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R映像| 十年禁捕，鄱阳湖渔民将上岸谋生
“芦荻渐多人渐少，鄱阳湖尾水如天”。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数百年上演的都是“人欢鱼跃”、“渔歌晚唱”的景象。但本世纪以来，干旱常态化、枯水期延长、无鱼可捕，鄱阳湖区面临巨大的生态隐患。
为了保护渔业资源，从2002年起，鄱阳湖区开始实行全湖春季禁渔，每年3月20日12时至6月20日12时为禁渔期，期间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上世纪80年代初的鱼类普查显示，鄱阳湖当时有鱼122种。2012年至2013年的第二次鄱阳湖科考，只搜寻到87种。作为与鄱阳湖水紧紧相连的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农业农村部发表通告，宣布从2020年1月1日零时起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长江流域的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
距南昌城区约60公里的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所在的新建区南矶乡渔民们不得不离开湖面，上岸谋生，面对尚无定数的未来。
靠湖吃饭的渔民
高低起伏的芦苇荡密密麻麻，半人高的草株在光辉的映射下闪耀金光。时值初冬，七万亩湿地一望无际，袒露出大片的浅滩、沼泽与港汊，游客们在芦苇荡中穿行。成群结队的乡民们骑着电动车轻巧地在大街小巷穿梭，“围追堵截”着自驾过来的游客，“吃饭吗？”“坐船观鸟吗？”
南矶湿地保护区范围基本与南矶乡行政边界一致，保护区内鸟类种类多，每到枯水季，从南昌等地前来观鸟的自驾人群络绎不绝。眼看着游客们由骑电动车的妇女领着依次上船，在岸边休息的船夫立即抖擞精神。轰隆的发动声突突地响起，一阵黑烟腾空，焦油味弥散开来。
▲骑电动车的妇女当街招揽自驾的游客（2019年11月10日 摄影：林钰）
今年43岁的邱慈志刚把一船游客载回起点。从15岁就以捕鱼为业的他说，南矶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许多大小不一、用处不同的船，渔民们会根据水位高低选择。比如，水位高的时候用大船专捕鱼虾，枯水期用小船载客……
南矶乡下辖向阳、红卫、朝阳3个行政村。邱慈志所在的红卫村，人数大概在一千六百人左右，年轻人外出务工居多，留下来的以捕鱼卖鱼维持生计的多为中老人。每年的6月20号中午12点，渔民们燃放鞭炮，庆祝开渔。捕鱼旺季一般只有三个月，如果水位高，旺季还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邱慈志捕鱼的方法是放饵笼，根据多年的经验，和妻子仔细选好地点，放下饵笼，把矿泉水瓶系在笼上以示标记。次日凌晨两点，水天相连，夫妇二人回到湖心，把笼子悉数收回。尽管要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船程，但夫妻俩仍是满怀激动。
因为这意味着马上可以落袋为安。捞出的鱼通常送去码头，有鱼贩直接收购。邱慈志说，打鱼的收入一般有五、六万，多的时候在旺季那几个月就可以挣十多万。
从11月开始的三个月，水位降低，湖面因为天冷被冻住。对渔民来说，破冰捕鱼也是常事，但往往收获寥寥。捕鱼淡季恰好是旅游旺季。邱慈志做起船夫，幸运的话，一天可以跑三四个来回。媳妇则去湖中采野生藜蒿，一天也有几十块的收入。
码头的辞别
托山岛码头半倚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湖大战的战争遗址，砂砾堆经年风化，已是尖挺雄壮的小型山体，不时有游客攀爬登顶，想一睹码头的全貌。
现在是中午时分，码头人声鼎沸，鱼虾翻腾，货车和私家车塞满了整个码头。码头老板黄师傅正准备把几箱活泼乱跳的河虾空运到上海。为腾出足够空间，面包车后座的座位已被拆除，车厢中两个大型氧气罐连接着水箱。
家住朝阳村的黄师傅今年37岁，做鱼货转卖生意已有13个年头。他和几个同乡合伙，成立了一家没有正式注册的公司——“云天水产”，将渔民打捞的鱼直接收购倒卖，从中赚取差价。
从九江、都昌、余干等地收来的新鲜鱼鲜通过河道运送而来，再从这里集中发往山东、安徽、湖北各地。货车司机宋师傅长途奔波后，在驾驶座上舒展肩膀。再休息片刻，他将再次踏上十五个小时的漫漫返程路，将1万多斤新鲜的湖鱼送至山东。为了保证鱼群的存活率，除了供氧设备源源不断地向水中灌氧，沿途他还要将冰块投放至水箱中，以保持适宜的水温。
