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执着（五）

1979年初，中发(1979)5号文件，又使30多年来早已自食其力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家庭出身的子女们，从“成份论”、“血统论”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

1979年3月，山西省电业局调门向东出任山西电力学校党委书记。4月学校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也开始了根据中央有关政策对历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复查、纠错、处理的工作。不久，父亲接到通知，前去山西省教育厅，接受为当年厅里错划的右派宣布改正，并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当年的同事无不落泪唏嘘，感慨个人几十年不同的境遇，感激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纷纷表示要在有生之年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接着学校也宣布了父亲的右派改正之事，并按照政策为父亲恢复了1958年受处分前的行政15级干部薪资，不再补发其间差额工资，同时分配给父亲一套60多平米的新楼房宿舍。父亲万分的激动，只感到头轻了、背轻了，迈向前方的步履更加坚定了，于是第五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79年夏，父亲被安排到学校办公室工作，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同时仍然为学生讲授政治理论课程。此时的学校，经77年高考一条龙分数线分级录取的中专在校生已逾千，并于78年经山西省政府批准，与太原工学院合作开办了热动专业专科班，始招78名专科生，正在努力向着高校办学方向迈进，为发展中的电力企业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学校工作头绪很多，师资力量要加强，教学设施要完善，管理水平要提升等等，特別是与教职工密切相关的停滞多年的评职称、升工资、分房子工作的启动，更是牵动人心。父亲自此又进入了热情高涨的工作状态，节假日也顾不上休息，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已不是当年年轻时。

此时，我与母亲、二姐、三姐、小弟都先后回到了太原工作，我成家后也没有独立住房，于是同丈夫一道住进了电校的家，和父母亲、小弟生活在一起，每天目睹着父亲为工作的忘我。办公室从学校工作计划的制定，到执行、协调、平衡、检查、总结、处理突发事件等等，无时不刻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父亲白天忙于处理事务，接待教职工来访，开会宣讲党的各类政策等；晚上在灯下除了备课，还要忙着审核、修订、补充起草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等；第二天一早，桌上又如昨晨，烟灰缸里堆滿了烟蒂，父亲却整装待发，又踏上了去上班的路。望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远去的身影，我的心里常是充满了喜忧参半的感觉。

1981年，学校经山西省政府批准与太原工学院合作办学，挂了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牌子，当年即招收电、动专业本科生86名。至此，学校两块牌子办学，成为了山西电力系统的拥有中专、专科、本科三个办学层次的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基本设施的建设随之成为了学校两大重头工作。这一年，山西省电业局任命父亲为学校的副校长，校领导班子分工父亲分管后勤工作。

此时的学校，在72年复校于山西无线电广播器材厂原址上又征用了太原砖厂的空地，校内连片地面高低差好几米，砖头瓦砾等散落在新建成的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周围，缺树少花；校外通到红沟路上的土路，也是坑坑洼洼，雨天泥泞难行，晴天尘土飞扬；基本设施条件亟待改善。父亲上任，即刻组织教工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清除校园杂物平整地面；同时与学校相邻的陶瓷厂等五个单位洽商，共同出资，铺设了校门前7米寬、几百米长的一条柏油路；并着手制定了校园环境三年发展规划。

按照校园三年发展规划，1981年当年启动了校园大规模绿化和景观建设。依然是动员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大面积种植树木、花园草坪。同年建造了一座花房、花场，自己种植培育各种花卉，提供盆花点缀于校园各处。父亲自己设计了校门内(北)、教学楼前(南)空地上的中间喷泉、两边梅花池等景观。为坚固教学楼与篮球场地高差和增加教室面积，在教学楼后(北)两侧新加盖了阶梯教室和窑洞护坡，中间为宽大阶梯通上教学楼。三年后，校园面貌大为改观。

