砍了点柴，但更重要的是，他出身于音乐世家，祖上三代都是宫廷乐师，钟期本人也是一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老吴甚至拿他和贝多芬相提并论。总之，他的专业绝不是砍柴。最后，老吴证实说，伯牙和钟期二人的确是在古琴台所在的这个小山头上相遇的，时间为公元前278年。

老吴的信息许多来自新发现的地方史志。他将一本新出版的当地文史资料汇编拿给我看，那书又厚又重，买下来带走是不现实的。我翻到相关的文献略读一过，然后抄了些在日记本上。除了研究文史，老吴现在的主要营生，或者说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在这儿售卖古琴。他卖的都是历代名琴的仿制品，每张琴各有名字，比如“号钟”、“绕梁”、“绿绮”、“焦尾”等等。名字背后当然还各有了不起的来历，比如，焦尾琴取材于一段烧了一半的优质梧桐木，东汉时期的著名文人蔡邕将它从火里抢了出来，制成这张名琴。据老吴说，他仿制的焦尾琴也不简单，木料是从古建筑上拆下来的。他卖的每张琴，原料都是至少有两千年历史的老木材。这些仿制品每件标价四千六百块人民币。要是我真的会弹《高山》，而不只是摆个造型糊弄人，听完老吴滔滔不绝的介绍说不准还真会掏出钱包买他一件。

谈话之间，我提到自己曾经想去拜访钟期的墓地，可惜来晚了。老吴一脸茫然地问我什么意思。于是我告诉他，上次来时有人告诉我墓地已经被毁。老吴说哪有此事，墓地一直都在，他甚至表示第二天可以陪我一起去。我说第二天我就得离开武汉了，于是他立刻在纸上写下墓地的地址，让我交给出租车司机。我连连称谢，然后飞一般地离开了古琴台。

为保险起见，我在公园门口顺手买了张武汉市地图。没承想，连卖地图的妇女也知道钟期墓。她不光知道，还亲自去过，而且碰到了前来扫墓的钟期后人。据她说，他们每年都会从各地赶到武汉扫墓。想想看，一个活在两千三百年前的人到今天还被他的子孙惦记着。这也就是在中国。我多希望自己也有这么一位国士无双的老祖先啊。

路边正好停着一辆出租车。我上了车，把老吴写的纸条递给司机。不幸的是，司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埋头看了半天地图也毫无头绪。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给公司的调度求助。几分钟后，调度终于回电， 为司机指明了方向。我们上路了。沿着国道向西开了三十分钟，出租车在一座马鞍形的小山岗前折而向南，开进一条不太长的过山隧道，不一会儿，便从山冈的南面钻了出来。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向一位当地的农民问路。农民指了指不远处一条朝东的土路。又开了两百米，前方出现了一座凉亭。

司机把车停在土路的尽头，我下了车，沿着小径穿过一片怒放的桃花、一方水塘和一条溪流，来到凉亭跟前。亭子里有一块当地政府树立的石碑，刻于1983年，碑文的内容与老吴在琴台讲的故事大致不差。碑亭后面就是钟期的墓冢，冢上的荒草疯长了一年，已经快要把墓冢埋没了， 好在墓碑上镌刻的墓主名姓还清晰可辨。再过十天就是清明节，中国人传统的扫墓日，钟期的后人想必也会在那时赶来，将荒草清理干净的。

踏破铁鞋，终于来到钟期墓前。我躬身向这位古人致敬，向他和伯牙的友谊致敬，也向二人在心灵之间传递的领悟致敬。如此说来，这一天假期也并非与禅全无关系。礼毕，我回到凉亭，倚在栏杆上静听溪水流过和山风吹动的声音。正出神时，远处走来一名男子和一个小男孩。他们走到墓冢前，大人给孩子示范如何拱手，如何向墓冢鞠躬致敬。两人先后向钟期三鞠躬，然后又向来时路走去，重新消失在远方。我也准备离开了。

楚隐贤钟子期之墓

穿过桃园时，一只野雉受了惊吓，扑棱着翅膀向山上飞去。出租车前， 司机正跟一名农夫聊天。农夫说，如果从马鞍形的山冈上看，钟期墓周围由溪水勾勒出的地形就像一只凤凰的脑袋。他还说，山脚下从前有过一座寺庙，名叫崇兴寺，1968年时被捣毁了。寺院里的和尚再也没有回来。他小的时候常常在寺院的废墟上玩耍，他还记得自己曾经一次次地敲响寺院里的大钟，专为听那钟声由强渐弱最后归于寂静。