当庞杂的鱼类进入生鲜市场，消费者无法肉眼区分哪些是野生鱼，哪些又是养殖鱼。但这个问题对黄师傅来说太简单不过了。“野生鱼肉质更鲜嫩，口感更好。特别是炖鱼汤，野生鱼特别醇正，养殖鱼会尝出明显的泥巴味。”
▲在托山岛码头，游客正在和渔民聊天（2019年11月10日 摄影：周可可）
▲黄师傅将收购的鱼按照品种放置在不同的网箱中（2019年11月10日 摄影：林钰）
▲午后，货车司机宋师傅在驾驶座上休息（2019年12月15日 摄影：周可可）
▲在码头一侧，游客当场宰杀刚刚上岸的鱼（2019年12月15日 摄影：林钰）
11月鄱阳湖已进入枯水期，红卫村、向阳村的渔民陆续离开湖面专心经营着自家小饭馆，但朝阳村托山岛的村民仍以捕鱼为生，每天在家、湖和码头间来回。黄师傅在码头的一角搭了个简易帐篷，供大家吃饭和休息。
47岁的谢师傅是公司的一员，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在家捕鱼。谢师傅动作娴熟，每打捞一次，五、六条足有八到十斤重的草鱼便一跃而出。脚下的竹筏左右晃动，也没有影响他的手臂持续发力，网兜里跳跃着的大鱼顷刻间被驯服。他牢牢地握住竹竿，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岸边。
往年码头平均一天最少售出鱼虾二十万斤，最多时有五十万斤。行情好的时候，一天仅零售给散客的生意就可以收入六、七万块。今年因为修路，再加上鄱阳湖遭遇60年不遇枯水期，水位持续下降，每天平均产量仅有一万多斤。不过价格也有上涨，从往年每斤八元涨到十二元。
谢师傅两个儿子都在南昌，一个在沙厂做工，一个在学挖掘机，有个孙女马上三岁了。自己只有初中学历，年龄也大了，禁渔后不知何去何从。谈起禁渔，他忧心忡忡。几位同乡也皱起了眉头，帐篷内一片寂静。
难算的经济账
一阵风拂过湖泊，放眼望去，芦苇荡波浪般起伏。草洲边横七竖八地停泊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渔船，跟随风的律动缓缓摇曳。一个精瘦驼背的中年人背着双手站着湖边，不时凝望远处层峦交叠的山脉。
胡师傅的承包期还剩一年，连续三年“亏本”的生意使他一筹莫展。三年前，他和朋友合伙承包了四千五百亩左右的湖区，为期四年，并一次性向乡政府支付了三百多万承包费，但近年产量锐减，收入严重缩水。
根据黄师傅介绍，南矶乡共有湖区十多块，最大的一块将近两万亩。湖区实行私人承包，政府从承包费中每年给乡民们分红，人均一千多，这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全面禁捕后，这笔承包费带来的补助也将不复存在。
除了即将面临无鱼可捕，无承包费补贴可享受，每家每户此前在渔船等捕捞工具投入上也不菲。“我听说长江流域、沿海地带的补偿很高。福建沿海地带每户人家一次性补贴几十万。”黄师傅希望“渔民上岸”的政府补贴资金能够足额发放。
▲乘船码头上，用来载客的船只停放在湖边（2019年10月12日 摄影：周可可）
黄师傅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正读初中，家里的所有收入仅靠他一人，双方父母也都靠他赡养。“突然切断经济来源，我们只能自谋生路。我只有小学文化，也没有其他技能，也没有出过门做事，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黄师傅的话音变成一串呢喃直至沉默。
南矶乡政府陈乡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将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根据户籍和捕捞证进行补贴。南矶乡渔民的摸底工作已经完成，以村为单位，以户籍人数和渔民证持有人数这两个标准进行统计上报。乡里已初步拟定了两套补偿方案：通过具体了解多少人持有渔民证，又有多少真正在从事捕鱼的人数，并登记全乡的所有渔民及其船只与渔具，制成渔民调查表。
“约定俗成”的产业链
南矶山的鸟显然比湖区的鱼更出名。官方资料显示有15目45科205种。早在1987年，南矶山便被设立为候鸟观察站。每年从全世界各地迁徙到鄱阳湖越冬的候鸟数量多达60至70万只，地球上98%以上的白鹤都会来这里越冬栖息。
候鸟季在网络上广受关注，由此带动了南矶山旅游业的发展。通乡道路修缮完毕后，2019年12月6日至10日，南矶山举行了首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周”。许多游客自驾前来，不少旅行社也将南矶山列为市民短途出游的目的地之一。
周六清晨，南昌市民李先生向旅行社缴纳了50块钱的出行费，在导游组织下乘大巴出发进入南矶乡南山岛看鸟。中午，李先生额外支付10元午餐费，在一家农家乐就餐。饭后在逛逛当地的鱼市，买些鱼干。一天的短途旅行很快结束，谈不上多么地惊喜，但也足以让他在周末感到放松和愉悦。
