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欣赏交响乐的大门逐渐打开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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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曹利群

听众一词，英语写作“Audience”，来自14世纪晚期的法语，源于拉丁语的“Audentia”即“听觉”。到了15世纪，有了“听众的集合”“在一个范围内一起听”的意思，再引申为“观众”“读者”。中文翻译很传神，无论“听”还是“观”，都显示了某种在场（国人所谓“听戏”就是指现场），而“众”则言人数之多。

一场音乐会，有听众必须先要有乐团、演出场地和定期举办的音乐会。以北京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十多年的各种磨合，到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乐团在西方曲目的扩大、演出经验的积累、自己培养的指挥担当大任，以及演出场地的落成（1961年8月5日北京音乐厅开幕）等各方面都具备了满足北京观众的需求。虽然还没有“音乐季”，但中央乐团有了例行的星期音乐会，显示出古典音乐生活迈向常态化。1962年6月23日、24日，李德伦指挥、顾圣婴担任钢琴独奏，与中央乐团合作了两场星期音乐会：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和圣-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报纸评论她的演奏“感情真挚”“富有诗意”“细腻抒情”，现场一位观众写过一个生动的聆听随笔，可惜没有录音传世。当年7月，李德伦带着乐团赴东北巡演，在俄罗斯侨民众多的哈尔滨，听众对俄罗斯作曲家曲目赞赏有加。李大爷现场解说不时夹杂着流利的俄语，台下的观众十分开心。黑龙江日报刊文说：“李德伦以幽默、通俗的解说介绍了各种乐器，为广大听众欣赏交响乐打开了一扇大门。”可见从那个年代至今，音乐普及对观众来说一直都不可小视。

说几件我经历的事。

1959年，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洪湖赤卫队》到北京为“十年大庆”献演。记得二叔从老家来北京看望我们，刚巧赶上父亲有三张票，就带着我们一起去了北京西城区的二七剧场。6岁的我，竟然阴差阳错听了一场歌剧。估计票是父亲单位发的，那个时候的演出市场远没有形成。我们坐在二楼，剧场里的人满满的。儿时的记忆力好，每一幕戏，韩英、刘闯，甚至是每段合唱的歌词和旋律我都记得很清楚。由此就喜欢上了中国歌剧，电影《柯山红日》《红珊瑚》等都看过不止一遍。当时，原创歌剧藉着电影的形式，得以传播给更多的观众。进入21世纪后，国内的原创歌剧反倒是曲高和寡。像《骆驼祥子》这样连演数场且广受欢迎的剧目没几出。

1979年3月，小泽征尔（中）率波士顿交响乐团与中央乐团在首都体育馆进行联合演出。

1979年是中国古典音乐界热闹的一年。3月，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6月，斯特恩访华；10月，梅纽因和卡拉扬相继来到。因为都是内部分配票，普通观众很难得见。后来看过一个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里面有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与斯特恩联袂演出的实况片段。那年月，听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简直就是仙乐，台下的观众如枯禾逢雨，全场都是热情的面孔和渴望的眼神。20年后的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上，李大爷最后登台执棒，与老朋友斯特恩再度同台，依然是当年的作品。两位老友最后的合作，场面之感动让我至今难忘。

1999年，李德伦与斯特恩最后一次合作。

另一个值得说的是1996年。那一年，中央乐团改制为中国交响乐团，成为国内第一个做音乐季的院团。虽然没有票房的考量，但已经有了票务的概念。很多观众都是购票来听音乐会的。客座指挥家尤其吸引观众。北京音乐厅的门口居然有了票贩子。每场演出都有节目单，听众可以提前了解曲目。中演公司也在21世纪剧院举办了“北京交响音乐年”，请来了好几支国外的著名乐团。观众也逐渐熟悉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梅塔、迪图瓦、阿格里奇、穆特这些艺术家的名字，喜欢古典音乐的人日渐增多，听现场的朋友经常见面。1997年，21世纪剧院举办穆特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票在半个月内销售一空。最后竟然是一票难求。我只好忍痛把票让给了西安的一位朋友。那个时候除了北、上、广，其他城市少有国外乐团的演出。于是开始有外地的观众专门乘飞机坐火车到北京、上海看现场。时间久了，很多乐友都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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