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执着（四）

1966年，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刚刚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始端。为防止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中共中央于5月、8月分别发出有关指示后，由先前已开始的批判文艺界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化领域革命，后揪出了“罗杨彭陆”反党集团，至此始各地大中学校、机关等破四旧、大字报、抄家等行动展开，之后茅头迅速指向各地各级各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场由党内到党外，放手发动群众的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期间，学校停课了，有些工厂停产了，省直机关都还在上着班。父亲在初期遭受了被贴大字报、抄家的冲击后，倒是沒有再遇到什么特殊的事情，工作上也沒有再安排什么具体内容，于是每天到点上下班，不召集开会时便自学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等，记了不少的学习笔记，同时受约帮忙为亲朋好友中有大小当权派检查不过关者修改材料。母亲则每天在班上，自觉自愿把各种业务报表、单据等分类分年月装订，放滿了三大文件柜。哥哥、大姐、二姐、三姐分別在各自的学校参加了大串联等。虽然各单位后来都涉及到了派性组织及斗争等，但回到家里大人、子女均少谈及，父母一再叮嘱的话是：谨言慎行。

l967年初，山西虽然宣布实行军管，但派性斗争升温迅速，后半年武斗事件时有发生，使太原百姓对社会治安心生恐惧，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1968年初，中央决定由69军全权负责山西的军管工作，后半年根据中央部暑，与全国一道转入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是在进驻了各单位的军管队、工宣队领导下，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加现行反革命等，进行的重新清查、甄别。父亲不是走资派，但自己曾经的疑是非是三青团问题已有结论，祖父疑是非是特嫌问题没有结论，被通知仍要进行清查。父亲倒是没有抵触，非常希望能够彻查清楚，还事情一个本来面目。

1969年初，根据中央的安排，山西把学习班办到了北京(后转石家庄)，派性组织的头头脑脑、大小当权派、省直机关干部们都被陆续集中到了学习班。学习班还是受军管部队领导，学习中继续清理阶级队伍。与此同时，全国的在校大中学生都在为离校忙乱着，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也已见诸报端。父母亲双双去了学习班；哥哥、大姐也按照国家大中专学生相关政策被分配到了外地工作；二姐、三姐是老三届初中生，在几次分配工作被政审打下来后，分別选择了去农村插队和铁道建设兵团修铁路。眨眼间，偌大的一个家，仅剩下了我与小弟。

1970年夏，父亲可能因那些问题仍需核实吧，被转入定襄重点学习班留审，沒有回家。母亲从学习班回家了，不久便进入了下放干部的行列。在大势所趋下，母亲带着我和小弟，于国庆节后，乘一辆单位派的大卡车，在母亲的两个叔伯兄弟的护送下，来到了山西五台东茹村插队。至此，太原的家中便空无一人了。

东茹村位于五台茹湖盆地，周围被山包裹着，那时交通不便相对封闭，只有大队部一个大喇叭和一部电话，每天路经的一趟长途公共汽车，做为内外联系的渠道。村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沉静在淳朴的民风和静谧的生活中。此时村民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张开双臂，敞开心扉，迎接已先期来村插队的十几个北京知青和山西粮食厅5户下放干部。村口宽大而空旷的场地，南面是戏台，北面一排平房，下放干部的家便被安置在这里，我家住西边第一间房。当两个舅舅(太原一电厂材料科长、太原汽车公司党委书记)帮着安放好东西、砌起了灶火，第二天离开时，我和小弟在这陌生的家门口和舅舅道再见，已是手在晃动，泪眼模糊。

东茹村又是“茹村公社”所在地，公社管辖着周围二、三十个村子。公社非常爱护下放干部，也非常重视下放干部作用的发挥，除了尽可能把下放干部安置在公社周边村子居住外，还组织下放干部去外围村子协助开展相关工作。下放干部吃着供应粮，拿着财政拨款发的工资，工作由公社和所在村统筹安排，相对还是比较宽松。我的母亲，除了参加一些劳动，多数时间里协助村妇女主任开展工作，在大队组织的学习会上给大家念念报纸等，村里人对我们都非常的好。

1970年底，父亲从定襄学习班回到了五台东茹村。只见他身披一件军大衣，肩扛一卷行李，风尘仆仆从村口向家里走来。我和小弟忙迎上前拍打着他身上的土，母亲接过行李卷后，父亲张开臂膀将我和小弟搂抱在了胸前，瞬间父子亲情温暖着彼此。我为我们能与父母亲团聚高兴，不论在何处；尽管从1966年大字报中知道了父亲的历史情况，心里为此感到沉重，但却一直以来坚定地认为父亲是好人。

父亲安顿下来去公社报到后，便被派去南院村下乡。南院村位于茹湖盆地南部丘陵地带，沟沟梁梁尽是些羊肠小道，春种秋收要靠驴驮人背上山，信息闭塞。父亲去后，便让一村民带着条子去东茹村找母亲拿了200元钱，给村里大队装了部电话，同时为大队订了报纸，给大家读书念报讲解时势政策等。当父亲胃病犯时，房东拿出家里仅存的一点白面掺上豆面赶成细细的面条做成汤面给父亲吃，父亲感动至极。东茹村干部知道后，便在父亲回家休息时，也请他到大队给村民们讲解时势政策。父亲从村民下地劳动回来晚饭后开始讲，常是讲到晚11点村民还让再说说再说说，全然不顾第二天还要上地劳动的辛苦。之后父亲与东茹村一条公路之隔的南茹村下放干部，原忻县地区工业局长李蔭天一组，又去茹湖盆地北部山区，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汉岭村等地下乡，写了多篇关于山地农村工作情况调查报告，得到了五台县的重视。

