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现代主义建筑话语——《建筑师》杂志的作用与贡献（1979—1989年）
作者：
丁光辉，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建筑评论研究所副教授、副系主任。
本文摘自“重塑现代主义建筑话语——《建筑师》杂志的作用与贡献（1979—1989年）”，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8月刊，总第200期P45-53
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一段时期内的文化包含支配性的、新兴的和残余的三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有一个动态冲突、不断谈判的过程。他的理论分析揭示了一般文化生产的动态，也包括建筑文化的演变，可以作为一个概念分析工具来研究《建筑师》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建筑文化争论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建筑师》杂志的编辑和作者有目的地培育和塑造现代建筑话语——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它试图颠覆与传统话语相互纠缠的主流或支配性文化立场——强调风格、形似或神似，以及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等。这种思想争鸣体现在《建筑师》杂志对建筑讨论和批评的长期介入，特别是发表建筑评论、组织全国大学生设计和论文竞赛，以及持续翻译和引介西方建筑理论特别是与空间相关的学术著作。
1956年，两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在题为《我们要现代建筑》的一文中，强烈呼吁以先进材料和技术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建筑。考虑到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正是“百花”运动的全盛时期，这种看似有点幼稚的语气可以看作对主流话语（“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一种反抗和抵制。然而，随后政治环境迅速变化，这一宣言象征了中国建筑话语转型的一个悲剧性时刻。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现代建筑话语受到极左思潮的强力抑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它才重新涌现。可以说，现代建筑话语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决裂，而是未完成任务的现代性的延续。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建筑可以被认为是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 · 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提到的新兴文化。威廉姆斯指出，文化是一个持续谈判的过程，其中，主流的、新兴的和残余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动态关系。对他来说，新兴文化代表着新的意义和价值观，新的实践，新的关系以及不断创造的关系。这个定义在一定层面上与主流文化有关。新兴文化可能是主流文化的替代选择或反对面。主流文化通过一定的筛选过程可以把它纳入自身阵营。新兴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直接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清晰表达和调整适应的过程，在此之前有可能出现一些不甚明确的特征（威廉姆斯称之为“涌现之前的一个阶段”，pre-emergence）。对他而言，剩余文化代表了人类的经验、愿望和成就，这些领域往往是主流文化所忽视、低估、反对、压抑甚至无法识别的。它们在过去形成，但仍然活跃在文化过程中，不仅作为过去的一部分，而且往往是现在的一个有效因素。
这种对文化组成部分丰富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为本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国建筑文化的状况和动态。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各种与传统相关的话语保持着主导地位，如对风格的关注，对“形似”或“神似”的追求，或者“对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坚持，等等。而追求纯粹、抽象美学和工业化的现代主义建筑则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对立力量。