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人回顾 | 只要有墙，我就要写在墙上
梁捷（右）在明复图书馆的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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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元宵节后的一天，我在黄浦区明复图书馆做了一场关于卢湾区、关于我眼中卢湾区的一场讲座，也是上海双年展51人项目中一个最普通的项目。讲座之后，又和一些听众朋友们散步讨论，回来之后继续微信交流，各自持续地发表着激烈言论。
讲座本身没太多价值，一部分是命题作文，简单介绍明复图书馆的历史背景及其周边的历史场域。讲座之前的好几天，我就开始写PPT，当时一直在想，我要讲的东西和其他人讲得有何不同。虽然历史和地理现在都是冷门，几乎没有上海人愿意读个研究上海历史的博士，但终究还是有一些人做研究的。
微信上，一个认识不久的建筑规划出身的老师，每天持续不断地推送着上海各处老房子、石库门的八卦；关于上海史的学术会议也一直不断，法租界研究算是比公共租界研究更边缘，但《法租界研究》这样的辑刊也出版了。准备PPT时有一次心血来潮，想去建国西路、太原路看一下那块据说唯一发现的法租界界碑，刚走到太原路，一个大叔就热情地指给我看，“你也是来拍界碑的呀，诺，就在这里，上面都是法文。”
但是我知道我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些，或者说不只是这些。我反对历史研究中的“见人不见房”，单纯从档案里发掘整理当时工部局、公董局的市政管理举措，很有价值吗？我颇感怀疑；另一方面，我也反对建筑研究中的“见房不见人”。同济的刘刚老师曾说，现在旧房保护中的错误倾向是“选美”，只保留那些“美”的房子，我极为认同。所有“美”的房子，都是将其抽取居住实用价值后加以物化。
作为中国人，假古董看得太多，前一阵沸沸扬扬的西安假景点、假兵马俑就是一例。上海的新天地石库门与之相比，也没多大区别。比起这些房子，欧美日本随处可见的“某某年，某某人死于此地”一块铜牌更让我感动。所以我特别在明复图书馆讲了杨杏佛被刺案，希望以后这里也能挂一块铜牌，会很有教育意义。
在讲座中，我好几次讲到已被日月光购物中心所取代的新新里。当年它存在的时候，我也并不怎么热爱这片弄堂，因为肮脏、嘈杂、混乱等等。我曾有同学住在新新里，当年就表示恨透这片地方，竟然为能去西南郊区的植物园地区住校而高兴，周末都不愿返回新新里。但它现在消失了，我却感到极为遗憾。很想为它写点什么，说点什么，却真的找不到多少资料。
站在田子坊内，看已搬迁过的泰康市场（菜场）。今天站立的地方未变，对面是日月光。
拆迁中的新新里，现为日月光。
上海的变化很快，而且在不断加速中，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冲击。卢湾的户籍人口最多不过20万，而且一半以上都是老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面对500万的浦东人口，200万的闵行人口和200万的宝山人口，卢湾人口无足轻重，忽略不计。我原本说不出什么，但也不得不说，这是存在层面的意义了。
很多亲戚朋友都表示，现在出门都不认识路。我早已接受这个现实，自己本来也不怎么认识路，那就打开百度地图，老老实实像探索一个陌生城市一样认识上海。而在这过程中，发现很多自己原本熟悉的地方也变得面目全非。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在这种冲击之下想说些什么，但却觉得“不知道怎么说”。我把这种失语的状态称为殖民，不料却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强烈抗议。
另一位“51人”缪其浩先生提问
不用咬文嚼字也知道，殖民的核心特征，就是特定空间内的人群缺乏对自身生活区域的政治权力。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把它称为卢湾，但是被强行改为了黄浦，只有租房、卖房网站上为了大家方便而标识出卢湾和黄浦。其实所有居住在卢湾和黄浦的人都知道这两地的差异，却被强行夺去名字，如同当年的新阿姆斯特丹被改成新约克（纽约），这种殖民痕迹是永远抹不干净的。
一个作家朋友，小时候也住在八仙桥，后来读的是向明中学，再后来成为了作家，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记忆。她的小说都是虚构，也常有凶杀、悬疑之类情节，但地理空间里经常出现我们熟悉的地标，一个星巴克，一条马路，一个购物中心，如同我们熟悉的TVB电视剧或日本影视作品。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和影视制度里不允许出现明确的城市名字和地名，必须改掉，所以我们生活的空间甚至无法在文学影视里重建。这个作家朋友尽可能地打擦边球，尽可能地保留真实地理信息，已经让我非常地感动。
