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天在新疆的盐湖城，那一年产生了读普希金的念头。作者。
“别林斯基指出，普希金诗作被本民族世代读者所信任，是因为，它被理解为“朋友之声”。这是一个怎样的“朋友”？是那些跨越藩篱、互通有无的合作伙伴，或者在某个人生阶段之中彼此混同、还未出现分野的青春临时共同体的成员？还是一个被急遽的命运洪流席卷的同时，不忘以一个朋友的率直、玩笑话和简单（一如帕索里尼说：“当我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就变得随性”，这也像是普希金会说出的话），抽空写信告诉我们，和命运中的希望一样，命运中的毁灭也具有可怕的平等性的人？”
朋友之声
对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一种综述
王炜
“他真正的分量和意义远未被认识，就像他本人实际上并不理解果戈理一样。[……]它不会以鲁莽的方式出现：普希金既不会受到讥讽，也不会受到侮辱，但会出现对他的冷漠态度。”
1、
从个人经历开始叙述，尤其在一篇关于普希金的散文中，这种不恰当也许是永久性的，尤其是对于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写汉语现代诗的人。
2007—08年在驻藏工作中，一次偶然的阅读，使我注意到梅里美的一个关于普希金的评述，前者赞扬后者“立刻谈论事情本身的能力”。这个短句，使普希金就此进入我的生活。我没有从诗体作品，而是从札记、书信和评论集开始阅读。因此我读到：“真正的品位不在于对某个词、某个短语下意识的否定，在于对恰切适用的感觉”；以及：“至少应当按照自然词序写下整个句子。”在贸然撰写这篇困难重重的散文的两年中，我发现我经常需要重返这几个警句。它是我读普希金的起点——像一种内在的眼睛因此睁开——也是我有机会关于普希金，能够有话可说的起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普希金在中文里获得了巨大的传播空间，但是也长期面对汉语现代诗写作者的冷漠态度。即使已经有多种普希金全集译本，包括我在内的汉语现代诗写作者们仍会感到，对他的更好翻译似乎还未产生，而这，可能是一种文学认知习惯所带来的惰性的托词。按照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的观点（第184则）：“不可译的部分不是精华部分，而是个体的非自由部分”。在现代汉语中阅读普希金，也是阅读这样一位诗人的可以不介意在另一种语言中损失，而且，使该种语言本身也产生令人振作的美学事实的那种自由，使该种语言本身也被驱入变化，甚至难以被立刻评价。困难的是，我们在变化着的现代汉语中重返的那种美学事实，并非理念、意象层面或在某种前卫的文本美学支持之下的激进做法，而是一些以非常传统的词汇如“简练”、“生动”、“警策”和“善变”等等，来命名的文体品质。由于这些文体品质不能够被预先度量，也不驯服于固定标准，要求创作者去实践而多于去评判，而且仅仅依赖于具体的才能，因此，往往正是它，而非理念、意象层面或“激进文本”，才使我们“卷入和语言的斗争”。也正是这些文体品质，才使写作者之间的关系越发是竞争性的——是它，而非理念激进或意象夺人，才映照出了不同程度的诗人才能。如果，您是一位重新认识并再现了这些文体品质的诗人，您会理解庞德所言“技艺是诚意的试金石”的意义；您便无法为道德化的文体辩护，无法接受庸才蠢人溜进自我神话化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您也就并没有进入“和语言的斗争”。因此，这些文体品质，也是您与他人真正分离的时刻，一如我们在某种激进理念的语境中反而容易达成共识，却在古典作品那里分离。仅仅贺拉斯、雪莱就可以把我们带离某个当代理论智识的共同体。“谁还在读普希金？”，如果，在今天重提这个名字，您可能要准备好与过去的共识关系分离。当我们认为，突出癖好和形容词的叠加就是“诗句”时，也许，我们需要重返普希金的话语：“真正的品位不在于对某个词、某个短语下意识的否定，在于对恰切适用的感觉。”不仅是文体训练方面，这还应当成为“品格的技艺”。