1972年后半年，国内的形势已然发生变化，五台县知识青年中陆续有被推荐上大学的，也有参军的，部分人在当地被分配参加了工作，做为知青的我也有幸于10月份被分配到了五台县农机厂工作。与此同时，下放干部也有了原则上就地安排工作的精神，茹村公社的下放干部中，南茹村插队的原忻县地区工业局长李蔭天，最早返城工作，出任了忻县地区电业局局长。之后，忻县地区粮食局调母亲并连同父亲一块安排工作。李局长知道情况后，出于对父亲一块下乡的了解，如同当年的李校长非常赞赏父亲所具有的工作精神和能力，力主父母亲都去电业局。父亲被李局长的知遇之恩所感动，就这样父母亲于年底将家也搬到了忻县地区电业局宿舍，小弟则随之在忻县地区上了高中。

忻县地区电业局隶属山西省电业局，其下辖着山西北中部原平、定襄、五台、宁武、神池等十几个县电业局。父亲到地区电业局上班后被安排在办公室工作，其工作状态转瞬间如同回到了40年代，沒有职务，不是党员，却常被通知去参加局领导会议研究工作。他对工作依然热情，心无旁骛，忙忙碌碌。期间执笔修定、增补各类行政管理制度，跑各县局了解情况，整理典型材料，先后写出《安全带电作业》、《发展小水电》等10多篇调查报告在全国电力系统交流，四川、湖北等省市电业局派人前来学习参观，山西省电业局在五台县还召开了全省小水电现场工作会议。

1976年，可谓中国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年，这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国元勋相继离世，一时间让人有了天要塌了的感觉。河北突然发生强烈地震，唐山几乎被夷为平地。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粉碎，数百万群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庆祝，在这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时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也就在这一年，山西省电业局准备在全省电力系统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向各市、区电业局抽借人员，李局长向省局推荐了父亲，于是父亲由忻县又回到了太原，在省局参加筹备会议工作，主要忙于遴选、修改材料之事。此时，隶属省局的山西电力学校，于1972年复学重建后，也正处于教学基建并进，头绪繁多之时。省局在筹备工作中了解到父亲曾经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于是商量将父亲调入学校。年底父亲即去了位于太原市大东关红沟路的山西电力学校上班。

1977年初的山西电力学校，是电力行业所办的一所工科中专学校。学校设有电力、热动专业；有工农兵学员在校生約500人；共有教工30来名，其中教师大都是专业课教师；学校由副书记曹万森(1979年任校长)主持工作，领导班子成员中多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办公室主任是赵德山。父亲进校后任政治教师，讲授马列理论、政治经济学课程。授课中发现学生中插队知青不少，年龄大小、文化程度差异也不小，特別是语文基础知识及其应用也显薄弱。于是征得学校同意后，又自编教材为学生开设了语文课程。课余时间，学生们爱向父亲提问题，爱听父亲讲励志历史典故，也爱与父亲聊天。父亲又回到了当年初任教师时，向学生播洒着文化知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理论知识。

8月北京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10月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随之出现了史上少见的冬季招生考试。与此同时，中央成立了“改正右派办公室”，接着由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成立了五部“摘帽办公室”，年底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抓紧启动了1957年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这两件牵动人心的大事，前者，有兄弟姐妹、师生等青年一同高兴相拥进入考场，大快人心，高等教育由此而迎来了春天，国家和个人从此也走上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后者，受长期左的思想束缚，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仅解决原未摘右派分子帽子的摘帽问题，一种是彻底解决所有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两种意见在相持。父亲和全国同属右派问题的几十万人，则身心处在焦虑中期待着春风能够吹入心田。

1978年，堪称中国史上剧变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中组部等五部右派问题专门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期间两种意见仍在争辩，胡耀邦以他的认识、胸襟、胆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已是64岁的温济泽右派问题批示改正，消息不胫而走，瞬间传遍全国，并被誉为“春天第一燕”。9月中共中央在转发有关解决右派问题实施方案的批语中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改正工作……已经发现错划了的，尽管事有多年，也应予以改正。12月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教育运动后，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思想、政治路线，实现了根本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中发（1978）55号文件的颁布，为中国数十万人二十载右派历史冤假错案的改正提供了转机，人们奔走相告，并提出要求对自己的问题进行甄别。中组部每天要接待几百人上访，每月收到的申诉材料多达几麻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学习、贯彻、落实，进一步促动了右派甄別改正工作的迅速向全国铺开推进。此时，学校的副书记杨耀山，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军转干部，看了父亲的档案，鼓励父亲写申诉材料。

53岁的父亲，此时是百感交集，为处在这历史的重大关口再次感受到党的伟大而欣喜，为党对右派问题的有错必纠政策而感动。于是在五拐巷11号院拆除后新建回迁的20多平米的简易楼房中，父亲回忆口述，我的二姐笔录，写好了申述材料，于年底郑重向学校和原来所在单位山西省教育厅递交，并滿怀信心，滿心期盼着一个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结果。(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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