现代建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借用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术语，指的是在设计、建造、写作、出版、展览和许多其他活动中所表达的一系列思想和观念。那么，这种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如何构建的（过程）？谁负责这种知识的形成（主角）？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特别关注《建筑师》杂志，正是因为这本期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围绕现代主义建筑开展了持续的讨论。之所以重点关注80年代，是因为《建筑师》创刊的第一个十年充满了大胆而激烈的思想争论，其强度和复杂性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建筑文化讨论的高峰。
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主办并出版的《建筑师》杂志于1979年8月在北京创刊。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到一年，这是中国社会开启伟大历史变革的开篇之刻。期刊的刊名——“建筑师”则富有特殊的含义。1949年以来，建筑师成为国家干部，其称号被“设计师”或“工程师”所取代。杂志的名称反映了建筑界同仁有意识地建立其独特身份并与其他职业区别开来。这种焦虑也体现在第一期发表的题为《谈谈我们建筑师这一行》的文章中。该文作者林乐义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建筑师的身份和任务，并比较了中西方建筑专业现状，试图将其与工程师区分开来。
然而，第一期杂志并没有登载任何编辑的名字。但在第二期杂志的封底，读者可以看到编辑委员会名单，成员包括编辑王伯扬、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范守中，以及来自建筑老八校的八位学者——邓林翰（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刘宝仲（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刘管平（华南工学院）、白佐民（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吕增标（清华大学）、晏隆余（南京工学院）、彭一刚（天津大学）和喻维国（同济大学）。这些编委会成员大多是40多岁，毕业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当时还不是建筑领域的大牌人物。尽管如此，他们充满抱负，负有志向，精力充沛，富有热情，期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展身手。对此，杂志编辑充分了解并高度认可。
▲1979年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召开《建筑师》第一次编委会 前排左起天大彭一刚、出版社王伯扬、哈建工邓林翰（已故），后排左起清华吕增彪（已故）、西冶刘宝仲（已故）、重建工白佐民、出版社杨永生、华南刘管平、南工晏隆余、同济喻维国（胡玉秀提供）
尽管没有显示谁是期刊的主编，但幕后的一位关键人物就是杨永生。杨永生于193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48年，他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学习用俄语授课的预科课程。一年后，当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担任经济建设顾问时，凭借较高的俄语能力和政治忠诚度，杨被选为苏联专家的翻译。最初，他为东北地区的苏联技术人员服务，后来陪同政府高级官员出访苏联和波兰，这些经历大大拓宽了他的视野。当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恶化时，他被调到新成立的建筑工程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前身建筑工程出版社），开始其长达半个世纪的编辑生涯。“文革”期间，他也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1971年，在他的组织下，出版社恢复正常运营，一些有经验的编辑陆续加入出版社，其中包括彭华亮和王伯扬，后者成为《建筑师》杂志的重要人物。
在《建筑师》创刊之前，由中国建筑学会主办的《建筑学报》是建筑领域唯一具有政治和学术影响的全国性专业期刊。从内容来看，《建筑学报》刊登学术文章和最新的实践项目，主要关注建筑，同时涉及城市规划、园林景观等方面的研究。由于版面限制，《建筑学报》很少刊登长篇学术论文。而新成立的《建筑师》试图创建另一种期刊出版模式——更多地关注学术研究、理论思辨，而非作品报道或建筑实录。
在20世纪80年代，《建筑师》刊载的主要内容包括：探讨当前理论问题、介绍新中国著名建筑师、新兴建筑师、青年学者以及在校学生的作品或文章、举办建筑论坛、介绍西方现代建筑和翻译西方建筑理论。很明显，介绍最新项目不是编辑的优先事项；尽管他们也会发表对特定建筑和建筑师的批评。这种学术倾向体现在杂志的文章分类和作者来源上，其中学术性文章和高校学者分别占据主导性位置。期刊的学术性也体现在封面设计上——每一期杂志的封面背景均为单色，附有手绘草图，而不是通常所采用的建筑照片。封面由艺术家何镇强设计，繁体字的刊名由工艺美术书画家陈叔亮题字。内页的平面排版也以非常密集的文本和草图为主。