诗人的工作，不仅在语言和美学理念方面，尤其需要在往往由生命隐暗面构成的现实境遇中成为一次人格实践，并且，由后者塑造自己在文体方面的美学事实。在普希金的诗作中，表现为开朗坦率、明显具有“反脆弱”色彩的人格，而非纯美学的观点，成为塑造文体品质的主要活跃因素。相比拜伦，普希金更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是，诗人试图在作为命运隐暗面化身的，那汇聚了反复无常的统治者、特权利益阶层、官僚、奴隶和政治密谋者的俄罗斯，激活失去的活力。失去的活力，并不是浪漫主义对现实的否定与变形，而是在勇于接受现实条件之后，依然趋向于心灵领域的能力。对于诗人，这是一种并不能混同为浪漫主义美学观的生命真实活跃性，关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灵结构的转变。而且，去进行这样的人格实践，首先意味着，与既有的语文秩序、既有的生活秩序相分离。 “学习普希金”意味着，与其说，保持在正常的语法中去行文造句——“至少应当按照自然词序写下整个句子”——不如说，并不是摒弃、而是随机应变地减少异常部分，从而使异常部分服务于那在诗行进行中的、目光闪动般的陌生化时刻，服务于诗句趋向新生的内容可能性、直至某种希望意识的时刻（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西普·曼德斯坦姆，在往往是组合奇特的概括性句法中强化了这一点），因此，异常部分并不是怪癖，后者仿佛艺术家的一种签名。这样说，并不是在暗示对汉语现代诗中的语言游戏艺术家的一种批评。尽管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诗人们的语言乐趣限制在日常语文秩序中，但还需进一步观察，语言游戏艺术家们之中，有谁是在刻意自我怪癖化，而有谁确实是在“卷入和语言的斗争”。奥克塔维奥·帕斯称，诗的语言“应该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整体中的变化，平直与奇异的结合”。因为，在诗行的进展中，总是有些东西，一些对立因素，迫使行文造句产生或者微妙、或者突兀猝然的变化。也使汉语现代诗创作者们，在行文造句上不能放弃某些异常词语组合的那小小的、临时的波动，而“按照自然词序写下整个句子”——便如同眼睛蕴含目光一般，承载着异常部分，同时，异常部分也使句子眨动，使句子濒临狡黠的同时，又倾向于希望。这，也正是活跃在普希金那些练达而明朗的书信体诗中的美学事实。是否有人探索过，一种文体的形成与人类交往活动的关系呢？行文造句中闪现的异常词语组合或文思突变时刻，也是分离的时刻；既是语言的进行时，也是驱逐——是对诗人的真正驱逐发生的时刻，因为它使诗人的语言，从此产生不论相对于日常语文还是生活秩序的非法性。关于它，并无固定标准，它尤其需要我们具有理解异常部分和分寸感这“两者相遇”的文体品质的能力——那个柏拉图所警惕的时刻。诗人的工作，使他们不断经历和日常语文秩序、也和既有生活秩序的分离，因此，也是与别人的分离——可以看到，普希金急遽的一生中伴随着这种分离，每一篇新作就是分离的表现，每一首谈吐活泼而坚强的书信诗，与其说在建立联络，不如说，是告别的一种亲近而高贵的形式。后期，普希金因为写作叙事长诗和诗剧，被认为“才能衰落了”，从而使他与早期称赞他的同行们分离。但是，普希金不是莱蒙托夫，更非兰波，而是选择与时代中的群体保持友善。普希金选择留在生活中，留在事实上他与之分离了的那个旧世界的“邻近之处”——尽管他的生活常常漂萍无定——并与之保持朋友关系，不能说，这仅仅只是因为他希望保持“人脉”，或者仍然希望获得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世俗成功。别林斯基指出，普希金诗作被本民族世代读者所信任，是因为，它被理解为“朋友之声”。这是一个怎样的“朋友”？是那些跨越藩篱、互通有无的合作伙伴，或者在某个人生阶段之中彼此混同、还未出现分野的青春临时共同体的成员？还是一个被急遽的命运洪流席卷的同时，不忘以一个朋友的率直、玩笑话和简单（一如帕索里尼说：“当我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就变得随性”，这也像是普希金会说出的话），抽空写信告诉我们，和命运中的希望一样，命运中的毁灭也具有可怕的平等性的人？