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传播：以文学记忆串联起的时空叙事 | 大运河系列研究3
一个新的坐标点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存在，能串联起历史，又能启发未来。大运河遗产隐型的历史品格书写才是运河文化的核心价值。
文学对这种价值的担当是无可替代的，文学串联起时间与空间的历史记忆，就像运河水绵亘千里，在流淌了千年的岁月中编织出一段段水土之上的河域文明、生态民情、物产风俗和生命热血的传唱。
“悠悠华夏，兴衰更替；绵绵运河，丹书繁芜。”如同小说《永远的大运河》，以史诗般的气韵，做到了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并举，唤醒了曾一度受到后人冷漠忽视的运河记忆，让世人铭记大运河的过往并由此昭示希望蓬勃的未来。
对地域文明历史记忆的模糊与欠缺是令人担忧的，每一个对过往时间节点上的回顾与再创作，都是对回忆“不忘初心”的尊重，而诗词、散文、小说、书籍这些文学创作媒介，都是装载运河文化符号的最好容器。
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众志成城的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把蒙尘的大运河记忆从掩埋的历史中拎出来，给大运河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传播了大运河文化。
运河遗产申报工作是一个浓缩的运河文化之“场”，如今适应时代所需，需要更多的文化记忆之“场”去加以形塑、建构，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便是对运河精神品格的深入理解，对运河文学在地域记忆上的符号加以重塑。
河流与文化的相伴而生毋庸置疑，当我们常说长江、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时，相对来说，人工开凿的大运河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长江、黄河自然流淌，从满足人们的生存所需，逐渐到孕育出民族古老的文化，而运河文化是在源头上就是人类赋予的。
在漫长的岁月流淌中，运河水与运河人相伴而生，情景融合，在水土的孕育融汇中，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政治经济和记忆的敏感羁绊中互生互长。
这条流淌千年的人文之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沿岸子孙共同生长的集体记忆，河岸之隔，阻挡不了人河相依无限交织延展的命运——
一方面，运河之于人、运河之于地域的影响不可磨灭，运河沿岸地区的发展与演变，历史文化与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兴衰，曾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运河水利的兴旺与否。
另一方面，人作为个体与运河命运相依，无论是个人的情感抒发，还是地域族群对运河的集体记忆，都在不断的刷新、创作和解读，运河文学的因运而生是大运河最人性化的精神符号，也是最好的记忆媒介和传播媒介。
对比于长江和黄河在不同历史时期缓慢的变化，大运河则不然。漫长的流淌中，大运河不同河段开凿、修建的顺序有先有后，在流淌的过程中有丰水期，也有断流期，它一直在不断变化的状态，而且受时代因素的影响较大。
与此，运河文学的表达对时代变化的感知就更加敏感，围绕大运河，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或共同记忆有着不同的主题，对运河文化记忆的书写就有着更为强烈的时代性和历史沧桑感。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命人开凿邗沟，联通长江和淮河；隋朝在天下统一后做出了贯通南北运河开凿“永济渠”。白居易的《隋堤柳——悯亡国也》：“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其中“隋堤”就是隋朝大运河的河堤，“汴河”就是隋运河沟通汴州到淮安一段。
由此来看，大运河在初成阶段就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本来一统江山的隋朝在大运河贯通后亡国，引发唐代诗人对开河与亡国的关系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产生了如白居易的耀眼的运河诗词。
繁盛时期的大运河，既以最壮观的河道、码头、仓库等物质形态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又以新风新俗、新思想新观念等非物质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诞生了《水浒传》《金瓶梅》等经典运河小说。
进入现代以来，随着1842 年英军封锁运河、1853 年太平天国阻断运河、1911 年津浦铁路建成代替运河，大运河逐渐走向没落，运河文学作为传播媒介逐渐成为书写、纪念时代兴替的“场域”。
1938年出版的《北运河上》传递出抗日战争动员的时代号召；《运河的桨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支部依靠群众与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富农进行斗争的主题；《运河风云》以运河城市济宁为背景，写了明朝永乐年间疏浚大运河济宁段的历史场面。这些作品既塑造了运河滩上的众生相，又演义了沿线城市的时代巨变。
这些文学作品记录了共同的运河记忆，反映了时代的变迁，而大运河在这些作品中又像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历史见证人，兴衰成败牵连之间，展现着一时一地之景。
历史节点坐标当下，京杭大运河在历史的沉淀下形成了如今的七个河段，自北向南依次是：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
