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二靖：给爱情右派平反 ︱ 中法评

郭二靖至少100次路过地铁拉雪兹神父站，从来没有发现自己错过了什么。

后来看了一部电影《巴黎我爱你》，其中一个片段是，文艺女青年跟夫婚夫去找王尔德，不顾未婚夫的反对，非要亲吻王尔德的墓碑，在众多女粉丝的红唇之上，盖印自己的红唇。

这时郭二靖惊觉，这个位于地铁拉雪兹神父站的陵园，哥们无意中闯入过，又马上退出来了，退出时并不知道王尔德长眠于此。也就是说，郭二靖和王尔德至少错过了100次。

无意闯入和退出，也许是更早拜访过梵高的死地，看到了许多普通人的坟墓，有点惊怕。

作为外国人的梵高和王尔德与普通人长眠在一起，但男女文青蜂拥而至，非要去他们的墓前祭拜和献吻，而无视周围其他的死人。如此说来，长眠于巴黎的女画家潘玉良，也有些凄凉吧。

黑格尔说，越是伟大的艺术家，其作品越是没有异己的东西。他热爱自由，但更热爱集体主义式的自由，恨不得消灭一切个性，自然要说这等没有水平的话。就郭二靖看过的梵高复制品，极致和纯粹的异己性才是他的根本。奥赛博物馆用据说十分牛逼的机器高清扫描了梵高的《星空》，用十分吹牛逼的法语赞叹道：“这是缪斯的颜色！”(C’est le couleur de Muse！)令满屋子的看客倾倒一片。

话说法国鬼子推崇缪斯也过分了。十分辣眼睛的百合电影《阿黛尔的生活》中，艺术家向朋友们介绍阿黛尔时，大大方方地说，这是我的缪斯。缪斯究竟是个什么人呐？很多人说她是掌管美酒与诗歌的神祗，而王焕生在翻译《奥德赛》的第一行就为其加了四字批注：文艺女神。

缪斯是文艺女神，王尔德就是文艺男神。这是我的王尔德，可以用于爱人的介绍语，并列于“这是我的缪斯”。

王尔德的为美而美、为艺术而艺术的极致理念，在极致这一点上可能跟梵高有共通之处。道林·格雷为了永葆俊美，签署了浮士德契约（Faustian Pact），并立场暧昧地描写了格雷的挣扎心理。尽管格雷的下场并不好，但这个故事还是给王尔德遭来不少非议。王尔德也写童话。同样是童话，为了实现美貌度排名第一，王后不惜毒死白雪公主，那么她就是一个坏人，简单明了。

签署浮士德契约在西方一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童话电影《怪物史莱克3》使用了这个象征性极强的表现手段，让史莱克因此倒一个大霉。法律题材的电影《魔鬼代言人》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由英国史诗《贝奥武甫》改编的同名动画电影也有类似情节。这部电影中最辣眼睛的是以安吉丽娜·朱莉为形象的妖女出场那一幕，虽然比起《阿黛尔的生活》真是小儿科。

这部电影试图还原若干文化风貌。以安东尼·霍普金斯为形象的丹麦国王与贝奥武甫交谈时说，我们这个地方，上帝还没有照顾到。这时基督教的影响力还没有到达北欧。即便如此，这部电影结合运用了希腊神话中的宿命论和基督教式的浮士德契约作为叙事框架，让贝奥武甫跟妖女做了一个男色和权力的交易。这就是说，西方文化已经把浮士德契约当成了跟PM2.5一样寻常的恶来加以防范。这样讲来，王尔德多么大逆不道啊。

浮士德契约，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一般用灵魂来交换权力、金钱、美貌等物。童话《白雪公主》不需要那么深刻的隐喻，魔镜不是契约的主体，只是像修兵器谱的百晓生一样，把美貌排行榜告诉王后，做出行动的完全是王后自己。王后同时是一个巫婆。这样就把浮士德契约拆解了，王后的魔鬼标签于是被简单贴上。

人性可能更接近格雷的挣扎，经常接受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普遍的善这一拷问，所以人经常处于不自由中。在王尔德那里，还有一个微微有别于格雷的自由出口，那就是，同样为了极致的美、艺术和爱情，我甘愿牺牲我，而并没有出卖我的灵肉，用来交换和获得美、艺术或爱情。

在这里，美、艺术和爱情变成了值得我去完善的客观的、永恒的最高存在。爱情不是为我服务的，我是为爱情服务的。如果一般的价值观认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么，在王尔德那里，就变成“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艺术/美故，二者皆可抛”。

童话《夜莺与玫瑰》和独幕剧《莎乐美》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王尔德的这种想法。一个大学生想跟御前大臣/大法官/掌玺大臣(Chancellor)的女儿求爱，但身边没有红玫瑰。花园里一只夜莺想帮他，就一边歌唱，一边将白玫瑰的荆棘慢慢刺入自己的胸膛，用鲜血染红玫瑰。随着身体越来越疼，夜莺的歌声越来越高亢，而玫瑰越来越红。