普希金一直保持了“简单”，他说：“和每个诗人都应注意到缪斯的独特面孔一样，也应注意到其简单之处”。但是，“简单”并非一劳永逸。“简单”不仅不出自预设，不仅有待发现，需要在变化着的艺术实践中再现，而且，也是那可怕的人人平等性的体现。这位“朋友”并非一开始就被认可。在华丽而原始的杰尔查文时代，普希金出现早期，被认为是一位欧化的诗人，人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伏尔泰（在文风和思想观念方面）和拜伦（在情感姿态上）的可疑模仿者。这位“朋友”的行文造句风格，以及他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主题，被认为是一个“外来人”的既非俄罗斯风格、而且僭越了彼时文人们的“本地的抽象”的刻意标新立异。但是，仅仅在短暂的一生中，这位只活了38岁的“欧化诗人”就决定性地，使“前普希金时代”被揭示为一个不成熟的时代，而且成为未来俄罗斯文学的开创者。如果，这位“朋友”逾越了俄语，如果一个诗人即一种独特的谈话艺术，这“谈话艺术”可以在逾越了尼采所称的那“个体的非自由部分”的另一种语言中，被聆听和辨认，那么，这位“朋友”的谈话，也是促使我们接近“个体的自由部分”的方式吗？如果说，近代诗人中并没有比普希金更突出的诗人，书写一种基于“朋友之声”的交谈、而非以某个具有自明性意志的命题为主要内容的诗，这是因为，我们也许很少在其他诗人那里看到，普希金诗中对“朋友之声”的挽回。不论在书信诗、叙事长诗和诗剧中，始终能够看到：诗人从内容的纵深活动中返回，转而写下专门对朋友絮谈的诗节。普希金属于这样的诗人：不以闪耀而强调的意象组合，而是以性格化的谈话方式呈现为“诗”。诗句，在濒临陌生化的同时（仿佛作者就要从一个故人成为一个陌生人），也濒临共同谈话的失去与主动挽回的矛盾性时刻。“朋友之声”并非倾诉、讲授和宣讲——不是巴赫金在一篇名为《“演讲体以其虚假性”》的笔记中所批评的那种强势话语——由于它并非神谕和哲学之声，它热情慷慨、生活化而平凡，戏谑、玩笑性质的短语和临时的题材陌生化组合，使之并不是超凡、而恰好是人之平凡的表现，因此，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是命运之声。屠格涅夫在《关于普希金的讲话》（1880年6月7日）中说：“普希金所说的作为回声的诗人（指普希金《回声》一诗），自己被自己吸引而处于中心的、像静态的生活一样的肯定的诗人，被成为离心的、像变动中的生活一样的否定的诗人所取代。”，但是，这位在命运的离心力中，在变动不断的生活中，逡巡而又热忱的诗人，却像在向心力中那样时时刻刻嘱望着平凡生活的世界。这位诗人，在“朋友之声”中从不装作“无我”或者完全客观化，从不取消自己身上的“外来人”形象，而是始终保持自己鲜明的性格。屠格涅夫继续写道，回声是经常被打断的。当回声的对象是现实公众，这意味着：关于现实公众的声音或回声，是经常被打断的。在一篇篇书信诗和抒情长诗中，普希金并没有僭越过这种打断他的力量，而是接受了打断所提示给诗的语言局限——也许，这是因为伏尔泰/拜伦式的那种针对玄学的怀疑论的影响，也许，也因为他心灵中质朴的现实主义，他从不假装有“诗人的特权”可以超越于、或例外于这种打断。普希金从不允许自己兴奋于玄学，在《青铜骑士》结尾，诗人用一具平平无奇的尸体，回应了洪水与君主雕像所构成的玄学，关于那种玄学，诗人、散文家霍达耶维奇有无比精彩地评述：“普希金可以平静看待的东西，在叶甫盖尼来说却是无法忍受的。……后者感到沙皇伫立在波涛上，如同波涛的头颅。……令人不解的是，他（沙皇）那只‘伸出去的手’是要制服群魔，还是要激越他们，引导他们发作。”不同于在《青铜骑士》中作为结尾的尸体，另一种结尾：平静的、具有关系挽回性质的谈话，可以视为诗人坦然接受他的声音（或回声）被现实打断的方式。霍达耶维奇在《摇晃的三脚架》中引述了普希金自己的观点：“兴奋排除了美好东西的必备条件——平静。兴奋不具有智慧的力量，而智慧分布于对待整体的态度上。”。在诸多书信诗和抒情长诗的结尾，如《致奥维德》：
（《致奥维德》，1821年）
诗人从不允许“兴奋”来做出有灵感的姿态，而是让行文停止于平静之中。理解诗作的停止时刻的平静，和理解一首诗在诗行进展过程中的活跃性和张力一样重要。而且，普希金的诗作——尤其书信诗——常常通过温和的批评来实现结尾的平静：
