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狂”到“六狂”，他的二胡创作被称为“王建民现象” | 人物

文 | 陈茴茴

10月15日至25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在成都举行。组委会特邀作曲家王建民创作《第六二胡狂想曲》，作为此次二胡比赛决赛中选手与交响乐团协奏的指定曲目。

第十四届金钟奖二胡比赛第一名获得者章海玥演奏王建民《第六二胡狂想曲》

王建民创作的“二胡狂想曲”系列作品，多次成为中国音乐金钟奖的演奏曲目，不仅是当代二胡演奏家和二胡学习者必学、必练、必演的曲目，其蕴含的高难演奏技术和独特艺术价值还促进了二胡这件乐器的发展与提升。除此之外，他创作的其他二胡作品及多首古筝曲也被业内誉为精品，深受演奏家、大众喜爱，并引发了大量理论研究者的关注，由此在民乐界引发了特有的“王建民现象”。

如歌如画“狂想曲”

自2003年第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组委会委约王建民为二胡组比赛创作《第三二胡狂想曲》开始，“二胡狂想曲”系列一直是金钟奖二胡比赛不可缺少的作品：“一狂”“二狂”屡次被选手定为自选曲目；创作于2009年，应中国台北市国乐团委约而作《第四二胡狂想曲》一经问世便被中国音协选为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决赛新作品指定曲目；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音协委约王建民创作《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作为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决赛指定曲目；2023年，第十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如约迎来了“六狂”。

王建民“二胡狂想曲”系列的诞生与发展，与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密不可分。二人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创演“一狂”开始合作，三十多年来一直是二胡界创作、演奏、学术研讨的重要话题（详见今日微信公众号二条推送：《二胡演奏家邓建栋谈二度创作的审美旨趣》）。

1985年11月，邓建栋获首届中国北京二胡邀请赛一等奖后，被破格录取到南京艺术学院学习。1988年，即将大学毕业的他，想要寻求一部有突破和创新的二胡新作在自己的毕业音乐会上演奏。王建民的夫人是邓建栋在南艺学习时的视唱练耳老师，他便萌发了邀请王建民为自己写一部作品的想法。而在此之前，王建民的创作领域一直是西洋乐，没有涉足过民乐创作，更没有写过二胡作品。邀请发出之后，邓建栋一直不确定王建民是否会答应自己的请求。历经数月后，邓建栋拿到了王建民为他写的《第一二胡狂想曲》初稿。看到谱子第一感觉，邓建栋仿佛翻开了一本“天书”——上面标着不同的记谱法、无数的变化音……刚刚从上海音乐学院结束进修归来的王建民，极富创意地采用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作曲新语言、新结构、新技法，为二胡创作开启了一片新天地。

王建民（右）与邓建栋

经过两三个月的练习，邓建栋根据自己的理解一一破解了王建民“天书”中的密码。当他第一次拉给王建民听时，对方只说了一句话：“好的，就是这样。”虽然之后也有细微调整，但并没有大家想象中两人为了这部难度很大的作品艰难磨合的情况。后来，邓建栋了解到，王建民之所以敢于在“一狂”这部作品注入如此多高难度的新技法和新音乐语汇，是因为早早从自己夫人那里对他做了细致了解，笃信邓建栋的演奏技艺足以胜任“一狂”。

邓建栋演奏《第一二胡狂想曲》

1988年6月，由邓建栋担任首演的“一狂”大获成功，并迅速在二胡界广泛流传开来。这部作品为二胡这件传统乐器注入强烈的现代风格，问世之初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然而经过时间的检验和二胡演奏技艺的不断拓展，如今“一狂”已成为各种民乐演出、大赛中不可缺少的二胡曲目，连业余领域挑战这部作品并出色完成的演奏者也大有人在。王建民和邓建栋因“一狂”而结缘成为挚友。王建民分别于1998年、2003年、2009年写出第二、三、四二胡狂想曲，其中“二狂”“三狂”都由邓建栋首演。在邓建栋的理解中，王建民的每部“狂想曲”都会选定一个富有民族地域性的音乐素材提炼主题，演奏家要做的就是将作曲家在音乐主题中描绘的画面用音乐语言传递给听众。