严格意义上来讲，《建筑师》本身并不是一本常规的学术期刊。首先，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979—2002年）没有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机构批准的刊号。因此，出版社决定以书代刊。杨永生后来承认，这一策略是对官方审查机构的一种软性缓冲和创造性回应，即使他们申请了刊号，管理部门也可能不会很快批准。其次，作为一本书而非传统的期刊出版物，它在内容和时间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灵活性。它的内容包括各种不同篇幅的文章，例如，它曾经分五期连载了建筑师布正伟关于建筑结构与空间的长篇论文。从1979年8月到1989年12月，10年间共出版了36期（几乎每季度出版一期），每期通常有200多页。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建筑出版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新成立的专业期刊有清华大学的《世界建筑》（1980年，吕增标、陶德坚、汪坦、曾昭奋等），广州的《南方建筑》（1981年，郑祖良等），武汉的《新建筑》（1983年，周卜颐、陶德坚等），《华中建筑》（1983年，高介华等），北京的《古建园林技术》（1983年，马秉坚），同济大学的《时代建筑》（1984年，罗小未、王绍周等），深圳大学的《世界建筑导报》（1985年，汪坦等），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创作》（1989年）等。这些期刊通常隶属于专业团体、建筑院校或国有设计院，彼此之间的区别在于办刊机构的背景，以及编辑的兴趣和关注点，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学术面貌。
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建筑师》与其他期刊相比，在学术界更具影响力，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虽然不代表官方、权威的主张，但该期刊得到了时任国家建筑工程局副局长阎子祥等高级官员的认可。阎子祥当时主管建筑学会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曾要求《建筑学报》的编辑们谦虚地向同城对手学习。其次，与其他期刊的主办单位相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在建筑界享有盛誉，拥有广泛的读者和作者群体。当时其他期刊基本上是地方刊物，但《建筑师》可被视为“国家级”期刊。期刊编委员会成员的来源和背景证明了这一点。再者，也许更重要的是，该期刊的主编杨永生富有前瞻性思维和组织能力。他的独特经历和外向性格帮助他吸引和团结了大量作者，包括老一辈备受尊敬的建筑师，如童寯、杨廷宝和陈植等，经验丰富的学者和评论家，如周卜颐、陈志华和曾昭奋等，新兴建筑师，如布正伟等，以及当时的青年学子，如薛求理等。
在第一期杂志中，林乐义曾经大力提倡学术争鸣，以期推动思想讨论。在中文语境中，“争”是指辩论，反对某人的思想，而“鸣”指的是表达自己的思想，不一定反对或批评别人。除了1956年的“百花”运动，最能体现“争鸣”的建筑场景或许是1959年5月建筑工程部和中国建筑学会在上海联合召开的“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在这为期两周多的会议上，许多建筑师和学者就这一主题阐述了他们的意见。然而，“文革”的爆发以及随后建筑教育和学术出版的暂停都导致了“争鸣”在公共领域的急剧消失。林乐义坚持认为，即使没有大辩论，学术讨论仍然可以促进同行之间相互理解、学习、启发和鼓励。在这方面，《建筑师》等期刊通过辩论和批评，在推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中国建筑界关于传统与创新的激烈争论。这场辩论与整个国家即将迎来的现代化有关，也是对60年代和70年代压抑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一种回应。对于现代化建设来源，丰富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源泉。作为期刊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建筑师围绕“风格”所展开的辩论则鲜明地显示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杂志编辑重新刊登刘秀峰（20世纪50年代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在1959年上海座谈会上的讲话，表明了他们对这方面的兴趣和关注。刘秀峰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甚至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中国社会主义建筑的新风格，这一口号的模糊性给建筑师带来了压倒性的焦虑，这些争论以前曾被抑制，但在80年代初又重新涌现。