上了出租车，我们掉头往回开。司机变得很兴奋，找到了武汉名人钟期的墓地，这对他来说也是重要的收获，他迫不及待要把这消息告诉家人。他说，下个礼拜天他就带上老婆孩子一起来看。接着，他又建议我们走另一条路返回市区，以便我更好地领略武汉风光。他驾车穿过一片新开辟的工业区，然后是一大片名叫“东方夏威夷国际花园”的新建住宅小区。我努力作出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

半小时以后，司机把我送回酒店门口。车费一百四十块人民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错的买卖，而我也觉得相当合算。我点出钞票，他半推半就一番之后收下了。转身上了酒店的台阶，我赫然发现一名外国人。这是自洛阳之后我遇到的第一个外国人，他西服革履，正站在门口抽烟，高卢牌香烟熟悉的味道在空气里飘散。我点头打了个招呼，他避之不及似的赶紧把头转向一边。想想也是，我穿得像个砍柴的，人家不定得多难堪呢。

我的后腰又开始疼了，好在武汉不缺盲人按摩。前台的服务员建议我去解放路找找看，我去了解放路，却只找到一家按摩院，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那种。前台服务员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继续穿街过巷，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在台北路上看到一家“中西医结合门诊部”的招牌。天色已晚，门诊部似乎已经关门了。我试探着推了下门，居然开着，于是冲里面喊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从门帘后面冒了出来，他叫张健民，是这家诊所的主人。

我问他是否提供按摩服务，张健民说，他有比按摩更好的手段。按摩只能治标，他的手段则能治本。进了诊所坐下，先号脉——这是中医里我最喜欢的部分，它充满着人性的光辉，比冰凉的听诊器强太多了。通过切脉探察人体的气血运行，进而诊断疾病的方法是中医的古老传统，在武汉地区尤为盛行。事实上，切脉的方法最初正是从湖北发展起来的。公元三世纪，居住在荆州的名医王叔和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脉诊法， 掌握了倾听人体的能力。如果把人体的脉搏比做《高山》、《流水》， 王叔和无疑就是钟期。上次来湖北旅行时，我曾花了一天时间专程前往武汉东北五十公里外的麻城，拜谒王叔和的墓地。

张大夫号过脉之后，他的助手又进来给我量了血压（100/80）——果然是“中西医结合”。张大夫说，我的肾有点虚，并且气血淤滞不畅。大概是为了让我对诊疗增强信心，他还拿了一摞刊有其事迹的杂志和报纸给我看。接着就开始治疗了。我上了治疗床，面朝下趴着，先来了一通推罐疗法。火罐吸在背上四处游走，偶尔会因为吸得太紧推不动而让我痛苦不堪。推罐之后是针灸，银针沿着脊柱插了一排。最后，他的助手又给我来了几针肌肉注射。这一手是我没想到的，我甚至没想起来问一句注射的是什么。管他呢，反正也来不及了。估计也无非是些维生素什么的。一个钟头之后，治疗结束，诊金八十六块。结过账，张大夫坚持拉我在诊所门口跟他合了张影。背景上的诊所招牌煞是醒目：普爱中西医结合门诊部。普爱中西，多么崇高的理想，可惜没怎么实现过。

第十三章 不分南北

一觉醒来，腰果然不疼了。遵医嘱，我给张健民挂了个电话报告病情进展。他很满意，我也很满意。谢过大夫，我挂上电话，把冲好的咖啡灌进旅行水壶，然后退房出门，打车去了江对岸的武昌火车站。开往当阳的火车是一列崭新的硬座车，每排四个座位，分列在过道两侧。座位两两相对，中间隔着一张小桌子。这是我向来讨厌的格式，因为桌子下面的空间永远不够宽敞，对坐的四条腿总免不了为了空间的割据磕磕碰碰……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等到列车开动的时候，车厢里居然全坐满了。

聊以自慰的是，我的座位在靠窗的一侧，坐乏了好歹可以歪在车窗上打个盹。坐在我旁边的是个女大学生，在南昌大学学国际贸易。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宜昌的三峡大学看朋友。宜昌是长江三峡大坝所在地，也是这趟列车的终点站，东距武汉三百公里。我要去的当阳则是倒数第二站。车开了，大学生朋友拿出几块小蛋糕与我分享，我推辞不掉，只好接了过来。蛋糕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我拿出旅行水壶，用咖啡把它们冲下肚，女大学生也在一罐酸奶的帮助下解决了它们。

对面坐着一个和女大学生差不多年纪的姑娘，上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可能她的父母特别交代过，独自出门时别跟陌生人说话。我几次看到她欲言又止，把已到嘴边的话生生咽回肚里，然后扭头望向窗外。沉默的姑娘旁边坐着一个看起来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他花了一个钟头，细细读完了一份报纸上关于最近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访美的长篇报道。隔着小桌子，我能毫不费力地看清报纸上的字迹，小伙子看完那篇文章时，我也看了个八九不离十。