（《致巴丘希科夫》，1815年）
普希金的批评，蕴含着怎样的宽厚呢？当他讽刺，几乎从不讽刺某一单独的个体，而是立刻指向一种整体的行为模式和思想状况，譬如被权贵思想侵染的文化氛围，或者被那些构成了俄罗斯生活的性格现象所显示的群体心灵现实，而且，总是迅捷地指出了该整体。在这方面，他并不具有独一性，我们可以从文章家和小说家们——从伏尔泰、狄更斯们，举出同样的甚至更好的例子。但是，惟有普希金使一种基于群体观察的思想宽厚性，获得了朋友来信般的，叙事诗的谈吐。普希金堪称“一个诗人即一种独特的谈话”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好像常常被忽视。造成忽视的原因，并非我们的文学史认知惯习。普希金的“独特谈话”，常常并不具有如何特出或令人生畏的主题——我自己也难以放弃这一点——它仿佛我们自己说出的话，一如我们在与朋友的谈话中，我们都忘记了，究竟是哪一方，说出了那使我们触动和产生共识的“闪光点”。可是，另一方面，这种共同谈话又处在一种普遍的危机中。我们也意识不到，我们在与敌人，在与我们所反对的事物的对话中，究竟是哪一方，说出了那其实由双方合作产生的、具有剧烈的价值颠倒性并造成了深深伤害的话语。我们更意识不到，已经在许多这样的对话中，我们也参与了对心灵事物的攻讦。与共同谈话同步，共同危机，被以平凡而又独特的方式揭示——这是“普希金式的话语”与它的敌人的微妙、可怖的共在关系：共同谈话的“独特面孔”（好比“缪斯的独特面孔”），既是我们的，也是敌人的。当我们轻视普希金那些平凡而生动的书信诗时，是否正是因为，“共同性”是它的宿命呢？是否正是因为，它恰好表现了共同谈话的、那可怕的主体开放性？如果，由此理解普希金写作中那占据相当比重的“群氓”主题，又会得到怎样的认识呢？正是共同谈话的那可怕的、人人平等的主体开放性，产生了一个在时代大都会中鳞次栉比的、由“庸人”们构成的等级世界；“庸人世界”，并不在一种容易被事先辨认的负面性中产生，而正是产生于那可怕的、人人平等的主体开放性。诗人对此进行的反思，也使他在主题和素材方面，与早期的那个城市诗人相分离。正是那可怕的、人人平等的主体开放性，产生了与公众的表象一致化的“范例的、纯粹的人”——S·伯纳德特笔下的那个作为“纯粹表象”的，“本土的”，具有“潜在的无形”的俄狄浦斯（见伯纳德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一文）。在《论希腊悲剧》中，S·伯纳德特就《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写道：“科洛诺斯只是许多名义上归属、但其存在又脱离雅典的集合”。这是否意味着，科洛诺斯，因此正是人民生活的真正领域？同时，科洛诺斯不仅是俄狄甫斯的归属，也是那“许多名义上归属、但其存在又脱离……”的“纯粹表象之人”——“群氓”的真正城邦吗？在早期普希金的诗作，以及杰尔查文等上一代诗人笔下，帝国的中心城市莫斯科与彼得堡，是多么容易地被比喻为雅典或罗马。在中、后期的生活与写作中，普希金把不同于彼得堡、莫斯科生活的少数民族生活世界，不断写入对“人民”的理解中。那些关于山地、草原和流浪民族的悲剧性叙事诗——例如《茨冈人》和《高加索的俘虏》——无一不深切地写出S·伯纳德特所言的哈得斯本质——“雅典的根不在雅典；雅典的根，最后证明是在哈得斯（死亡/冥王）”。而“哈得斯”，意即“未见过或看不见的”（见S·伯纳德特《论希腊悲剧》）。那个“立足于哈得斯”的山地流浪民族的存在，不断反转着莫斯科、彼得堡式的人民理解。“许多名义上归属、但其存在又脱离雅典的集合”，是“人民”成为同质化的“纯粹表象之人”的场所。在中、后期关于山地、草原和流浪民族生活的叙事诗中——也即被彼时文学界认为诗人“才能衰落了”的诗作中，诗人与那种共同谈话的诗——实质上是首都的诗——相分离。尽管，在仿佛由一种神秘的命运所赋予的矛盾性中，诗人又一次次在书信诗中挽回共同谈话，但是，中、后期的叙事诗，也使早期书信诗中那个年轻活跃的城市诗人显现成了“纯粹表象之人”。在书写中、后期叙事诗的普希金笔下，“人民”不再是与首都政治学叙述、与“国家的视角”同质化的那种“纯粹表象之人”，而是一个“立足于哈得斯”的心灵领域。山地、草原和流浪民族，被作为一种心灵领域来叙述。在普希金的中、后期创作中，哈得斯与科洛诺斯，处在一种紧张的对立平衡关系中。