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川数次，一日和朋友吃火锅，说起作曲家杨新民先生在开自己最重要的一场管弦乐回顾音乐会时得知了自己确诊为白血病晚期。火锅冒出的热气缭绕满室，朋友坐在对面说得泪眼婆娑。5月的最后一天，杨新民专场音乐会由指挥家肖超执棒四川交响乐团，奏响于成都云端天府音乐厅。这是73岁的杨新民首次举办专场音乐会，从事音乐创作几十年，其中蕴含的感情不言而喻。两个月前，噩耗传来，正在筹备音乐会的杨新民被确诊为白血病晚期。面对突发状况，他坦然面对，不愿放弃这场珍贵的音乐会，更不忍放弃自己热爱的音乐，想用一场音乐会作为自己创作生涯的总结。笔者采访杨新民时，他正躺在医院ICU的病床上，回忆起自己的创作生涯，杨新民有些不舍，又有些释然。他说，自己的创作生涯，已经通过那惟一的一场作品专场音乐会，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了世人。5月31日，“有温度的乐音·杨新民作品音乐会”由指挥家肖超执棒四川交响乐团，演出了杨新民的12首作品。上半场《弹戏》蕴含了巴蜀传统古典戏曲神韵，力图呈现当代音乐文化的审美气质，素材选用川剧的昆腔和弹戏两种声腔作为此乐章的核心主题；《两个荷包》《嘉戎雪线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峨眉山的石径》《攀枝花在哪里》体现杨新民对巴蜀山水的热爱；下半场《怒江谣》《爱的光芒》大气磅礴；《归来》《君未归》等抒情作品承载着杨新民对岁月的深切追忆。
这是73岁的杨新民首次举办专场音乐会，这个梦想一直深藏在他的心中，即便他现在身患重病，也退休多年。杨新民曾表示：“这次音乐会的作品面向大众，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更接地气一些。这次面向大众做一个汇报，也算是对自己创作生涯的一个总结和交代。”杨新民曾担任四川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开这场音乐会是很早之前就有的计划，由于疫情，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实现。今年上半年，乐团突然通知四川交响乐团常任指挥肖超准备执棒演出这场音乐会，原因是杨老师确诊了白血病晚期。当肖超询问杨新民可否等六七月份自己和乐团时间更充分时再演出，杨新民回复：“不要拖到6月了，那时我不一定还在了。”于是，指挥与乐团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5月中旬投入视奏。肖超拿着录制的视奏小样到杨新民家中，请教作品的处理方式。此时的杨新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严重时要靠注射吗啡来缓解病痛。他坚决不住院，不愿意在医院花钱，他要把不多的积蓄拿来开音乐会。这样一个走路都会浑身疼痛的人，讲到音乐却神采飞扬。从下午两点一直讲到晚上七点，杨新民把所有作品的速度、写作背景、写作时的状态事无巨细地告诉肖超，又逐首听小样，指出其中需要改进的不足之处。在四川交响乐团艺委会主任牟岭虹的主张下，除却场地费由杨新民出资之外，乐团与指挥分文不取。大家被杨新民对音乐执着的信念和热爱深深打动。杨新民的作品，形式与风格包罗万象。除音乐会上演的作品外，还有管弦乐《橘色年轮》、交响诗《裂谷风》（为交响乐队而作）、混声合唱《神奇的面具》、室内乐《火把》（为六位演奏家而作）。此外，他的影视音乐创作也有很多成果，包括《尘埃落定》《百年巴金》《湘西往事》《我在天堂等你》等，其中，《尘埃落定》片头歌《远去的传说》获2003全国优秀电视金鹰奖歌曲提名奖。他的创作风格可谓无所不包，古典、浪漫乃至现代音乐，他都能自如地结合进自己的音乐语言中。他偏爱结构完整、篇幅规模中型的纯乐队作品，这样的作品在音响上往往能给人震撼之感。纯乐队作品能做到集个人作曲技法之大成，实属不易，也是作曲家的人生写照。杨新民的儿子杨首株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教师，他认为父亲的创作一直以一种极其严谨而又不拘泥于特定技法的方式在工作。