我在ICRT制作的最后一期节目就是采访马英九。当时我也跟他聊起， 做完那次采访，我就将辞掉工作去大陆寻访隐士。他闻言大摇其头，说中国大陆连真正的和尚都没剩几个了，更何谈隐士。那是1989年，其时坊间刚传出马英九即将出任台湾“大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的消息。我采访他也是因为这个消息。我本以为，既然他被选中执掌“陆委会”， 对大陆应当颇为了解，但现在看来他大概是上任之后才开始用功的。

看了一会儿报纸，我把注意力转向车窗外的景色。在旅程的第一个小时里，窗外纷至沓来的尽是典型的水乡风光，河汊纵横，池塘密布，除此之外便是连绵不尽的农田。水稻田已经开耕了，水牛在田间辛勤劳作，油菜花和桃花怒放着。所有的画面都是一闪而过。突然之间，远处出现了一个流浪汉，他肩扛铺盖卷，正在田间独自跋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开始在中国旅行的时候，这样的人曾经有很多，有男有女，他们沿着铁路线扒货车四处流浪，但最近这些年已经很少能看见他们了。可能是因为货运列车越来越多地采用集装箱运输，也可能是货场的管理越来越严，谁知道。但偶尔你还是能在乡间看到这样衣衫褴褛的流浪者，惊鸿一瞥，转瞬即逝。

旅程进入第二个小时，大洪山开始出现在北方的地平线上。水乡平原逐渐演变成丘陵山地，稻田和水塘纷纷让位给交错分布的密林和梯田，人烟稠密的乡村也被孤零零的农家代替。

沉默的姑娘在钟祥站沉默地下了车。列车继续前行，跨过汉江，开始转向西南方向。读报的小伙子在荆门站也下了，一直坐在我旁边的女大学生于是过去坐了他的位置。起初我以为她是为了看车窗外的景色，但没过多久便意识到她这么做是为了看我。这让我觉得既奇怪又别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把一只胳膊撑在小桌子上，托着下巴，就这么盯着我看了四十多分钟。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大胆。再和她说话的时候，我就跟心虚似的躲避着她的目光，老是不自觉地向窗外看。

两个小时之前，当我还在吃着她那几块难吃的小蛋糕的时候，她告诉我说下个月学校有一次很重要的英语考试。然而整个旅途中她连一个英文词也没跟我说过。后来，当邻座纷纷下车之后，她又向我倾诉了她对美的热爱：她喜欢旅游，喜欢追求美的事物，而且当她说到这些的时候，还奇怪地压低了声音（尽管这完全没必要，但好像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习惯）。她还说，到了宜昌，她会跟朋友一起去看新建成的三峡大坝，并问我是否愿意一同前往。我婉谢了她的邀请，并告诉她，我在当阳约了几个和尚见面。她对佛教一无所知，但又觉得佛教一定很有意思。她想知道我看起来这么愉快，是否跟佛教有关？我回答说，那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低，而且遇到麻烦时知道绕着走（上学的时候，我最擅长的运动就是闪避球）。终于，在离开武汉四个小时之后，当阳到了。我跟女大学生互道珍重，然后下了车。

下车后第一件事便是查看返回武汉的列车车次。我已经买好了两天后从武汉去韶关的火车票，所以必须及时赶回去。不幸的是，去武汉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而且时间不好。如果后天走，将赶不上去韶关的火车， 而明天走又太早，留给当阳的时间太少。所以，我不得不考虑坐长途车回去。

出了火车站，外面空空如也。没有建筑，没有路牌，除了一片空地之外一无所有。好在空地上还有两三辆等着拉客的黑出租。我走过去，问一个坐在车里的司机愿不愿意跑一趟长途汽车站。他说没问题，八块。我上了车，问他当阳出什么事了。他说当阳没出什么事。这座火车站是新建的，它的周围一无所有是因为政府决定把火车站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这样居民就不会被火车的噪音打扰。我心里油然升起对当地政府的敬意。

当阳市区在火车站以南三公里处。到了长途汽车站，我顺利买到两天后回武汉的车票。去武汉的班车几乎每小时就有一趟，我选了早上9:20的那班，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比较人道。出了车站，黑出租还在，我又请他把我送到玉泉寺去。寺院距市区也就十公里出头，司机开了个离谱的价钱——三十块，但我懒得再纠缠，便上了车。当阳是个小城市，我们不一会儿就出了城，一路行驶在刚开耕的稻田和盛开的油菜花之间，朝着西南方向的玉泉寺驶去。