一方面，只有哈得斯才能够打开人民的本质——也即：谁，才是那些可以被称为“人民”的人，那些“立足于哈得斯”而又倾向于自由的人。另一方面，在中、后期叙事诗中，诗人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再能够安适于共同谈话，而是向沉郁的独语之声接近的被逐者——这是中、后期叙事诗的一个隐微而奇特的本质：诗人在非书信体，也即“非共同谈话”、非首都的诗中，在关于山地、草原和流浪民族生活的悲剧性叙事诗中，接近了一种暗昧难明的私人性。同时，诗人的命运说明：他本人也同样走向了哈得斯。由普希金开拓，莱蒙托夫、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继承了这条道路。并且，莱蒙托夫认为（在《诗人之死》一诗中），普希金总是离开亲缘之地而前往首都（可以再一次视为科洛诺斯）的社交生活，而这种生活本来是诗人已经洞悉的病态部分。而这，也使普希金反复成为那个公共化的“纯粹表象之人”，也因此，走向了那场被操作的假决斗，并命丧其中，若非如此，继续生活和写作下去的普希金，将会成为一个多么不同的普希金。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悲剧时刻之一是：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一个离开高加索，前往首都，一个离开首都，前往高加索，犹如一种简明扼要的逆向性，而且，莱蒙托夫同样也死在了一场假决斗中。莱蒙托夫在关于俄罗斯人与车臣山地民族之间的战事，以及在内陆亚洲的民族活动方面投入的关注、亲历经验（因为是在前线作战并屡建军功的军人）和写作，继承了普希金，但其视角比普希金更为客观（这里的“客观”，指在高加索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政府军的战争方面，并不遵循俄罗斯中心主义的立场），可能，也更为深刻。莱蒙托夫深化了私人性，在同类主题的深入方面区别于普希金，也因此不去成为“纯粹表象之人”，并且，因此从未被首都/科洛诺斯授予它们给普希金的那种荣耀，也从而只能居身于较为晦暗的次要地位。“纯粹表象之人”，不仅是主体开放性所需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久久追随着人类的报复吗？但“纯粹表象之人”并不是复仇女神的一种化身——复仇女神，是S·伯纳德特笔下的另一个可与俄狄浦斯对比的“纯粹表象”——因为，“纯粹表象之人”甚至要僭越复仇女神所不能认识到的整全性（S·伯纳德特写道：“她们（复仇女神）由那些不能构成整全的部分所构成，她们对整全一无所知”，见《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一文）。并且，正是在由主体开放性所带来的僭越中，产生了被梅列日科夫斯基称之为“未来的小人”的人。“未来的小人”以迫切的、实证主义的真实性为证据（恰似“许多名义上归属、但其存在又脱离……”），攻讦着心灵领域的真实性。正是“未来的小人”们在急切地区别于普希金——也急切地区别于共同谈话——因为，“未来的小人”在方方面面，都想自我独特化为埃利亚斯·卡内蒂所说的那个“想方设法让别人来帮助自己成为的惟一的人”（《群众与权力》）。由共同谈话那可怕的、人人平等的主体开放性所产生的“未来的小人”，也许是现代民主政治挥之不去的，仍未被认识完成的隐暗面。而且，现实告诉我们，各种不同时期的和现代的“科洛诺斯”——“未来的小人”之都——比幽暗的“雅典”的生命力更为长久。
2、
在《自我分析纲要》中，皮埃尔·布尔迪厄写道：“尽最大可能做好一项艰难职业，该职业旨在促成被压抑的东西再现，并且当所有人的面说出没人愿意知道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诗人的工作，理解为使一个时期的心灵领域中的、以及人类文明成就中的那些“被压抑的联系”再现，这意味着，诗人的工作不仅是对“尚未被人领会的关系”（语出雪莱《诗辩》）的发现，也意味着——这也是诗人的第一实践——是在建立这种关系中实现一种新语言。如果说，诗需要“优异的文风”，是因为“优异的文风”本身，同样也是人和语言之间的一种被现实压抑了的联系。我们可以把《“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理解为诗人关于一种“被压抑的联系”的果敢声明——