无论其作品所针对的对象是群众歌曲还是学院派的交响乐，这种写作标准一直贯穿他整个职业生涯。“比如《残春》的创作，这本是一首非常学院派的作品，追求猎奇的音响和形而上的立意。通常情况下，很多作曲家更追求作品内在的音高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和逻辑陈列关系。而他成功地把那些繁复音列关系完全溶解于自然的音响共鸣中，使得那些复杂的音响逻辑在听觉上却异常淳朴和清新。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作曲家娴熟的写作技巧和听觉、直觉高度统一的能力。”肖超回忆：“上大学时，我修过杨老师的电子音乐选修课，他扛着沉重的硬音源在学校里行走的场景历历在目。这么多年里，我们一直亦师亦友，我作为二胡演奏者、歌者都参与过杨老师作品的录音。做了指挥后，杨老师只要来听我的音乐会就会给我建议，经常发很长一段的信息。我很享受演绎杨老师的作品，也很享受和他一起品评音乐，听他犀利地点评许多人世纷扰，他在各方面给我很多启发。”一次肖超指挥的西南财经大学交响乐团准备排演他的《草地回响》，杨新民毫不犹豫地答应并且不收取乐团的借谱费。肖超对杨先生说：“钱不多，但是乐团一定要表示对您的尊重。”杨新民答：“谢谢肖超，那这个钱就拿来给我买骨灰盒好了。”
1950年，杨新民生于四川遂宁。童年的日子虽然清贫，但杨新民的精神世界却十分富足。杨新民的父亲是一位读过旧式私塾的旧职员，接受过良好的传统人文教育，家中存着许多线装书，满室书香为杨新民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从小耳濡目染之下养成的阅读习惯、积淀下来的丰富知识，对杨新民的思维方式和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小学高年级，杨新民开始接触音乐，当时没有条件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只能靠自己摸索，去“玩”。“初中时段，课余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尽力去找不同的乐器摸索练习，二胡、笛子都是在那个时期‘玩’会的。当时几乎惟一的音乐音响来源就是听有线广播。”杨新民说，出于对音乐的酷爱，每一种能搜集到的音响他都饶有兴味，然而，能在学习音乐艺术的道路上坚持下来，最终靠的还是自律和持之以恒的信念。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席卷而来，在这种政治愚昧、文化封闭的条件下，几乎不存在教育一说。热爱音乐的杨新民偏在这时对小提琴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小提琴。那时候，在四川想要找到一本小提琴乐谱比登天还难，一是由于当时译介的种类并不多，更重要的是，西洋乐器的谱子在当时属于禁书、“毒草”。无奈之下，杨新民就只能用蓝色工业晒图纸偷偷影印乐谱，或设法将找到的乐谱誊抄下来。自学小提琴不久，杨新民开始尝试音乐写作。在初期的创作实践中，杨新民会拉琴的优势显现出来，他的作品让人一听就知道“作曲者是熟悉弦乐器演奏技法的”。1969年春，杨新民下乡当知青，在繁重的劳作之余，仍然坚持练琴。当着村民的面不便练习，杨新民就躲到人们听不到的地方练习，比如装满红薯的地窖，“加上弱音器，（地窖里）声音屏蔽倒是不错，只是混响太过分了！”杨新民先在“文革”宣传队，继而在绵阳地区川剧团二团拉小提琴。在戏曲乐队拉琴的同时，杨新民还负责将现代京剧移植成川剧的工作，同时为川剧团混合编制的戏曲乐队配器。在没有足够的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杨新民只能靠对音响的感性直觉编配。“现在回过头来从作曲的技术原理上审视，当时的编配写作不尽合理，但为这种混合编制的‘残缺乐队’写作的经历却是对自己写作适应能力的特殊锤炼。尤其是乐队现场反复演奏的音响反馈实践，成为我最直接的关于乐队声学音响经验的积累。在获得丰富的原始戏剧音乐音响素材的同时，也培养了我对乐队合理音响观念的自主甄别意识，潜移默化地增强了我对板腔体戏剧乐队写作的动手能力。