所以我仍然要使用殖民这个词，而且要更多地使用它。介绍卢湾建筑没什么意义，经典石库门并不比已经消失的新新里更有意义；卢湾历史本身没什么意义（对有些人也许还有些意义，但不在我考虑之内）。我不是要写什么书，也不一定能展示什么老照片。对我而言，意义就在于一次又一次地表达。用尼采的话来说，“只要有墙，我就要写在墙上，——我要让写下的字母，即使瞎子也能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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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huth（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06217434/
12号在原卢湾图书馆参加梁捷老师的讲座“我与法租界”。讲座前半部分内容，之前在瑞象馆举办“行走法租界”活动时梁老师就已经过。令人感兴趣的是后半部分有关于明复图书馆的“命题作文”。事实上，尽管在十多年前办好上图阅览证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去的是以卢图为主，我也不曾知道这个图书馆还有个名字叫做明复图书馆——大概直到它更名之后才略有了解——而甚至直到为听讲座才头一遭走进了这幢“会心楼”。
本文作者朱恬骅（中）提问
在对明复图书馆周边区域的介绍中，梁老师提到，包天笑1936年居住于爱麦虞限路静村（今绍兴路36弄）6号。讲座完毕后路过，只有打印在泡沫板上的“静村”二字，毫不起眼。正如包天笑，许多人也许也并未听说过。然而在晚清科幻小说的历史上（当然，更应该说的是在鸳鸯蝴蝶派的历史上），包天笑无疑是一位重要的人物。——这样的说法本身就似乎有点好笑，一位“名人”，却只是在狭窄的领域内才称得上有所名声。可惜，1936年的包天笑早就不写科幻小说了，也许不太可能再与这咫尺之遥的小楼里的怀揣着救国梦想的科学家们有太多的交集？
但仔细说来，所谓名人，总有着空间和时间的局部性。在一国可称为名人的，在另一国就称不上；在此时可称为名人的，“15分钟”之后也许就籍籍无名了。相对于总算还是成名过、影响过一批小说家的包天笑，某种程度上，胡明复的名字也许更令人陌生。
明复图书馆的建造缘于中国科学社从南京迁至上海，1928年在此购地建楼。1931年元旦，蔡元培在开馆致辞中盛赞它是“合乎科学装置的图书馆”（上海档案信息网，“我国第一座采用新式设计的专业图书馆”）。定名“明复”则是为了纪念胡明复这位中国科学社英年早逝的创始者。
胡明复 Dr. Minfu Tah Hu
胡明复1891年5月20日生于无锡，1927年6月12日在无锡老家游泳时溺水身亡，年仅36岁。当时，胡适等名人纷而撰文悼念。胡明复是与胡适同批考取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赴康奈尔大学留学。他于191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博士导师是Maxime Bôcher，论文题目为“Linear Integro-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a Boundary Condition”（该文可以在JSTOR上检索到）。不过，胡明复恐怕并不是如一些资料所说的“中国现代数学博士第一人”。比较恰切的说法可能是中国留美数学博士第一人，因为据信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前4年的1913年，后来震旦大学的校长、也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首任副院长胡文耀先生，就已经在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不过他的学位论文并不像胡明复那样容易找到。（如有机会，另文再叙。）
在康奈尔期间，胡明复有一位室友，就是一开始学数学、后来转去搞语言学的赵元任。胡适在纪念文章中不无带着点羡慕嫉妒：“他和赵元任、周仁总是同胡敦复在一块谈天；我们偶然听见他们谈话，知道他们谈的是算学问题，我们或是听不懂，或是感觉没有趣味，只好走开，心里都恭敬这一小群的学者。”“明复与元任的成绩相差最近，竞争最烈。他们每学期的总平均总都在九十分以上；大概总是元任多着一分或半分，有一年他们差只有几厘。他们在康南耳四年，每年的总成绩都是全校最高的。一九一三年，我们三人同时被举为Phi Beta Kappa会员；因为我们同在克雷登先生班上，又同在一排，故同班的人都很欣羡；其实我的成绩远不如他们两位。一九一四年，他们二人又同时被举为Sigma Xi会员。”（胡适：“追想胡明复”）
提到赵元任，《施氏食狮史》可能是他受众最广的一篇文章了。现在的版本是1930年左右发表的，但其实早在1916年，赵元任就已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的“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与胡适合写）中提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XI, 6: 579
Ibid: 593
在后来的口述回忆录中（Yuen Ren Chao: Chinese linguist, phonologist, composer and author :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and related material, 1974-1977: 29），赵元任指出，M. T. Hu就是胡明复。