王建民“狂想曲”系列作品中呈现的地域特色，源自他多年积累。他习惯通过细致观察、体会，将自己对人、对事、对景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存在记忆库中，用时再细化成自己的音乐语汇创作于乐谱上。“一狂”蕴含云南民间丰富的音乐及其民俗风情，“二狂”透过花鼓戏曲调展现湘西风情，“三狂”以极富新疆意韵的旋律音型描绘天山大地的辽阔之美，“四狂”融合了信天游、船夫调等西北风情，“五狂”以内蒙古音乐为素材，“六狂”展现了浓郁的西藏歌舞特色。民族民间音乐个性明显，“二胡狂想曲”系列作品没有套用任何现成的民歌或民间音乐，全都经由王建民杂糅并“变体”。他采用“大地域”风格性强的音乐素材，既有色彩鲜明的一方特色，又突破了行政区域的禁锢，容纳性更强。三十多年间，在王建民笔下，一幅色彩鲜明的“狂想”音乐版图逐渐勾勒而成；未来，这幅版图仍有着扩充的无限可能……

陆轶文演奏《第四二胡狂想曲》

让传统二胡现代起来

音乐学家乔建中曾评价，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系列，将二胡艺术推上了现代化、交响化的新高峰。很多二胡演奏家也认为，王建民的创作客观上推动了二胡乐器的发展。

刚诞生不久的“六狂”延续“二胡狂想曲”系列技术难度非常高的特点，其中一个跨越八度的弓法，需要演奏者快速换弓，有的地方作曲家还写上了连弓的弓法，对演奏者是不小的挑战。即便是过五关斩六将闯入了第十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半决赛、决赛的选手，也都为突破这个连弓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心血。不少选手坦言，只能从分弓一步步进阶练习，有人甚至在赛场上仍未能完全呈现这个难度颇高的弓法。

“分弓就如同一把豆子噼里啪啦撒在地上，是颗粒状的感觉；连弓则像是倒在地上的一瓢水，是一气呵成的感觉。”王建民这样描述他眼中二胡演奏的分弓与连弓。作为作曲家，他对二胡这件乐器的了解与深入探索，不亚于许多技艺娴熟的二胡演奏家。许多人甚至笃定认为他也是演奏二胡的一把好手，才能写出诸多适合二胡又能令二胡演奏技法进一步发展的作品。其实，王建民最初学习的乐器是长号与大提琴，学习作曲后又学习了钢琴，均为西洋乐器，但这并没有在他与二胡之间造成障碍。写作“一狂”之前，他对二胡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首先是通读了二胡的有关文献，从刘天华、华彦钧（阿炳）等二胡大师的作品到新中国成立后积累的二胡曲，他浏览、通读、分析后，对二胡整体概貌有了基本掌握。至于具体的技术，在他看来，音乐是相通的，乐器也是，大提琴是弦乐器，二胡也是弦乐器，二者的演奏有异曲同工之处。再通过观摩演奏家的演奏和与他们频繁交流，二胡这件乐器的内与外、动与静都尽在王建民的脑海中。从中国音乐金钟奖开设二胡比赛开始，他每一届都担任评委，一届又一届二胡新秀的涌现与成长，让他对二胡的学科设置、教学发展、技术进步有了直观的认识。

二胡是一件旋律性乐器，有着很强的歌唱性，为这样的乐器创作作品，王建民认为首先要保证旋律好听，这也是他创作的一贯底线。在他看来，旋律有两种功能：一是情感的宣泄和抒发，表达各种情感场面，这正好突出二胡如歌如泣的音色；二是造型功能，可以描绘具象的画面，比如捷克作曲家多伊齐·斯美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的《伏尔塔瓦河》，音乐旋律让听众感受到如同河流真正流动于眼前。每部“二胡狂想曲”都有强烈的画面感，这与他重视旋律的造型功能密不可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于民乐、民族乐器都有一种误解，认为“老土”，甚至一度曾有“民乐落后论”的说法。曾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系主任的王建民，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推动民乐器、民乐学科的发展，这也是他从“一狂”涉足民乐创作开始，就致力于拓展乐器演奏技巧的最大动力。他使用“狂想曲”的形式，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曲式的多样性。“狂想曲一般都是多段体，与中国民间音乐的多段体、多曲牌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狂想曲能够表现出传统民乐大都不具备的某种‘史诗性’特点，这也是我对于提升民间音乐表现力和展示中华文化大气派的具体想法。”从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决赛阶段，选手们在交响乐团伴奏下演奏“五狂”嗨翻全场；到第十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为“六狂”配上“跺脚”和拍弓杆等带有现代行为艺术的细节动作，来展现藏族舞蹈特色并描绘藏族人民热情奔放、动感明快的音乐形象，王建民的目的是一致的：为二胡演奏打造一种强大的、现代风格鲜明的气势和气场，让人们意识到，二胡并不是一件“土”乐器，它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用时间沉淀出最好的音乐