与此同时，抓食堂设施改善和食品卫生工作，引入食堂独立成本核算和经济责任与奖惩掛钩的管理模式，推行员工传帮带和技能比赛制，不断提高饭菜质量。为解决教工子女就业问题，学校提供场地，创办了知青服务社，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管理模式。特別是在1982年建成一栋教工宿舍楼，新房分配和旧房调整涉及百户教工，父亲帶领经教代会选举产生的分房委员会，历时近半年时间，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分配方案，经教代会民主评议通过，以三榜公示最后定案。期间，上门找父亲反映情况的人很多，常是晚上八、九点钟了还在家里等着未下班的父亲。父亲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辅之深入细致的工作，最终取得了比较滿意的效果。

此间，父亲的时间精力受限，不再任学生政治理论课程，但仍不定期地为学生、教工开形势政策等讲座和报告会。恰逢我在电力职工中专学习，平生第一次坐在礼堂，聆听了父亲给全校教工和学生的一场报告会。只见父亲开场：今天的报告我讲三句话，我正纳闷也在担心，诺大的会场，人们都坐着小马扎(礼堂与餐厅共用)，三句什么话，话长了坐不住，话短了不成报告。却见父亲已脱稿侃侃而谈，手旁放着一叠多年摘抄累积的典故小卡片，时不时在报告中引经据典。又见父亲端坐于台上，清亮的嗓音，清利的咬字，富有激情的话语，引人入胜的话题，不知不觉中已过了一个半小时，原来三句话是三段，一个逻辑链中的三个层次的内容。最后父亲的报告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而我剧烈跳动的心则久久不能平静。平日只见父亲伏案奋笔疾书，今日才见父亲台上激昂宣讲，我深深为父亲多年的学习、工作、认真、钻研、坚持，特別是对信念的坚守和付出而感动，并自愧不及父亲之半。

1984年3月，学校领导班子调整，父亲与其他4位老领导退居二线，省电业局党組与父亲谈话，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父亲说只有一个愿望，再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申请入党未批准，究其原因仍是祖父无定论的“特嫌”问题。这本是个冤案，一次次外调中也说过1943年反特时有扩大化的问题，但这么多年却一直再无认真甄別，致使该问题拖至今日，仍是不了了之。

1984年7月1日，党的生日之际，历经40年的考验后，父亲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从共产主义信念在他的心中播种，入党的愿望就在心中扎根，经过多年的浇灌培育，今天终于结出了丰硕果实。父亲激动、兴奋，剧烈的情感起伏中，热泪盈眶，如沙漠清泉流淌，热血沸腾，似火山岩浆涌动。父亲赶紧把这个喜讯告知当年的老校长，时任山西省委副秘书长的李慰，感谢老校长一直以来对他的坚守信念不放弃、忠诚于党不动摇的鼓励。老校长也非常的激动，对父亲说：是党员了，继续为党的事业发光发热吧。父亲对获得的共产党员这一政治生命，倍加珍惜，更加自觉自愿地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9月，学校在83年成立“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研室”、宣传部长王凌云兼教研室主任后，开设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父亲又站上了讲台，为学生讲授大学生思想修养课程和形势政策讲座，把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视为己任。

也就在这一年，山西省哲学学会会长王守贤(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父亲在太行工业学校时的老同事)，推荐父亲加入山西省伦理学会，之后父亲当选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学会日常工作。学会属于群众性社会学术团体，开展学科研究、学术交流等活动需要经费支撑。父亲在获得省电业局经费资助，学校提供办公场所和人员后，将山西省伦理学会牌子挂在了校门口，与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山西电力学校牌子，共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之后父亲投入到了学会工作，并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做为了学会重点研究方向。

1985年上半年，父亲除了上课，大量的精力放在了两件事情上。一是组织筹备面向大中专在校学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学术交流会；一是申请筹备面向社会各届青年，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道德观的《青年美德》杂志创刊。