在关于风格问题的讨论中，来自天津大学的建筑师和学者徐中认为，风格取决于建筑师的主动性和意愿，而非材料、结构、气候和功能。徐中强调，风格由建筑师处理这些客观条件的主观方法决定，而非产生特定风格的这些条件本身所决定。他坚持认为，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建筑风格需要建筑师解放思想进行创新，突出理论研究，提高设计技能和文化意识。徐中的论点似乎直接回应了他的同行——来自成都的建筑师徐尚志。徐尚志认为风格来自民间，这一想法可能与他在西部偏远地区的设计实践有关，因为当地的建筑习俗和建造技术直接体现在建筑外形上。对他而言，这种民间建筑技艺可以在新建筑中进行试验，而不是直接照搬。
如果说关于风格的辩论仍然集中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层面，那么如何创造新的风格则涉及具体的设计方法，这与建筑师对待传统文化或民族形式的态度有关。1978年，中国建筑学会在南宁市举办的会议上，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前总建筑师张镈建议，要创造一种新的中国建筑风格，既要吸收传统的形式，因为它们可以从简单的元素组织成复杂的群体，又要采用先进的结构和设备。张镈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热衷于实践这种折中的设计手法，但有趣的是，他没有提到对西方现代主义建筑语言的态度。出于对采用现代结构建造传统形式的大屋顶的不满，正如1954年张镈在北京设计的友谊宾馆那样，一些会议参与者提倡无形的、精神上的相似性，而不是有形的、形式上的相似性。
从“形似”到“神似”，中国建筑师努力探索不同解决方案来回应传统的吸引力。来自陕西冶金设计院的一位建筑师张勃，在《建筑师》杂志上撰文（“神似”刍议——试探建筑造型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提倡一种模糊性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美学原则。他以毛主席纪念堂为例，认为这座由金色琉璃瓦覆盖的双层屋顶建筑让人联想到天安门城楼的屋顶，既端庄严肃，又有时代特征。为了验证“神似”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广州和桂林一些酒店庭院的设计让人联想到传统园林，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空间构成，并给现代旅馆建筑带来了浓郁的中华民族及岭南地方气息。
张勃对“神似”的阐释很快被曾昭奋所批评。在题为“建筑形式的袭旧与创新”的一文中，时任《世界建筑》杂志编辑的曾昭奋声称，无论提倡“形似”还是“神似”，都限制了创新。他的这篇文章最初提交给《建筑学报》，但未被录用。时任《建筑师》杂志编委的徐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将这篇稿件推荐给了杨永生。读完之后，杨永生让徐镇给曾昭奋捎话，说“只要他敢写，我们就敢登”。事实上，在写建筑评论之前，曾昭奋与同事何重义合写过关于传统园林颐和园的文章并发表在《建筑师》上。为了呈现这一批评，《建筑师》编辑在文章之前添加了一段编者按：
“多年来，建筑评论文章确如凤毛麟角。大凡是一座建筑盖好以后，很快可以见到介绍文章，而对其优劣得失的评论却极少见诸于笔墨。是无可评论吗？当然不是。尽管建筑师们议论纷纭，但要写成文章公诸于世，却颇费踌躇了。究其原因，恐主要是怕得罪人吧！然而，建筑创作同文艺创作一样，既是一种创作，就难免有高下文野之分。而评论正是一种提高创作水平之必要手段。因此，我们提倡建筑评论，提倡建筑师敢于评论自己的或别人的作品，提倡建筑师正确对待别人评论自己的作品。”
因为杂志本身并没有编辑声明之类的栏目，这段“编者按语”真实反映了编辑的心声和繁荣建筑批评的意图。这种参与或介入建筑评论的立场创造了一个宝贵而有意义的交流、对话平台，尖锐的分歧在此得到表达，因此也呈现了杂志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并与其他专业期刊区别开来。曾昭奋声称，“形似”和“神似”实际上都倾向于采用传统的形式、元素和主题，并最终导致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的泛滥。相比之下，他不吝赞扬夏昌世的华南医学院教学楼、华揽洪的北京儿童医院、张开济的北京天文馆和林乐义的北京电报大楼等项目，因为它们没有关注所谓的“形似”和“神似”，相反，却创造了新鲜的形式语言。
正如出版社资深编辑彭华亮所总结的那样，曾昭奋的评论保持了清晰的洞见、丰沛的情感、令人信服的论证和直率的语调。这些特征生动地体现在另一篇题为“建筑评论的思考与期待”的文章中，于1983年在《建筑师》上发表。尽管专业人士大都熟悉许多1949年以来设计的现代主义建筑项目，但曾昭奋的文章首次将它们归类为京派、广派和海派。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北京的许多建筑具有保守的形式，或多或少地痴迷于传统元素，同时也毫不掩饰地欣赏在广州和上海建造具有现代美学的建筑。坦率地说，这种批评是非常扎实和大胆的，因为它针对特定建筑师和重要项目。例如，他认为张开济的北京百万庄住宅小区项目只是简单地采用了苏联的规划方式，总体布局比较僵化，忽视了自由和灵活性，而这些正是汪定曾设计的上海曹杨新村的主要特色。