胡明复回国之后至其去世，在其兄胡敦复创建的上海大同大学创办并主持数学系多年，操持校务和财政，兼任国立东南大学、南洋大学等校的教授。（卢湾史话，卷3: 222）这方面已有很多容易找到的材料追述，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上面的内容是对梁老师讲座内容的一点补充。在讲座的开始，也包括之前在瑞象馆的活动中，梁老师都提出希望出现某种“非名人”的历史叙事，但实际在操作过程中，这种非名人的历史叙事又总是遭受着诸如“对他人有何意义”的质疑。这种质疑，如我先前文章中所写，其实应当是提出者反问自身的：如果只是被动地与他人个人经验叙述的遭遇，那么这种遭遇其实并无意义。而主动地发现那个个人经验的叙述，就好像我在写上面这点札记的时候读到那些老先生/老干部们的回忆文章，尽管未必对上面的书写有用，但多少总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点东西，就好像谈论共同认识的某个人，听他们讲讲他们所知道的那部分故事。
除非是作为噱头，名人提供了共同的历史坐标。而且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历史的别的地方留下了名字，人们便可以在追索这一个人的线索中进入到某个视角下的过去历史。但问题还是摆在那里。不写名人的，普通人的历史有什么办法可以写下来呢？但其实“名人”不也还是普通人吗？普通人的历史书写其实也就是名人的历史书写方式，只是它需要更多的背景交代。在这个意义上，不那么有名但毕竟留下了一点名字的“名人”，譬如包天笑或者胡明复，都可以是从名人为主的历史向普通人的历史书写过渡的一个阶段。在他们与足以担当历史坐标的名人的交游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而这条轨迹其实又是无数同时代人的并集。
历史叙述向普通人的过渡，实际上更多是以小说的形式告终的。而小说，亦无非是当下的普通人力图成为“名人”、使自己在历史中获得位置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繁花》，金宇澄老师可能就一直还是一个编辑，尽管是一个有口碑的编辑，那么他就会存在于与他直接打过交道的那些作者的故事里，可能作为回忆文章的一个闪光的角色，而他的位置就需要那些书写回忆的作者们的位置来参与建构。但是以小说的方式，金宇澄亲自上阵，建构了自己，和自己所听说过、见过的普通人的历史位置。
梁老师还提到，上海历史的研究者中缺乏上海人。有一位华师大的小朋友说，是否外来者就“没有资格”研究上海的或卢湾的历史。当然并不是这样；人们有资格能做他们可以做的任何事情。此处我想重要的也并非一位老先生所说的角度不同的问题。这里的问题乃是某种程度上的本地意识——本地作为主体的意识。讲座标题中屡遭质疑的“殖民”一词，我也认为有太多政治色彩（“殖民的探索者”听上去像是最早的那些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作为殖民者的先遣队的感觉），但即便在这个词的学术意义上，尽管它看似是“同情”那些“被殖民”者的，这个同情大概还是建立在主动的殖民者和被动的被殖民者这组对立之上。“外来的”或者强权的东西，虽然从效果上造成了很多变化，强权真的就无往不胜了吗？被殖民者依旧有着他们自己的独立主体意识。革命真的也无往不胜了吗？正如另一位老先生用事实所表明的，它只是改变了是哪个人掌握权力，而没有改变这个格局本身——“上只角”仍然是“上只角”，而“下只角”也总是要被摆脱的“下只角”。
记得大二的时候上梁yanli老师的台港澳文学课，包括后来上的一些比较文学相关的课，其中也都特别提到过《灰阑记》，不仅是这个文本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文学交流现象，而且是文本中的一种主体意识：两人争说孩子是自己的，但为什么不听听这孩子怎么说的呢？主体意识，当然，其实未必有政治的主张，但也正因此而宝贵，这可能可以避免一些政治需要所作的过度简化。普通人的历史书写，它总是一个自发的事情，也像路边的野草一样，它自发地生长，并不要求完全的注意；它没有条理地生长，甚至不必有一种融贯的立场和形式。普通人的历史是一种材料，它不必有自己的目的（除非是成为小说）。它只要能够折射出事实，或者对事实的一种看法与经验，就足够了。以这种方式，它就可以确立自己在历史中绵延的区间。在某种意义上，普通人的历史就因为这种无定形而高于那些定形了的历史，特别是众所周知的名人的历史。在这些材料互相抵牾，或留有空白的缝隙中，过去的事情与叙说者存在的证据一同展开。当名人成为一个建筑、一个路标、一条路名时，“名人”就不再需要刻意强调或避免，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名字来写自己的故事。
编者注：本文中提到的赵元任《施氏食狮史》，另可“51人”在2017年1月11日的活动戴帽子的诗人朱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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