6月，由山西省伦理学会、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发起，山西省哲学、高教、教育学会共同主办，在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召开了山西省首届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学术交流会。山西几十所大中专院校和重点中学近百人前来参加会议，会上交流学术论文37篇，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德育学会副会长应邀前来作了学术报告。会议在学校发起并召开，促进了学校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进和提高，同时提升了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山西电力学校的社会知名度。

7月，随太原工学院更名为太原工业大学，学校更名为太原工业大学电力分校。

10月，山西省委宣传部，批准山西伦理学会和太原工业大学电力分校合作创办《青年美德》杂志。

1985年年底，父亲60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被组织上批准为享受副厅级待遇的离休干部，结束了他44年的职业生涯。

1986年2月，山西省出版部门批准山西伦理学会和太原工业大学电力分校合作创办的《青年美德》杂志出刊发行。父亲任《青年美德》主编，杂志出刊第一期，山西各大中专院校，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纷纷订阅，并寄赠南疆解放军200本，上面登载有他们守卫南疆的英雄事迹。

1987年，为适应电力工业对高等工程技术应用人才的需求，经国家教委批准，学校更名为太原电力专科学校，正式进入国家高校序列，隶属国家电力部。这一年，父亲被学校、省电业局评选为“先进离休干部”、“优秀党员”，并出席了山西省离休干部“双先”表彰大会，获得省委、省政府颁发的“先进离休干部”称号。

1986年至2002年，父亲离休后的十几年间，热心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科研、宣传工作，坚持量力而行发挥余热。先后受聘为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任山西省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山西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电力企事业管理协会理事、山西省教育志编审委员会委员等职；多次被评为山西省先进社科工作者和优秀学会秘书长。期间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创办并主编发行《青年美德》(1986一1987)杂志6期；参编《四十年山西社会科学统览》(1991)，撰写伦理学研究专章；受原辽县三民校老校长，后任国家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皇甫束玉的推荐，参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1991)，撰写第二卷第一章、第二章、第十六章；主编出版《伦理学与德育研究》(1992)；常务副主编总纂《太原电力高等学校校志》(1995)；主编出版《太岳革命根据地教育史》(2002)。其学术成果，曾荣获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优秀科研与实践成果二等奖"；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为我国'七五'时期全国重点教育科研项目撰写高质量专章"奖。

2003年，父亲78岁，一次的离家走失，之后发现患小脑萎缩病，即老年痴呆症。家里请了保姆专门照顾父亲；我的二姐每天中午来家给父母亲做午饭；三姐经常跑医院为父亲联系看病取药；其他兄弟姐妹周六、日都来看望父母；我则每天中午回家蹭饭，不外出的情况下几乎天天能短时间陪伴到父母亲。渐渐发现父亲返老还童了，每天喊我的母亲为“娘”，可能是想我的祖母了，但足以看到了他对我的母亲的依恋；每天中午我一推开家门，父亲便欢快地称我一声“大姐”，可能是想我的大姑了，但也足以感受到了他对我们儿女的深情。每每我举起双手在父亲的双颊摩挲摩挲，握起父亲的双手在我的双颊摩挲摩挲，父亲总是无比的高兴；每当我午饭后躺在沙发上小憩，父亲便会小心翼翼走到我的身边，把薄毯盖在我的身上，将肩颈处、腰处、脚底处掖了又掖，而我那幸福又心痛的泪水却总是就要溢出眼眶。

2008年7月12日，父亲83岁，他安详地走完了一个个脚印一步步前行的漫漫长路，虽坎坷但无悔且幸福的一生。单位的老同志送来灵堂挽联：善善恶恶真丈夫、是是非非好党员，是他一生的写照；遗体上覆盖着鮮红的党旗，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是他一生的追求。

纵观父亲毕生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追求，为实现心中理想而体现出来的奋斗精神和坚韧意志，实实在在践行、昭示了他身上积淀、成就了的执着的品质，而这种榜样的力量也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兄弟姐妹及其后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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