有趣的是，和曾昭奋的评论同期刊登的还包括张开济关于建筑创作的文章。这种巧合实际上巧妙地反映了期刊编辑的精心策划和态度立场，即敢于评论他人的工作，并正确地对待他人的批评。曾昭奋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建筑创作的收获与启示：向中年建筑师们学习笔记”再次证明了该杂志对开展建筑评论的承诺。同样，这篇文章最初提交给《建筑学报》，打算作为1985年在广州召开的、由中国建筑学会举办的建筑座谈会的论文，但是最终没有入选，理由是应该关注资深建筑师，突出他们的成功和成就，而不是新兴人物。
要理解曾昭奋的评论，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这次会议的背景情况。在1985年的广州会议上，时任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的戴念慈以“建筑师”的身份发表了长篇演讲。后来这篇讲话发表在《建筑学报》上，对内容与形式、传统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解释，重申了“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口号，驳斥了他的批评者。然而，在同期完成的山东曲阜阙里宾舍中，戴念慈为了呼应项目周边的历史环境（孔庙），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了传统坡屋顶等形式。这一做法受到同行的激烈批评。
1991年戴念慈因病去世，他在职业生涯的末期缺乏足够多的机会来试验他关于“传统与创新”的思想。在阙里宾舍项目中，他的理论思维与审美品位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以至于很多同行难以接受他的想法和做法；恰恰相反，这个项目对历史环境的“妥协”，让他的批评者抓住把柄，进一步否定了“复古主义”的存在意义。
事实上，曾昭奋就是宣扬现代主义、批判“复古主义”的一位关键人物。他这篇发表在1986年《建筑师》杂志上的文章没有赞扬知名建筑师，却推介了8位中青年实践者，他们大多是40多岁，之前在建筑界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还受到强力的压制。选择这些新锐建筑师展示了曾昭奋对年轻一代实践者的关注，他们的作品大都采用了现代主义美学而非照搬传统形式语言。这种意识形态和努力也得到了期刊编辑的充分认可。例如，在这期杂志中，编辑选用建筑师尚廓在广西桂林湖畔建造的小型展馆的透视图作为封面图片，暗示了他们的支持态度。
组织全国大学生设计竞赛主要是杨永生的想法。首先，通过阅读《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他得知梁思成曾经于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组织过类似的设计竞赛。其次，在1980年的日本之行中，杨永生参观过日本《新建筑》（Shinkenchiku）杂志社，了解对方举办的年度国际住宅设计竞赛。这种活动由日本建筑企业赞助，在中国年轻建筑师和学生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一些人曾参赛获奖。
1981年《建筑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题目是“建筑师之家”。然而，设计任务书相当简单，除了总面积2500平方米这一要求以外，没有对功能、场地、结构等实际情况的限制。这次比赛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独立设计和调查研究的机会，摆脱了先入为主的观念约束，强调解决重要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问题，参赛者可以与同学而不是指导教师合作。这样的活动与传统的设计教学有很大不同，后者通常受到特定项目、背景、结构、楼层和面积的限制。
从1981年3月发布设计竞赛的消息到当年10月竞赛截止，杂志收到了来自40所建筑院校和设计机构、由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完成的521份作品。从10月21日至26日，杂志编委在同济大学详细评阅了这些提案，并选出了5个一等奖、7个二等奖、13个三等奖和30个荣誉奖。在这些获奖项目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值得详细讨论。
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获奖的方案在室内外空间构成方面均有探索。很明显，许多学生对于空间的处理，部分受到现代主义建筑中“流动空间”概念的影响，部分受到传统建筑、园林和民居中的空间组织原则的启发。例如，周一鸣、陈宁和孟建民（南京工学院建筑系78级）合作的方案由五栋单层滨水建筑组成，通过走廊联系成一个整体。该方案获得了一等奖，其主要特征是建筑的槽型屋顶——向上卷曲，向外悬挑，有效满足了室内的遮阳和防雨要求。这些特殊造型的屋顶让人想起1961年勒·柯布西耶在印度昌迪加尔建造的议会大楼，其尺度巨大、向上反转的混凝土曲面屋顶塑造了独特的入口形象和空间。