这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是一个坐标，标志着那“被压抑的联系”——那条“人民走向它的路径”——也标志着：一个与对立面竞争、并终于被抵达的心灵领域。当一个诗人声称“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们容易认为，这是一个例外于现实世界的、可以被原谅的抒情时刻，是一个诗人申述其特权与姿态的时刻，并且，也是一个不会成为现实的自我许诺。因此，对普希金的“纪念”属于这样一种纪念：并非为历史信息去再制造物质化的标记（雕像、纪念碑），而且具有重复性，而是提醒并促使我们与世界的负面力量之间产生分离。这首诗，不仅不是一种自恋的言说，而且独特罕见。假如广为比较，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少有诗人这样自我叙述。不论普希金是否仅仅只是在改写贺拉斯，使这种自我叙述因简明、宽宏的语言效率而再次获得恰当性，很少有诗人这样叙述自己与未来公众的关系，贺拉斯不会这样，憎恨佛罗伦萨的但丁也不会，拜伦和波德莱尔则与“虚伪的读者”咄咄争辩，瓦尔特·惠特曼又确实有夸张之嫌。据我所知，中国有两座普希金像（后来一位朋友纠正了我，还有第三座，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一座在满洲里的一个以“俄罗斯风情”为主题的赝品公园中，站立在无人问津的一隅，做着挥手告别海洋那“自由的元素”、返回不自由的内陆时的动作。另一座在上海，也较为知名，当我告诉出租车司机，我的目的地是那座雕像之后，司机的谈话令我惊讶，他说：“今天再没有人配得上造一座这样的雕像”。我必须以一种非惯例的方式，控制我撰写此文时每每涌起的情感。我所指的控制感情的惯例方式，即T·S·艾略特所提倡的“逃避感情”的方式。我也不认为，人与雕像的那种古典或传统的相关性——那种公示价值的方式，可以概括今天这个世界的、不同的人的生命及其事迹的价值。但我想，“今天再没有人配得上造一座这样的雕像”，也就是说，也许，今天没有一座雕像能够像“非人工的纪念碑”，带给我们一种明确的区分——它区分了“人之所是”与“应当是”，区分了局限与希望。可以把“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的“非人工性”，视为与那种社会化的、重复浇铸历史价值的“纪念”的分离，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一种文物保存的意义上去理解它，并且，它会再一次带来如上所述的区分，因为“人民走向它的路径不会荒芜”。这首诗也告诉我们，“人民”是那些说着“现存的每种语言”的山地人与草原人，是那些从普希金时代到今天，依然反复“被压抑的联系”：“人民”，与这首简明宽宏的诗所带来的区分，具有同质性。我们是否拥有这样的一位汉语诗人，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并与我们的山地和草原息息相关呢？今天的实践，也许相反，不再是山地和草原们去走向某座“非人工的纪念碑”，而是我们要去走向山地和草原，走向非汉语民族的“大脑文本”——那“被压抑的联系”——那另一座同样的“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们不仅不是普希金诗中那种伟大的区分性的预先持有者，我们更需要自己去走向非汉语民族的“非人工的纪念碑”，才有可能由此呈现那种区分。如果，这些“被压抑的联系”不会再现——并且，那种伟大的区分，如果不能由此再现，我们也许就不能像普希金所称“整个伟大的俄罗斯”那样，把“中国”再称为一个伟大的国度。那么，我提到这些，是在为一个如此著称而又被遗忘的名字赋予某种“当下性”吗？这是必须的吗？在文学写作、阅读和现实生活中，那常常作为机智、争论和攻讦的表现场所的“当下性”——那在必要的民主议程中，被视为迫在眉睫却又低效（“低效”本身常常具有一种伦理意义）的“当下性”，那个“议会”，不是逐渐蜕变成为了一种更为内在的意识，一种也许可以被卡尔·波兰尼所认可的“个人知识”了吗？