玉泉寺以山得名，公路一直延伸到玉泉山脚下的山门前。因为寺院正在重修，外来居士只能在寺外的旅社歇宿。在距离山门还有一箭之地的路边，我下了车，朝一家以前来过的家庭旅馆走去。进了门，我发现前台居然站着一名僧人，便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僧人回答说，这家旅馆现在已经归寺院所有了。玉泉寺是整个湖北省名气最大的寺院，但近代以来一直处于衰败的状态。两年前，玉泉寺的前任方丈延请净慧长老接任住持。僧人告诉我，自从净慧到来，玉泉寺就接管了山门外所有私人开办的小买卖。在净慧的主持下，玉泉寺正在逐渐恢复禅宗寺院的格局。僧人还提到，当地政府把寺院周围的一部分山林和农田也划归寺院使用。听罢此言，我对当地政府又平添了一分好感。

这家被寺院接管的旅店包括两幢三层小楼。僧人和我现在待着的这幢楼是给短期访客使用的。隔壁那幢则专为来此长期修行的女居士提供住宿，这会儿那里面住了三十多位。填好住宿登记表，僧人把我领到三楼的一个房间，便离开了。我倒在床上，困意很快袭来，但很快又不幸被窗外的嘈杂惊扰四散。原来，隔壁的女居士们把小楼底层的大厅改造成了一间佛堂，我躺下没多久，午斋后的课诵便开始了，吵醒我的不是女居士的诵经声，而是随之而起的钟鼓声。

我只好从床上爬起来，拿着小半壶路上没喝完的咖啡出了门，来到旅馆门前的晒台上。一位女居士正在那儿晾刚洗好的床单。她告诉我，所有住在隔壁楼里的女居士都自愿在旅馆里帮工。她们轮流值班，担负着旅馆的清洁工作。今天正好轮到她值日，所以她没去参加正在进行的午后课诵。但她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去佛堂课诵、禅堂打坐，还是下厨、打扫旅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所做的每件事都可以是修行。她很感激净慧长老为她们开辟的这块小天地，使她能够有机会实践净慧倡导的“生活禅”。女居士晾好床单便回楼里去了。我在晒台上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咖啡，一边慢慢啜饮，一边翻看刚才从旅馆前台拿来的一本介绍玉泉寺的小册子。

玉泉寺以山得名，而玉泉山之名则得自山下的一眼名泉——珍珠泉。珍珠泉水品质上佳，向为本地茶客称道。第一个来到玉泉山住山修行的僧人，便把他的茅篷建在珍珠泉之畔。如今的玉泉寺也在珍珠泉涌出的溪流下游不远处临水而建。那位活在公元三世纪初的僧人名叫普净，他并不是禅宗僧人。在他生活的年代，佛教传入中国不过一百多年，禅宗要到三百年后才会出现。但普净在修行时也会打坐入定。公元219年的一天，他正在珍珠泉边的茅篷外打坐，关羽突然在他面前显灵了。而就在几天之前，关羽刚刚在当阳东南不远的地方被敌军斩首。

普净和尚与关羽早有交情。多年以前，他曾经在汜水关救过关羽一次， 所以这次关羽又来向和尚求救。他的灵魂显现在普净面前，哀求和尚帮他接头续命。和尚不为所动，反向他念诵那些随他一同战死或被他所杀的将士的名姓。听到这些名字，关羽突然领悟到自我的虚幻，刹那之间，他的灵魂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当地人则坚信，关羽的灵魂并未消散，他一直留在当阳护佑当地百姓的福祉。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了十几个世纪的关帝信仰，就是从当阳开始的。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关庙就修建在普净和尚的茅篷边上。后来，当阳城外又建了一座更大的关庙，关羽的无头尸体也被葬于其中（他的头颅则被葬在了洛阳）。随着时间流逝，祭祀关羽的祠庙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处集镇和每一座大城之中，他的香火之盛，崇拜者之多，即令观世音菩萨也无法比肩。他还一度成为中国所有民间社团和众多行业组织的保护神。不论是警察局还是黑社会，不论是资方还是劳方，也不论是赌棍还是大善人，士兵还是学生，佛教徒还是道教徒——简单地说，只要是忠诚和义气受到推崇的地方，就有膜拜关羽的中国人。