以观鸟为卖点的旅游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正成为南矶山乡民们新的主要收入来源。
74岁的陈安虎与老伴在村卫生所的十字路口售卖鱼干，他不停地向摇下车窗、车速变缓的游客挥手致意。鱼干的咸腥味在阳光下更容易弥散，不少游客“寻味”前来。游客们一斤、半斤地往塑料袋里装，不一会接连卖出好几斤。老伴不停地往车厢添加鱼干，火柴嗖的一声燃起支香烟，陈安虎笑得露出发黄的牙。
儿子骑电动车捎来一蛇皮袋鱼干，顺便询问购买鱼干的客人是否要坐船去湖里看鸟，讲好100块钱来回一趟的价格后，他骑车在前，领着客人的车往湖边开去。
▲卖鱼干的大爷陈安虎向游客推荐自家鱼干（2019年11月10日 摄影：林钰）
向阳饭店是生意最火爆的农家乐之一，院子对外敞开，不到饭点就挤满了游客。老板熟练地从水桶捞出一条顾客指定斤两的鱼。他不停吮吸着嘴里的烟蒂，刮鳞剖膛清洗，所有步骤都在烟灰掉落之前的那一刻完成。
透明冰柜内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类生鲜，菜架上也堆满各样时蔬。这里的农家乐几乎没有菜单，需要游客到厨房自行搭配既有食材，厨师再根据顾客的要求制作菜肴。
灵活的定价也使农家乐市场出现喊价乱象，同一家店，辣椒炒肉在不同工作人员的口中价格不一，有人说三十，有人说三十五。而同样的菜品也会售卖不同的价格，例如番茄炒蛋的价格十八元到二十五元不等。有店家说明，番茄炒蛋十八元一盘，多加一个蛋就是二十元。
向阳村规模最大的农家乐是乡政府对面的湖畔大酒店，以前是没人住的空房子，老板租赁后整体装修为食宿一体的农家乐。因为经营时间久，知名度较高，再加上地理位置位于入村的必经之路，如今已有许多固定客源。
万旭云的家位置就偏远多了，游客很少进入偏离主路的小巷子，她不得不骑车到村口招揽客人。万旭云说，一同拉客的姐妹们不存在客源冲突，谁拉的客就去谁家。无论去谁家吃饭，无论通过谁坐船，她们互不干涉，各拉各的客，所以关系融洽。
▲南矶乡农家乐的领头羊——向阳饭店，也是第一批转产转业的成功典例（2019年12月15日 摄影：林钰）
▲湖畔大酒店的厨师按照客人的要求准备做菜（2019年12月15日 摄影：林钰）
老百姓转产转业
过分揽客自然也会引起游客反感，政府对村民集中采取了劝导、告诫，以及发通告的形式加以管理，但陈乡长发现目前唯有当街阻挠才能震慑村民。乡政府共分派12位工作人员流动执勤，平常从8:30上班开始管理，一直到下午一两点结束。
乡里的旅游业正处于摸索阶段，村民没有经营旅游业的具体模式，也欠缺维护秩序的意识。“政府的整顿和干预就是为了尽量改变小、乱、散的现状，引导正规化文明旅游。”
在乡政府的争取下，乡里的红旗路升格为省级公路，每年为乡财政省下了不少的维护费用。南山岛、矶山岛的景点每年都在增加。公共停车场、公共厕所、外运垃圾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地完善。南矶乡在工商税务局注册的农家乐已经有60多家。政府引导他们办工商、税务，包括运营，使其逐渐走向正规化。
▲为吸引游客，朝阳村村民自行出资修建的仿古城楼（2019年12月15日 摄影：林钰）
▲从12月开始，乡政府共设置20个流动执勤点，维持旅游秩序（2019年12月15日 摄影：林钰）
“通过生态移民，为没有文化和技能的渔民提供免费培训，才能外出再就业，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陈乡长说。禁渔令正式颁布后，渔民能否像失地农民一样获得社保，这是全乡上下都关注的焦点问题。
南矶乡还存在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一个普遍性问题——青壮年流失，留在乡里的几乎均为中老年人。户籍人口虽然有六千人，但真正在岛上生活的大概两千人。陈乡长估计，全面禁捕后，乡里可能将一千人都不到。
乡里目前只有一所中学和小学合并的“南矶学校”，共有两百多名学生。因为教学质量受限，条件稍允许的学生就会随在外打工的父母去城里读书。受渔业枯竭和十年禁渔令出台的影响，这学期已先后流失了学生八十多名。生源流失严重，学校面临被撤的风险，没有条件外出读书的学生或将无学可上。
南矶乡经济总量很小，几乎没有工业、农业作依托，尚未成熟的旅游业在发展初期也无法解决所有村民的就业问题。对政府而言，引导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的老百姓转产转业，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傍晚时分，游客返程时，落日余晖将天际染成绯红（2019年12月15日 摄影：林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