当我们说，当一个作家被遗忘，便是开始阅读他/她的时刻，这也是因为，作家需要通过那在议会时间以外的死亡，来参与我们的“个人知识”的形成吗？我们可以向理论知识要求一种约定的、合法的“当下性”，但是，如果要求“个人知识”的“当下性”，这意味着什么？作家正是通过那在议会时间以外的死亡，帮助我们在某种并不完美的“当下性”中，成为担负了上述品质——文体的和人格实践的——在变动中的实现的人，也成为一种存在于分离和希望之间的人吗？拜伦的政治性诗作，被彼时英格兰批评家揶揄为“被压抑的议会发言”。这样的“议会”，也存在于接受了拜伦影响的普希金诗中吗？在全部的人生活动中，普希金没有一次成为直接从政者，也没有过拜伦的那种想要通过加速写作，解决完文学问题，然后全心投入政治生涯的贵族抱负。尽管，普希金曾卷入时代中的青年政治运动，并因其言论遭到流放——正是流放使他走向中、后期对山地和草原的探索——但是，他更接近于亨利希·海涅那样的人，不属于主流社会，也不属于“革命的男人们”，而是一个“可疑的第三方”。我们可以把普希金的许多书信诗，视为他对彼时的青年同盟所说的话。诗人只是把这一青年同盟限于私交范畴，从而维持自己在时代中的公共性。但是，如前所述，奇特的矛盾是：诗人在中、后期探索山地和草原民族的那些具有鲜明客观性的叙事诗中，才产生了一种私人性。从普希金的全部写作和人生活动，可以看到，诗人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以及与公众的分离的一条矛盾而又具有本质性的道路。但是，这样一条诗人之路——而非顺理成章的与私人或与公众的关系——正是诗人走向未来时空的道路。我们可以把诗人与私人、与公众的那种具有一般正确性的，在意义上顺理成章的关系，视为诗之衰落，因为诗人不再有能力不仅从写作中，也从人生实践中，走向与私人和与公众的社会关系的双重偏离，成为一个也许会被柏拉图批评的“第三方”（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作《阐述了的柏拉图》，可以视为反柏拉图的“第三方”的一种现代版本）。在《“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中，诗人对未来时空发言，他没有立刻让这一未来时空，成为密茨凯维奇式的、以及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意义上的那个“前夜”。诗人设想了一个较能够选择友善而非伤害毁损——因此，或许也较为成熟的未来时空。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普希金以降，几乎所有的文学写作者，都不同程度对未来抱有悲观论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晦暗性，但“现代俄罗斯文学之父”本人却气质明朗，也许，是俄罗斯文学中唯一明朗的诗人。诗人所理解的未来时空是宽宏的：“人民走向它的路径不会荒芜”。并且，不同于现代诗人——譬如奥登，以全景式和具有公共教育性质的批评讲演之声重申了那个“第三方”的价值——普希金却以性格化的声音，拓宽了与私人和与公众的社会关系的偏离，使“第三方”在时代中开启的共同谈话经历了转化，成为如上所述那种伟大的区分。并不是说，相对于现代诗人，普希金是全然“素朴”、感性化和非知识分子式智识的、或者是一种“前诗艺”的诗人，恰好相反，性格事实首先就是诗艺的事实。性格活跃性，在一首诗的进展、变化和结体中起着活跃的作用。行文的警练与活跃，以及那被称为“奥涅金诗节”的形式创举，首先，是由性格活跃性所呈现的生命事实，因此才是美学事实。在认为过去的——或过时的——文学只能存放在历史材料的档案库里，偶尔被“议会”取用之后，过去的文学，也许会忽然在某个普鲁斯特时刻全部涌现。对于我，这篇散文成形之前的两年，是一个崎岖的、暗房般的过程。我在几种不同的全集译本中的那些写给朋友的书信体诗、果敢的讽刺诗与颂歌、关于少数民族与政府军的战争的叙事诗、复杂的历史诗剧，在那些主题与素材方面具有开创性的短篇小说、明快的速写杂论和令人感动的未完稿中逡巡。我所写的若干片段，犹如底片，有的随时间过去而作废，有的则久久悬置在濒临成像中，其原因，除了因为我的才识粗浅，或许更在于，我依然有意无意的，试图把它置于那个我依然倾向于同意它不可或缺的、那个由当代意见构成的“议会”中。这种错误的置放——和废品带来的昏暗同步——几乎会使一个今天的汉语现代诗写作者，失去推动他写这样一篇散文的可能性，也许，也会使他失去自己的写作的未来。直到有一天，《“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以及随后重读的《致奥维德》，从我昏暗的迷失感中，蓦然耸拔而起，而且，成为我希望与自己过去的写作相分离的时刻——