普净的茅篷成了后人纪念关帝显圣的地方。与此同时，玉泉山中也开始零星出现其他佛教徒修建的茅篷和小庙。但作为佛门重地，玉泉山的转折点出现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这一年，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天台智顗（538－597）来到山中。智顗是当阳本地人，但他十五岁时便出家为僧，履迹江南各地求法，中年后入浙江天台山创立伽蓝，终成一代宗师，被隋炀帝尊为“智者大师”。592年，已经五十四岁的智者大师受到皇家的资助，回到故乡开山创建了玉泉寺，并住寺三年，集中讲授他的佛学思想。弟子将他讲解《妙法莲华经》要旨的论述和关于止观修行法门的教诲分别笔录下来，辑成两部书，这便是天台宗的两部根本经典《法华玄义》与《摩诃止观》。

因为天台智者大师住寺讲法的关系，玉泉寺得以位列中国佛教四大丛林之一，也因此历代屡经重修扩建。如今的玉泉寺里，唯一一件从隋朝流传至今的东西是一口公元615年铸造的大铁镬，而其尺寸足以说明当年寺院的规模：这只大锅煮出的饭足够五百名和尚吃的。两年前，也就是净慧刚刚接掌玉泉寺方丈之位的那年，我曾来访，净慧长老带我看过那口铁镬。不过这次，我约了见面的是玉泉寺的监院。第二杯咖啡喝到一半，监院来了。监院和尚法名宽祥，他开着寺院的越野车从重修度门寺的工地赶来。他把车停在旅馆门口，招呼我上车。他要带我去看重修一新的玉泉寺。

重修以前，玉泉寺的大部分殿宇已经破败不堪，只有二十五名僧人住在寺里。宽祥说，等到重修工程全部结束，玉泉寺将会成为整个湖北省最大的寺院，足以容纳二百名常住僧人。这项工程的最大金主依然是那位与净慧过从甚密的香港老板。

宽祥把越野车开到寺院大门外停下，我们下车进寺，穿过山门和座座殿堂，沿着一条小径向后山爬去。半山腰上残留着一座石台，据说就是当年智者大师讲经的地方，几座新修的佛堂正围着它拔地而起。

公元593年夏天，智在这座讲经台上花费九十天时间，详细阐述了《妙法莲华经》的要旨。他并没有对《法华经》作逐句的经义阐释，因为六年前在南京的光宅寺，他已经做了这项工作。（那次的讲法记录被辑成《法华文句》一书，与《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合称“天台三大部”。——译者注）这一次， 大师的讲解着重于透彻解析经文奥义。他从七种不同途径层层深入，详尽解说了莲华妙法的五重玄义。第二年夏天，他又在同一地点，详细教授了息心禅定和入境观行的修行法门。

智顗对佛法和修行的这种条分缕析的解说方式，正是菩提达摩和他的弟子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禅宗大师们总是强调“心”，避免“说”，即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智者大师则正相反，他把佛法掰开了揉碎了反复地说。在智顗和达摩身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分别引出了中国佛教的两大宗派：天台宗和禅宗。禅宗后来分出南北二宗， 分歧点也在于此。

宽祥带着我到处参观。我惊奇地发现，讲经台周围新建的佛堂全部以花岗岩为主要材料修筑而成，柱子和栏杆是花岗岩的，连精雕细刻的门窗也是花岗岩的。这些石材都从遥远的福建运来。工地上的几十名工人也是福建人。宽祥解释说，这是因为白蚁在玉泉山十分猖獗，木构建筑往往难以耐久，维护成本也十分高昂。此外，当地潮湿多雨，对木材也是一大考验。花岗岩的好处是不怕虫蛀，当然也不怕雨淋。

参观完寺院工地，差不多该回旅馆吃晚饭了。告辞之际，宽祥邀请我晚饭后来禅堂参加坐禅。我说好。晚饭简单平淡，主要是吃中午的剩菜，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一种野生的蕨菜，由居士们当天从附近山中采得。饭后稍歇，待到天色渐暗，我重又向玉泉寺里走去。

走到禅堂，跑香已经开始了。几十名僧人和居士正绕着禅堂中心的佛像做圆周运动，我也加入进去，在最外圈的轨道上慢慢转着。转了大约一刻钟，钟板响了，大家停在原地。维那开口说了些什么，我依然是一句也没听懂。于是众人分别落座。

玉泉寺的禅堂制度与我通常所见并无不同：三尺宽的座位沿着墙根围成一圈，上面散放着大大小小的蒲团。我拿过两只垫在屁股下面，然后扯过一条棉褥子盖住了双腿。第一支香照例是四十五分钟，我顺利地坚持到了最后，然后又是十分钟跑香。第二支香持续了七十五分钟，坚持到六十分钟的时候，我的双腿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奇怪的是，最后十五分钟的煎熬并未因此减少。