为日后更严谨、具有深度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大批知青返城就业，因家庭出身的问题，杨新民就业无望，心如死灰。1975年底，峰回路转，绵阳地区川剧一团的刘宛峰介绍杨新民去正在全省范围内招考的攀枝花米易文工团参加面试。他以优秀的小提琴演奏顺利通过考试。虽然人事关系没能直接进入文工团，但团里还是把杨新民在遂宁保升公社乡下的知青户口转调到攀枝花米易县湾丘农村。两年之后，单位有了正式的人事编制指标，杨新民转正成为米易文工团的正式职员。“米易是甘蔗产区，在没有足够食物的情况下，就只有靠白糖水来果腹解馋。饥肠辘辘的状态下进行音乐创作活动，在那些岁月中也算是生活的常态。”杨新民回忆自己苦中作乐的时光。虽然顺利工作了，但杨新民一直心心念念，希望能到音乐学院系统学习作曲技巧和相关理论。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而晴天霹雳再度砸下。1975年底到1976年1月初，为创作一部小歌剧《安宁河畔》，杨新民夜以继日连续工作了二十多天，营养不足与身体过度劳累致使他免疫状况急转直下。1976年1月7日，杨新民急性阑尾炎穿孔，紧急住进米易县医院进行手术。当时当地医疗条件极为简陋，手术过程中，杨新民继发感染酿成弥漫性腹膜炎，病情急剧恶化导致高位肠瘘，生命垂危，转院至西昌四五野战医院后病情依然难以控制，三次通报病危。最终，杨新民被转到四川医学院治疗，连续进行三次腹部大手术。“那一整年间，我承受着病痛的煎熬和折磨，术后出院，体质虚弱到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的程度。所幸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身体逐渐缓慢恢复。毕竟当时还年轻，经年累月的坚持肌体康复锻炼，让我重拾起对生活的信心。”然而令杨新民终生遗憾的是，他与来之不易的首次恢复高考的机会失之交臂。杨新民一生都在学习，正如他自己所言，“学无止境。人们一生中接受常规的课堂系统教育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年，除去那二十多年，‘自学’将伴随大部分余下的人生旅途。”四川音乐学院是他主要工作、生活的地点，他在这里学习、教学。他的生活由音乐组成，一部部壮丽的交响诗篇构筑了他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1981年，在身体缓慢康复的过程中，杨新民离开米易文工团调到攀枝花冶金矿产公司工会任文艺干事。1982年3月，他作为进修生来到川音作曲系学习。1984年进修完成后，杨新民回到原单位，负责创作反映企业文化的工业题材的音乐作品，并组织训练职工艺术团乐队。1985年川音正式开设成人干部专修班学制，杨新民顺利通过全国的成人文科和川音的作曲专业考试，在川音作曲系学习作曲技术理论至1987年7月毕业。“川音作曲系老一辈的教授、作曲家勤勉严谨的治学态度、丰硕的学术成果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在川音作曲系干修班的学习使我受益终生，那段经历永远地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杨新民说。从少年时期开始立下的终生从事音乐事业的志向和怀揣的梦想，一直驱动着杨新民寻求更大、更为专业的发展空间。1988年底，他孤身一人前往海南闯荡，希望获得海南大学的教职，但因川音干修班毕业仅发放大专学历，受其所限未能如愿。1990年，杨新民从攀矿公司工会调到攀枝花市歌舞团担任音乐创作，那时候的创作题材和质量因环境所限并不尽人意，但毕竟已经在从事热爱的专业，杨新民乐此不疲。命运的齿轮终于转动到20年前。“1993年，有幸调回到川音作曲系任教至退休。我的大专学历的文凭资质在川音历次的职称评定中未受到任何影响，基于我的教学和创作成果都屡次予以破格晋升。”“终生全方位自学”是杨新民在川音执教过程中对自己和学生提出的期许和要求。调入川音不久，他所面临的职称晋升、国际交流等学术项目都需要相应程度的英文能力，他便刻苦坚持自学英语，顺利通过了相关考试。“持续的学习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实现自身价值。当然，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专注于从事的作曲专业，此外也辐射涵盖我的日常生活各类知识领域。特别在当下信息的时代，必须脱离‘信息茧房’。独立的自学能力是个体所有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这也能侧面印证杨新民的作品为何能“师古而不泥古”，与时俱进的观念与孜孜不倦的学习使然。
