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寄语 | 新百年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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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百年 新篇章

 白长虹

    1919年，在两次试办高等教育受挫后，我国著名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先生以坚强的意志和教育救国的决心，创办了南开大学。今年恰逢南开大学建校百年，1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充分肯定了南开爱国奋斗、公能日新的光荣传统和办学方向。习总书记说： “我们现在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我们要把学习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为之而奋斗。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希望你们脚踏实地，在新的起点做出你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成为南开大学新的骄傲。”这是习总书记对所有南开人的期望，也是对每一位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期望。

    南开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办商科的大学之一。1919年创立时，南开就设文、理、商三科，“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抱负俨然成型。1923年，南开大学已设有普通商学系、银行学系和会计学系，开设经济学原理、会计学、货币与银行、商业地理、公司理财、商业组织与管理、广告学等30门商学课程。1924年，学校做出规定，商科学生毕业论文必须选择中国问题。同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商学会以“研究吾国商场需要、出产品质、顾客心理、商事习惯……学理与事实并重”为使命，“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深植于商科教育之中。

    百年商科，这是一份厚重的历史积淀。为了探索工商管理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工商管理学术研究的路径，无数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20世纪20年代学科初创时，何廉教授回国任教，为商科学生开设公司理财课程，并积极致力于商学及经济学课程的中国化和合理化建设；抗战南迁之时，陈序经教授曾主持以南开大学商科为基础组建的西南联大法商学院，使商科薪火得以相传；改革开放以后，陈炳富教授提出了“四结合”的学科建设思想，并根据这种思想建立了我国管理学领域最早的博士培养方向——管理比较研究。这些大师们的思想和努力，都凝结在南开百年商科的历史中。这段历史激动人心，使人自信，让人敢于迎接未来的挑战。

    工商管理学科是一个充满变革的领域。这种变革的动力首先来自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技术革命成果对组织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对此人们早已有清楚的认识，但新一代技术与老一代技术的本质差别却会衍生出许多课题。正如加里·哈默所说，许多企业“仍然在践行早已过时的管理范式——宣扬的是19世纪发明的管理哲学，采用的是20世纪中期的管理流程，而运用的高新技术则来自新生的21世纪。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社会进步对组织的影响，会通过组织成员表现出来。新一代的组织成员有着新的生活观、文化观和工作观，他们有更为自主的判断，对组织和领导的要求也与以往不同。明茨伯格所称的“组织的五种引力”或许还持续存在，但五种力量的变化方式却会发生变化。就这些变化而言，工商管理永远不会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永远萌发着勃勃生机。

    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的另一种动力来自多种学科的交融。在学科形成之初，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分支就作为根系滋养着工商管理学科的大树。而这些分支上取得的新成果，自然也为大树的成长增添了养分。例如，大数据和统计学的发展，使得商业分析成为一种非常有力的辅助决策工具；认知神经科学的成果正在推动行为科学迈向一个新高度；生命科学、复杂系统理论和混沌理论已经成为学科大树一个新的根系；数字生态、数字经济又在改变着学科的生态环境。一些学者还尝试将量子力学、耗散结构理论引入工商管理学科，并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人们的思维模式是否必须改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认识论或方法论角度给出学理上的回应，是理论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任务。

    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的核心动力来自管理实践。工商管理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管理实践原本就是管理理论的主要来源，而管理理论的成果又为认识管理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注意到有些被称为标杆的企业未见取得足以称羡的业绩，对于最佳实践的研究也远未达到认识其内在道理以启发其他管理者的目的，像《追求卓越》《基业长青》这类书籍中介绍的企业，有的实际生命并不长久，有的经营业绩也低于资本市场上的平均收益率。市场竞争的浪涛不断涤荡着“最佳企业”的名录，人们需要用新的目光审视最佳实践，从中发掘对其他企业真正有借鉴价值的道理。对最佳实践的研究，不是为了打造光环效应或制造某种神话，而是需要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开展有深度的研究。

    百年南开，汲汲骎骎；百年商科，月异日新。站在下一个百年的起点上，本刊会辟出适当版面，反映工商管理学科演进的旋律，力争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工商管理教育、研究、实践、发展，让中国管理走向世界，希望每一位作者、读者、编审，都为之付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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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诗苑

审核：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