等这一切终于结束之后，我继续在禅堂里待到双腿恢复了知觉，便朝门外走去。夜晚的玉泉寺漆黑一片，好在有星光的指引：路旁高大的乔木把漫天星斗裁成头顶上方一条狭长的星河，一直向寺外延伸而去。星星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不过其中最亮的几颗璀璨夺目。

湖北当阳玉泉寺

回到旅馆，大门已经锁了。我敲了半天门，还在门外大喊大叫，但里面始终没有动静。我突然想起，下午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向外看，曾看到旅馆的后院还有一道门，门外是一户农家的前院。我于是拧亮手电，向旅馆背后摸去，并终于在一丛竹林后面找到了那户农家的大门。敲门之后，很快有人出现了。我问他有没有旅馆大门的钥匙，他淡定地说有， 然后拿上钥匙开门去了。很显然，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

上楼回房，本想冲个澡，却发现热水器坏了，于是早早上床睡觉。次日醒来，天气再一次突变。昨天下午穿着一件T恤站在晒台上，我已经分明闻到了夏天的气息，谁料一夜回到解放前。于是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衣又从背包里翻了出来，然后冲上一杯热咖啡捧在手里取暖。喝完第二杯咖啡，我终于鼓起勇气出了门。

宽祥坐在玉泉寺的客堂里，正翻看着几本铸钟厂送来的产品说明书，见我从外面进来，便问要不要一起去度门寺的工地。这提议正中下怀，我告诉他，拜访度门寺正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们上了越野车，朝丹阳方向开出去不过两三公里，便停在路边，然后下车沿着一条向南的小路继续前行。又走了几百米，一片烟尘抖乱的建筑工地出现在前方。工人们正从翻斗车上卸砖头，一台起重机负责把砖头转运到两座已经修建到一半的建筑附近。这些工人是本地的一家建筑公司以每天五十到六十块钱的代价雇来的。宽祥告诉我，他们都是外地人，擅长修建仿古建筑，常年在各地的寺庙工地上漂泊。

当阳  度门寺（现在已经修复）

度门寺是禅宗之“北宗”最初的发祥地，一千多年来屡经兴废。到了当代，原来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就连北宗创始人神秀大和尚（就是五祖弘忍门下那位写出“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偈子，所以没能获得衣钵的弟子）的埋骨之地，现在也只剩下一座小山包。据说山头上原来还立着一座砖塔。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塔内所藏被盗贼抢掠一空。到了“文革”时，红卫兵则干脆彻底拆毁了砖塔。再后来，周围的居民就把地面上能搬走的东西全都搬走了。现在，工人们差不多是在一张白纸上重建度门寺。

然而，盗贼、红卫兵和当地的村民都没有想到，神秀的墓塔下还有一座地宫。地宫是重修度门寺的工人们发现的。他们在小山包上栽种树苗时，不期然挖出一条墓道，而且就现场所见，地宫似乎还未遭到过盗扰。工人们把这一发现报告给宽祥之后，他决定先不对外声张。因为他很清楚，这一发现事关重大，如果要公开发掘，势必涉及层层请示汇报。而一旦消息传出，事情会怎么发展实在不是他所能预期的。与度门寺的重建相比，这事不着急。宽祥对我说，神秀已经在地下待了一千三百年，再多等几年没什么关系。

在小山包的一面山坡上，宽祥把工人们发现墓道的地方指给我看。公元706年，神秀的遗体从东都洛阳运来此处安葬，是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他的墓穴想必也修建得气度不凡，以符合他“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崇高身份。在当时，有道高僧圆寂后留下的遗蜕被认为是具有法力的神器，如果被恰当使用，可以在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继续发挥余热。因此，当朝的唐中宗（705－710年在位）一度要将神秀大师的法身葬在洛阳附近。但神秀入寂前曾留下遗嘱，明确希望被葬在玉泉山下的“楞伽孤峰”，也就是我们眼前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包。皇帝最终妥协了。神秀的遗体出京那天，中宗皇帝甚至亲为送行。

神秀生于七世纪初，入寂时世寿已是百岁高龄。他出生在洛阳以东的开封附近，自幼家贫，十三岁上出家，随其师云游天下参学四方，二十岁受具足戒时，已经以“博综多闻”而为人所知。关于他前半生的资料，史籍所载只有这寥寥几行，特别是他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的经历，今人已完全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他在五十岁时来到了黄梅东山，拜在五祖弘忍门下，精勤修持，深得弘忍器重。六年之后，神秀已成为弘忍门下学问第一的大弟子，被委以“教授师”的职责。