除了强调空间之外，获奖方案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学生对各种场地、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敏感性和创造性反应。例如，在一个获得三等奖的方案中，董明和林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79级）将几栋具有现代简洁风格与倾斜屋顶的建筑嵌入外观粗糙的悬崖绝壁之上，与绿化、瀑布、流水形成一个动态整体。如果说传统庭院建筑通过水平廊桥连接，该项目的交通组织则呈现垂直状，依靠电梯和楼梯相连。学生们大胆的想象力试图挑战现有地形的局限性，化不利现状为建筑特色。这个方案让人想起莫伯治和吴威亮等岭南建筑师于1966年在桂林市伏波山建造的接待茶室。评委认为，尽管方案涉及的功能和施工问题值得研究，但表明设计者有能力创造新的东西。
曾昭奋指出，这些获奖方案把主要兴趣集中于建筑整体形象的塑造上，而不是只注意正立面和细部的推敲和装饰。虽然他们与先进国家的学生所学习和掌握的设计理论、设计方法以至表现手法、手段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他们代表着一种好倾向、好风气。这些特色鲜明的设计不仅反映了中国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审美和关注点，也反映了评委会成员的集体兴趣和思想观念——对现代主义美学而不是后现代文化、对设计质量而不是绘画和表达效果的关注。换句话说，评委制定的奖项标准强化了现代主义建筑原则，如对空间、文脉、地形和可持续技术的重视，这对年轻学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1年的设计竞赛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和关注，成为建筑界思想活跃的一个见证。这一早期的成功促使期刊编辑在1982年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1983年，他们决定举办一个论文竞赛，鼓励学生调查周围社区以及感兴趣的城乡环境，发现其中的问题和现象。编辑认为，这样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可以促进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选拔，因为历史上伟大的建筑师不仅在设计方面有优势，在严谨的分析和理论阐述方面也是如此。1984年，《建筑师》杂志发表了一期专刊，整期刊登了35篇获奖论文，包括文中的照片、图表、草图速写等补充资料。同时，它还刊登了所有提交作品的标题、姓名和摘要。通过这些信息，读者不难发现，一些参赛者提交了两到三篇文章，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调查热情和对学术研究的奉献精神。例如，王澍（南京工学院建筑系81级）调查了江南地区传统商业街和居住里弄的独特空间特征和氛围。他的论文，一半是文字，一半是手绘插图，提炼出一系列颇具新意的核心概念如环境常数（包括“低重心的平稳适度感”“内向”“增值”“亲近的范围”“依赖性”“含蓄”等），认为这些“环境常数”构成了中国中小城镇特有的“环境个性”。
《建筑师》组织的设计和论文竞赛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在文化层面，它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学生和评委会成员在这个平台上展现了思维活力。这样的对话交流活动是过去20年来的第一次，有力促进了设计创意的迸发，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动荡导致的压抑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评委会成员撰写的竞赛评述，参与者与重要学者和建筑师之间产生了实质性思想交流。同时，在期刊上广泛展示的获奖作品和论文，有助于青年学生相互了解。
在商业层面上，这样的年度活动吸引了广大师生的注意，不但提升了期刊的声誉，而且增加了其销量。据估计，当时每期杂志销量超过一万份，获得的收入支持了杂志的持续运作。
从机构层面来讲，获奖的学生来自天津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建筑学“老八校”，设计竞赛的结果则反映了不同建筑院系学生的特点。在首届建筑设计竞赛中，清华大学的表现似乎不那么令人满意，因为只有一名学生获得了三等奖，这一结果给他们的老师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随后，清华的学生主动前往天津大学，邀请天大的老师和学生分享竞赛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设计竞赛在当时已经成为各高校进行自我评估的重要基准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动力。