每一段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风貌，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基于对运河价值和意义理解重视不同的流域管理现状。不同河段或否淤积、水深状况、丰水期和枯水期，能否便利通航等等各不相同，给运河申遗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2014年，大运河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
国家采取了“片段申遗，整体保护”的策略，对大运河进行调查、保护和管理规划，最终在2014年6月22日申遗成功。大运河申遗，是对历史文化记忆的再一次挖掘、强化与国家层面的立意拔高，是以申报遗产项目形式的文化符号形塑。
在以申报项目作为媒介的“记忆之所”的强化与传播下，反映了新时代下建设文化强国，加强民族自信力以及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
肩负着新使命的大运河尤其需要在文化和旅游的浇灌下，建立更多的“记忆之所”，盘活众多珍贵的资源遗址，加强运河流域之间的文化协同，树立导向统一的文化意志，从而构筑城城协作、城景融合的“场域”文化生态，最大限度的发挥运河当代价值，传播运河文化。
文旅动作加持下，运河遗址、博物馆、运河公园是最好的“记忆之所”自不必说，围绕运河活水，打造“水上会客厅”是强化“记忆之所”的有力创意途径。
开发运河旅游线路，打造水路结合的休闲度假产品，如游船娱乐、水上垂钓、逛古街古寺、放河灯、住客栈以及开发夜游经济等等。另外，皇帝出游、船娘摇橹、纤夫拉船等等，参与性强的体验活动、节事节庆是再现历史场景的最佳“记忆实践”。
文旅保护与开发是现实作用于空间上的显性表达，是实实在在的运河“记忆之场”。回到对运河文学传播的媒介上来，人们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隐型的文化更加不能忽视。
小说、诗词、散文、戏剧、绘画、书法、篆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舞蹈、曲艺、科学技术等等，都构成了运河文化的精神实质，这些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戏剧、文学等文化形式，是最好的运河符号记忆，是运河文化层的宝库。
现实文学《永远的大运河》，描绘了大运河的古老经历了千秋的风雨烟云，大运河的悠长哺育了无数百姓、城镇，印证了作者刘凤起提出的概念———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父亲河”，镌刻了两岸埠铺的锦绣，凝聚了亿万百姓的辛劳。小说不仅传唱运河英雄疆场杀敌的高亢战歌，也是作者在研究运河文化的基础上为读者展示的壮美画卷。
其实，“运河文学”概念最早的提出是与“乡土文学”相绑定的。运河与乡土，勾连起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且看《蒲柳人家》中被何满子想象成“鸟笼”和“蝈蝈篓儿”的院子:
“四面是柳枝篱笆，篱笆上爬满了豆角秧，豆角秧里还夹杂着喇叭花藤萝，像密封的四堵墙。墙里是一棵又一棵的杏树、桃树、山楂树、花红果子树... ...奶奶连巴掌大的地块也不空着，院子里还搭了几铺黄瓜架；而且不但占地，还要占天，累累连连的南瓜秧爬上了三间泥棚茅舍的屋顶，石磙子大的南瓜，横七竖八地躺在屋顶上，再长个儿，就该把屋顶压塌了。”
如此盎然生机的运河农家小院的画面跃然于纸上，在作者刘绍棠的笔下，展现出运河人家的农耕本色，生动自然，又饱含着人文气息。
再看大型舞剧《遇见大运河》，它结合历史题材与现代艺术，将大运河从形成、繁荣、变迁、废止到新生的千年历史展现给观众，折射出我国关注历史传承、保护生态的人文关怀。
《遇见大运河》通过舞者声情并茂、边说边舞的方式，将整个演出连成一气，以口头语言和动作语言向人们深刻地传播了运河文化，并成功的以艺术魅力吸引了国内外广大民众的关注。
在运河申遗成功三周年到来之际时，首届“京杭大运河国际诗歌大会”在杭州桥西历史街区正式启幕。由诗人舒羽为代表的“运河诗社”从杭州出发，以运河全线18座城市为线索，串联起京杭诗歌的纵贯线——“18城的诗想”。为此，运河集团专门打造了一艘“运河诗社号”漕舫船，供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在大运河上浅吟低唱。
新节点造就新机遇，通过活动的开展，宣传了杭州“沟通、开放、包容、交流”的运河文化，以运河“记忆实践”的强化，整合运河旅游资源，推动了运河周边文化产业的发展，寻找运河旅游文化的新机遇。
“运河通禹甸之脉，周二千余里”。影视媒介的线上传播同样让运河记忆再现银幕。2017年6月22日，“瞬间的相遇·京杭大运河国际诗歌大会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三周年盛典”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演播厅盛大举行，晚会以古代士大夫装扮者朗诵的《运河赋》拉开帷幕，以运河主题现代诗歌朗诵《那座桥那条河》再现了江南运河边人们自在生活的风俗人情画卷，还包括非遗手工、民间艺人等文化情景记忆再现。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复加深和雕刻创作的运河记忆就这样如同鸟雀衔枝，筑巢反哺，不断丰富架构，最终产出了属于当下最新的，我们共同的运河文化记忆。
大运河滋养了一方水土的鲜活与深沉，推动了八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大运河激活了民族的韵味与哲思，蓬勃着人性的自然与活力。
以传播加深记忆，以记忆唤起民族自信力，尊重大运河的整体性、历史感、文化魂和文学梦，真正实现经济与社会、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共生，大运河的记忆叙事，必定不负时代文化强国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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