到了672年，惠能得传五祖衣钵，离开双峰山南下的时候，神秀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已经成为历史的谜团。可能他也选择了离开，或者一直待到三年后弘忍圆寂，又或者他继续留在师门守孝三年，尽了师徒之礼才走。不管怎样，当他数年后再次现身史籍时，已经是在黄梅西面千里之外的度门寺了。

神秀对天台智者大师的教法素来崇敬有加，而度门寺与玉泉寺相隔不过咫尺之遥。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度门寺住了下来，并决定在此度过余生。度门寺自公元528年开山以来，始终不过是间不起眼的茅篷。但神秀的追随者不久就从全国各地涌来，导致这座昔日的小茅篷一再扩建，最后竟成为一座常住僧超过四千人的巨刹。他的名声还传入了京师，女皇武则天因此于公元700年宣召神秀入京。此时的神秀已经九十多岁了，但他依然接受了皇家的邀请来到洛阳。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里，数次往返于洛阳、长安两京之间对众讲法，听众常达数千人之多。

埋葬着神秀的小山包，如今新栽了一片樟树和柏树，树苗尚矮，站在山顶可以一览周遭景色。宽祥手指对面山坡上的茶园对我说，他正在跟附近村子里的人协商，打算买下这片茶园。如果成交，将来度门寺的僧人就可以自己种植茶叶了。茶园里还有一条小路可直通玉泉寺，宽祥自己就常常走这条路往来两寺之间。遗憾的是，午饭时间到了，我只好打消去茶园散步的想法，跟着宽祥回到工地上，钻进了工地管理人住的一座小房子。

小房子内部被分隔成两间，一间做厨房和储藏室，另一间兼做卧室、客厅和餐厅之用。管理工地的两位居士都是净慧的弟子，他们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宽祥进了卧室，在一张床上结跏趺坐，我在床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居士沏好一壶茶端了上来，又时不时地过来续水。大冷的天喝上几杯热茶，身上暖和多了。

我问宽祥出家多久了，他说已经十三年了。出家那年他二十九岁，他的父母起初没有同意，因为一个年轻人选择出家修行在当时看来是件很奇怪的事。虽然“文革”已经结束多年，但宗教信仰显然还没有重新回到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来。不过，宽祥的父母见过他师父之后，不仅不再反对宽祥信佛，自己也皈依在其门下做了居士。再后来，宽祥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也成了佛教徒。

宽祥的师父就是玉泉寺的前任方丈明玉法师。1998年，明玉方丈入寂后，宽祥离开玉泉寺行脚，广游四方丛林。在中国，正式出家的僧尼可以自由地游访全国各处的寺庙，征得寺院同意后还可常住。在这种优越制度的支持下，宽祥先在莆田广化寺的福建省佛学院学习了一年，后赴江西云居山，入真如寺禅堂参禅一年，最后又回到故乡湖北钟祥，在一所小庙闭关修行了一年。2003年，宽祥重返玉泉寺，之后不久，净慧法师便被请为住持，并开始玉泉、度门两寺的重修工程。宽祥被委以监督两寺工程的重任。按照计划，两项工程都将在2008年底前完工。待到古刹重光之后，净慧长老将会把住持之位转交给得力的年轻一辈僧侣，就像他当年在柏林寺所做的那样。

度门寺将和大多数中国寺庙一样，拥有若干常规的佛殿，以方便信徒前来进香礼拜和举行法会。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核心的功能是开办一所佛学院。这所佛学院将拥有六十个供僧人住宿的单间。这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在过去，只有高级僧侣才有资格享受单间待遇，而现在，所有的常住僧侣都将拥有自己的房间。

宽祥递给我一张图纸，我接过看了一下，是重修度门寺的总平面图。在图纸上，佛学院庭院的周围密集排列着僧人的单间，这让我想起以前在印度见到的古代佛寺遗址和欧洲的基督教修道院。这些不同文化下的集体共住建筑，在形式上自有其共通之处。当然，这也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类似的目的：共同修行，求得心灵的解脱。

他又递过一本介绍度门寺和北宗禅的小册子。佛学院现在正在中国遍地开花，就像雨后的蘑菇，宽祥说，但度门寺的佛学院有其独到之处。这所学院的讲授重点将是智者大师的天台教法和神秀一派的北宗禅法。这两支汉传佛教流派都曾繁盛一时，但在唐朝之后便趋于没落。近千年来，大行其道的只有禅宗和净土宗。而人们说到禅宗，指的都是南宗禅。

宽祥对此的解释是：惠能开创的南宗禅更适合普罗大众，而北宗禅和天台佛教则更能吸引知识阶层与生活优裕的上层人士。他特别强调，他的评论并不含褒贬，只是一种观点的陈述。长期以来，神秀和智的教法一直被佛教徒所冷落，几乎只剩下历史学家还在研究它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宽祥觉得，佛教界应该有人重新继承两位古代大师开创的道路。