王建民的民乐创作主要集中在二胡与古筝两件乐器上，除了六部“二胡狂想曲”外，他还创作了《天山风情》《姑苏吟》《幻想叙事曲》《第二二胡协奏曲——太湖风情》等二胡作品，以及《幻想曲》《长相思》《戏韵》《西域随想》《莲花谣》《湘舞》《枫桥夜泊》《婵歌》《秋风辞》《绽放》《阳光·大地》等古筝作品。

与探索二胡创作一样，王建民在古筝作品的创作上，既保留古筝传统的韵味与风格，又采用现代作曲技术进行突破。他创作的古筝作品常以古典题材为基础，譬如《长相思》是通过古筝表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意，素材选用了“浔阳琵琶”的“春江花月夜”，用现代作曲技法营造很强的现代感。《幻想曲》的创作思路与“二胡狂想曲”相似，以西南地区民歌为素材，探索民族民间音乐的现代化。

王建民为人干脆利落，不喜多言。“我和王老师的交流，都在音乐中，音乐呈现就是我们交流的语言。”邓建栋说。在王建民看来，邓建栋的演奏兼具南北之长，无论是奔放洒脱的“狂想曲”，还是细腻柔情的江南二胡曲，他的演绎都能很好地体现自己的创作初衷。两人三十多年的友情中，有知心，有信任，更有惺惺相惜。2020年，无锡民族乐团成立，委约王建民创作了《第二二胡协奏曲——太湖风情》，由邓建栋首演。这部协奏曲运用了很多无锡当地的元素和音乐语言，细腻展现了“悠悠江南韵、浓浓太湖情”（邓建栋语）。排练过程中，同为无锡老乡的他们会用无锡方言交流对作品的理解，一些从小浸润在家乡熟悉场景中的情愫油然而生，并化成独有的音乐语言呈现在作品中。

音乐评论家王安潮曾撰文点评，王建民创作的二胡和古筝作品有二十余首，从数量上看好像并不多，但每一首都可谓精品并为大量演奏家所喜爱，每一首作品都会有理论研究跟进，除了相关学者的数百篇期刊论文外，还有大量的硕士、博士论文以此为专题，形成了难得一见的学术景观。

比起成为颇受关注的“现象级”人物，王建民更多将注意力放在每天自己能“写点什么”，以及现代作曲技术又有了哪些新动向。他认为当代的创作离不开“创新”和“根”的问题，创作的真正来源还是传统音乐、民间养料，要抱有敬畏之心。而作为学院派的创作者，创作的方法、技术，乃至曲式等都至关重要，这也是他要求自己和学生密切关注当前作曲先锋技术发展的原因。

随着年岁渐长，王建民近年改掉了熬夜创作的习惯，把更多创作时间放在了白天。他自律地规划生活，每天坚持锻炼，以确保创作的精力，安排固定的创作时间，以排除干扰。每次接受新作品的委约，他第一个考虑的问题就是“时间够不够”，能否让他在厚厚的素材库里来回“穿梭”并撷取珍贵的灵感，整合成作品的乐思。每次创作，都要先在他的心里走过一段漫长的沉淀时间，如同烹煮一道大菜，只有小火慢炖，才能烹出自己想要的味道。从“四狂”到“五狂”，整整经历了十年，今年的“六狂”面世后，大家又在期待“七狂”何时降生。对此，王建民的答案是“说不准”，有些东西酝酿的时间够了，自然就会出来，这期间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如何超越以往的自己。“作曲家要做的，是把握属于自己的节奏，用自己可以掌握的最好技术，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王建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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