2012年，杨新民作品室内乐《脸上的油彩》在比利时根特演出
杨新民为了演出作品和去国外听音乐会，甚至不惜卖掉房子，他亦曾自我剖白：“回望过往，时至今日，音乐于我而言是值得挚爱且投入毕生精力的事业，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信仰。除去参加集体的国际学术交流机会之外，我常常自费‘打飞的’去国外聆听现场交响音乐会，包括德国柏林爱乐乐团、韩国首尔爱乐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现场音乐会等等。我认为要出色地完成终生的事业，首先得以纯粹的、发自心底的热爱为前提。”杨新民的生活可谓乐观而悲壮，而他对待音乐的态度，值得所有从事音乐事业的后来人学习。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与教学理念时，杨新民用了八个字来形容，“创作循规，法无定法”。在教学实践中，杨新民崇尚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个体独立的精神内核；在课堂上，则强调音乐专业基本功的训练和实践。音乐创作是有其理论和规范可以教授的，创作者也必须进行学习。但真正的艺术不可教，艺术在课堂之外，在大千世界之中。作曲不是有技术保障就够了，还需要深厚的人文修养，需要对管弦乐队音响的精准理解和对情感的准确传递。在教学上，杨新民有教无类，他的学生都爱戴与感念他，音乐会当天，学生们从天南海北赶到现场。他的学生、四川音乐学院电子音乐系教授陆敏捷回忆：“杨新民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是他非常特殊的一名学生。2001年我本科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典型的工科背景。当年自己任性地辞掉了一份好工作，一心想跨学科考入音乐学院学习。在二十年前这个想法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杨先生这位良师，他接纳了我对音乐这份看似不切实际的执念，从《斯波索宾和声学》开始教我，带我开启了新的音乐旅程。杨先生性格坦率直爽，谈笑风生间就能把音乐创作中的问题讲得生动到位，每次上完课还要不厌其烦地听我问完准备好的一大堆问题，耐心地逐一解答。在教学中他很重视技术与专业基础，但是也特别强调个人独立的精神内核，要求创作要有开放的视野。从小学习古典音乐的学生容易将思维‘固化’在传统音乐里，但杨先生有他自己的教法，知道如何以智慧的方式启发我，遇到困难时如何调整状态。对于当代音乐的审美，包括我对于电子音乐的音响概念和观念的建立，最初是受益于他的指点。杨老师自己的音乐道路非常坎坷，由于环境局限，他通过大量自学、潜心研究才走到今天，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我想这是他愿意收下我这样一个特殊学生的原因吧。”自那场音乐会后，杨新民的学生和亲人便很少能再见到他。那天，因为身体原因，杨新民没有走上舞台谢幕，在观众的掌声中，他从观众席中颤巍巍地站起来：“今晚向各位献上带着我体温的音符，这一叠总谱里寄托着我对音乐创作这份职业的初心。希望大家喜欢，接受大家批评，欢迎大家吐槽……”说到“吐槽”时，观众席中传来笑声和掌声。作曲家留给世人的伟大遗产，就在这一叠叠总谱里，就在观众的掌声与欢声笑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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