尽管南宗禅因为提倡顿悟成就而在历史上广受大众欢迎，但今日中国最为流行的无疑是净土佛教。道理也很简单：念佛名号是一种具体而明确的修行方式，你听得见自己念诵的每一声佛号。因而每诵一声，心里就多一分安慰。相比之下，修禅的人什么也听不到，没有任何人会来安慰你，你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的心念。

禅宗对心的强调正是它吸引宽祥的地方。说起禅，宽祥很快便进入对诸如坐禅习定和住心看净等修行法门的讨论，还谈到禅定的各种不同阶段。很显然，他的修行受到了天台教法和北宗禅法的影响。由此可见，智和神秀开创的道路并未失传。

过了一会儿，我们都停了下来不再说话，沉默地喝着杯中茶，听门外北风呼啸。又过了一会儿，午饭终于来了。本以为来到工地，凑合吃点就行了，没想到两位居士端来满满一桌菜：炸豆腐、炒尖椒、菠菜、黑木耳、凉拌芫荽、素丸子汤、炸春卷、面条。太奢侈了。

饱餐之后，宽祥把我送回旅馆。我待在房间里写了一下午日记。晚饭简单吃了点面条。禅堂打坐的时间又快到了，但我决定逃课。这决定得到了我那两条腿的热烈拥护。回到房间，我仔细研究了一番卫生间里的燃气热水器，终于搞清楚故障所在，原来是放在走廊里的煤气罐空了。这事好办。我找到一间没人住的空房间，两下交换了煤气罐，问题立刻解决了。拧开水龙头，滚烫的热水流了出来，我欢喜之余却又发现，冷水开关也坏了。好不容易蓄满一缸热水，现在还得等它变凉。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温度才降到可以下水的程度。这时我突然想到，其实热水放到一半的时候把热水器关了不就有凉水了么？我简直太聪明了。

等水变凉的这一小时中，我拿出宽祥送的小册子，读了读其中关于神秀的介绍。这位北宗禅的创始人虽然心仪天台智者大师，但他并没有像后者那般有详细的教法传世，而是和历代禅宗祖师一样不着文字形迹。不过，也有论者认为，神秀留下了一本讲述禅修法门的著作《观心论》。无独有偶，智者大师也写过一本同名的著作。由此可见，观心法门乃是天台教法和北宗禅法共有的内容。但自从二十世纪初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被发现以来，神秀《观心论》的真伪就成了疑问。《楞伽师资记》是一篇站在北宗禅立场上撰写的禅宗早期谱系，成书时神秀刚刚圆寂不久，其中写到神秀的部分将他指为五祖弘忍的真正法嗣，同时又说他“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由此推断，所谓神秀所撰《观心论》，很可能是他的弟子们伪托其名而写的。

北宗禅祖庭度门寺重建工地

尽管神秀“不出文记”，《楞伽师资记》中还是为我们保留下了一些他驻世讲法时的吉光片羽。从中可以看出，神秀的开示也带有禅宗公案式的机锋。比如，他曾经问弟子：“汝闻打钟声，打时有，未打时有，声是何声？打钟声只在寺内有，十方世界亦有钟声不？”又比如，他还说过：“身灭影不灭，桥流水不流。我之道法，总会归体用两字。亦曰重玄门，亦曰转法轮，亦曰道果。”

当他来到洛阳面见女皇武则天时，女皇问他应该读哪部经典，他推荐的是《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而他自己最为重视的根本经典始终是菩提达摩所传四卷《楞伽经》。数年后，神秀在洛阳圆寂，最后的遗嘱是三个字：“屈曲直”。其用典来自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创始人龙树所著的《大智度论》：“蛇行性曲，入筒即直；三昧制心，亦复如是。”这句临终时留下的“制心”之嘱，与他在双峰山立下的“时时勤拂拭”之愿， 依然是一脉相承的。他的禅法可以“天台禅”之名称之：先当息心止念， 然后观心看净。问题是：如果本来无一物，又教人如何去息止，去观看些什么呢？

水温降到差不多可以忍受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跳了进去，足足泡了一个小时。出浴时，全身上下红得像只刚蒸熟的螃蟹。隔壁楼下的晚课已经开始，整幢楼空无一人，我光着身子走出房间，站在走廊上乘凉。窗外暮色渐浓，星斗渐次闪烁在玉泉山顶。凉快得差不多了之后，我回房上床，吃掉最后一个小包装“士力架”，咂巴着嘴，在窗外飘来的诵经声中沉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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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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