（2007年我在拉萨第一次抄写以上这几首诗，在对比冯春、查良铮的译文基础上略微有节奏上的和简洁化的修改——作者。）
在第一个诗节中，那神秘的诗句“惊讶吗？惊讶于这种命运的变形？”，暗示了这首诗的含蓄而惊人的思路。那被放逐的、来自夏日国度的帝国诗人，“被波浪玩弄”，第一次“踏上这被冬天铐住的波浪”——那陆地上的冰层，使帝国诗人举步维艰，与此同时，西徐亚人——不同于“帝国公民”的“野蛮人”——却能够“浮过波浪/或者镇静地行进在坼裂的冰上。”这，是通过自然力所显现的两种命运。接下来，诗人转而叙述那过去的荒原在此时此刻焕发的自然生产力，并不失时机地以诗人自己的帝国首都莫斯科为对比，后者，正处在严寒中，而诗人所在的流放地却“暖意如春”，诗人想起他的罗马前驱“那胆怯的试验”（“你犹豫不决，让你的脚第一次/踏上这被冬天铐住的波浪”），两种情境，构成了深邃的颠倒，那“命运的变形”。随后，诗行给予了我们一个惊人的时刻：“在新结的冰上”——这是普希金写作的时刻，同样，也是一个区分了过去与未来，区分了帝国与自然力，区分了局限与希望的时刻。由自然力、由冰的变形所呈现的“命运的变形”，构成《致奥维德》含而不露的对比和张力结构。诗人从容不迫，并不紧急地呈现了这一对比性和张力结构。普希金属于那样的时代：一个诗人坦率大方以前人自况，并不被自我书写为——以及被评论者指认为——僭越和虚妄的时代，和《“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一样，《致奥维德》表现出同样的果敢与恰当性。一个今天的诗人，如果敢于以奥维德和普希金自比，则需小心谨慎，把自己约束在个人现实身份和语言伦理的自我管理之中。“新结的冰”，与曼德斯坦姆在20世纪初的流放地所听见的那“最初的冰”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命运的变形”呢？在以从容扼要的行文写出“冰的变形”之后，诗人的叙述并未立即停止——现代诗人则容易及时停止在隐喻的完成时刻（也许我们过于迷恋“盒子关上时的咔嗒一响”）——而是偏离诗的主干，返回到书信诗的那种朋友身份的、挽回性的共同谈话中。最后一个诗节，帮助我们告别罗马诗人、也告别关于帝国和自然力在不同时空中的命运变形的沉思，返回处在危机与平静的双重性中的现实时空——也许，它正是那层“新结的冰”。站在“新结的冰”上的普希金，像每个希望被未来阅读的诗人一样，也处在一种诚实的危机感中：“几代后人将漠视我的姓名/如同黑暗中的牺牲”。并且，最后一个诗节，促使我们自问：今天，谁是我们的“希腊人”？我们是否认出了他们？他们是否已经在不断叩击我们的当代大陆的大门？我们——在21世纪的无名命运中继续写作的汉语诗人们——也颠沛在语言的荒原，处在那遗忘的、“黑暗中的牺牲”之中，我们，也“在乖戾的命运中”，“名声不等，但际遇相同。”《致奥维德》结尾的诗行，那如同在“平静缪斯”的目光之下的率直而又节制的独白，既进一步地、也尤为朴素地明确了这首诗的动人力量。这首诗，也在另一侧面，补充了《“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的那种区分之声。
→ 被破坏的诗，以亚历山大·勃洛克《十二个》为例
→ 两次帝国之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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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书刊审查者 | 海涅&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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