当玫瑰最红时，夜莺咽气了。这只夜莺成就了玫瑰的红，成就了爱情。这只玫瑰不是它自己要使用的，这份爱情也不是它自己要享受的，可是，美和爱情是意志的绝对目的，不管是谁的，都要极致地达到。童话的结尾，大学生求爱失败，扔掉了红玫瑰。这对夜莺而言，并不是悲剧，因为它的目的已经绝对地达到了，美和爱情都极致地实现了。

李靖和红拂女逃跑时在客栈休息，李靖在院子里弄马。红拂女以长发委地，立梳床前。虬髯客突然闯进来，找一个枕头躺着，盯着她看。红拂女继续梳头，示意李靖不要发作。在这种气氛中，红拂女的美，以及她和李靖的爱情，在虬髯客那里，都是至上的客观价值。这个客观的东西又跟虬髯客有强烈的精神传递。这个故事已经超越我们流行文化中“君子成人之美”式的成全。

王尔德的另一篇童话《快乐王子》也有类似的表达。燕子不断要求王子牺牲自己的身体和财产，成就美和善。在王子殒命时，燕子爱上了他，自觉守着他，宁愿被冻死，也不再继续飞行到温暖的地方过冬。燕子要的不是爱情本身，而是将爱情和美德客观化和现实化。如果我们要求的是舍生取义，燕子和夜莺要求的就是舍身求美，就像《倚天屠龙记》里用鲜血缝合屠龙刀的吴劲草。

独幕剧《莎乐美》高度浓缩地表现了这种追求。莎乐美觉得先知美得不行，想吻他，未遂，就央骗国王割下他的头，再吻。国王被愚弄，怒杀莎乐美。辛柏青参演的中国话剧《田汉》以戏中戏的方式表现过这一幕，莎乐美那句“我终于吻到你的嘴啦”尤其震撼人心。西方的女文青纷纷在王尔德的墓碑上盖印自己的香唇，直接动机是不是这句话呢？

虬髯客无限接近王尔德所抒发的这种观念，这很重要。金庸评价唐人传奇时，额外认真地讲述了这个情节。这是一根线索，能让我们了解作者的美学观念。

郭二靖写过一篇文章，《殷素素在海上唱歌时，也被称为妖女。她的爱情刚刚好，可惜没有大法官》。在该文中，郭二靖将金庸女性人物分成爱情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中间派具有公民的做派，在爱情中既不伤害自己，又不伤害别人。右派偏向于伤害自己，左派偏向于伤害别人。

这种三分法是用来讨论金庸小说中普遍存在的自杀现象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当然，我们不能就说自杀的话题没有哲学上讨论的价值，恰恰相反，讨论价值太大了。此处想说的是，在王尔德那里，这种三分法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对左中右三派人士如何看待爱情本身进行了回避。

岳灵珊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林平之让他选边站，她回应说自己两不相帮，要出家去。她对爱情的看法没有到达极致，稀里糊涂就牺牲了，仿佛电影《色·戒》中陪着王佳芝一起牺牲的那群希望敲锣打鼓、唤醒国人的大学生。王佳芝要的，是灵肉一体的高兴，这种高兴极致地、明白地服从导致了这种高兴的主宰力量。

但莎乐美一般的左派人物阿紫，就牺牲得特别清醒。她挖掉自己的双眼，抱着萧峰的尸首走向毁灭，这跟她此前试图射杀萧峰的心理一脉相承，就是要排他地、不计成本地占有爱人的爱情，这有点类似于莎乐美排他地、不计成本地追求美。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自己和美的载体都能牺牲。

就此而言，阿紫和康敏不可简单归为一类。如果康敏没有那么多爱情，跟那么多人滚床单，或许还有比较的基础。这里不是在讨论贞洁性，而是康敏有没有尊重自己的美。显然康敏没有那么纯粹，她时时把美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

至于在该文中被单独点名的爱情大右派李文秀和程灵素，情形恐怕各有各的复杂。李文秀说江南有金鱼和少年，这都是很好很好的东西，可是我偏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在爱情中极致的奉献感。我暗中撮合了苏普和“草原上会行走的一朵花”，苏普因而遗忘了我，我觉得很凄美，我在草原上最美好、最青春和最纯洁的感情只跟我应和，我自己品味它，独占它，与爱人无关，与金鱼和少年无关。

这种空灵的回想类似于美国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据说诗人叫来乐师在一楼演奏，诗人在二楼默听。乐师表演完毕，纳闷地走了，不知道听者是谁。

在子期和伯牙，音乐是中介，子期和伯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人。子期死了，伯牙就要砸琴。《笑傲江湖》里的刘正风和曲洋慷慨同死，论境界却不及嵇康与《广陵散》同死。在迪金森这里，乐师、诗人和音乐是三个人的关系，而参与创造这种关系的乐师只是中间人，诗人和音乐才是统一对立的两个人。

表面看来，李文秀是被冷落的，但经过她对爱情的极致提炼和跟爱情的缠绵对话，苏普才是被冷落的，而自己和爱情一起，“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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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二靖是某跨国公司中国区集团法务总监

郭二靖 · 法说金庸《半部<九阴真经>击退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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