就个人而言，这些竞赛为获奖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媒体曝光度，或者说公众可见性（visibility）。这里的“可见性”被理解为在公共领域中构建集体或个人形象的持续过程。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它指的是即时的体验，比如对这些涌现的建筑新人而言；另一方面，它指的是那种不在场的或象征性的体验，比如对发表的建筑图纸和文本而言。这些出版物集中体现了这种公众可见性，传播了现代主义建筑的意识形态，在年轻学生和专业人士中宣传了其合法性。虽然期刊的受众与发表的作品之间是一种单向互动，但在缺乏面对面互动的情境中，这些获奖学生也知道彼此的名字和作品。
也许没有其他专业期刊像《建筑师》这样曾经专注于集中展示和记录年轻学生不断变化的思想轨迹。该杂志的竞赛在激励新一代中国建筑师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获奖者后来成长为重要的从业者、教育者、学者和期刊的贡献者，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五、西方理论的翻译和出版：空间意识的觉醒
在20世纪80年代，《建筑师》杂志对宣传现代建筑话语的另一个贡献是持续介绍和翻译现代建筑理论。由于意识形态因素和版权保护观念的缺乏，这些引进的书籍（或被动或主动地）忽视了国际知识产权法。换句话说，编辑和学者对书籍的选择不是基于版权协商，而是基于学术兴趣。这些理论书籍最初作为一系列文章连续刊登在杂志上，以后以此为基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这些书为什么被特意选择翻译和出版？它们诞生的过程是什么？在中国建筑领域的影响如何？本节将简要回答这些问题。
▲《建筑师》杂志连载的西方建筑理论著作
第一本被连载的书籍是意大利建筑历史学家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的《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Architecture as Space：How to Look at Architecture），从1980年第2期到1981年第7期，总共连载六篇文章。这本书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时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历史和理论的学者张似赞翻译。在此之前，张似赞将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书《新建筑与包豪斯》（The New Architecture and Bauhaus）从英文版翻译成中文，1978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问世代表了出版社编辑和张似赞本人对发展建筑理论的努力。对他们来说，曾经被极左派视为“无用和危险”的建筑理论应该得到重视。这一意图在《新建筑与包豪斯》中文版的序言中有所阐述，其中编辑们写道：)
“我们组织翻译这本书（今后还准备陆续出版几本类似的书），不只是介绍一下国外曾经有过的建筑创作理论，主要的还是想引起有关各级领导、广大建筑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砸碎‘四人帮’设置的枷锁，解放思想，展开对建筑创作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以期取得有益的成果，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
这段出版说明清晰地揭示了编辑通过学术出版来激发学术讨论的愿望。实际上，这并不是编辑的个人倾向，而是反映了许多学者的心声。张似赞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建筑师缺乏理论思辨的传统，因此有必要引入西方的理论研究，以培育、丰富和建立中国的建筑理论并对设计实践作出回应。赛维对空间的讨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现代建筑，是对现状的一种大胆批评。他铿锵有力地指出，建筑与美术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空间本体论。这种言论直接挑战了中国建筑的主流话语，其中建筑更多与形式、风格有关，而空间很少被视为设计的核心。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冯纪忠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空间原理”。这一尝试通过空间创造来组织建筑设计教学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判，直到1978年才完整发表在《同济大学学报》上。类似的是，冯纪忠将空间作为建筑设计的重要起点，以区别于主流的、强调风格和类型的“布扎”美术教学方法。
《建筑师》杂志连载（1980年第3期至1982年第7期）的另一部关于空间的著作是日本建筑师芦原义信的《外部空间设计》。这本书首先于1975年在日本出版，不久之后便流传到中国，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教师尹培桐有幸在大学图书馆阅读了此书，并对书中的清晰叙述和丰富插图印象深刻，随后开始自发的翻译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尹培桐把此书中文版整合成一本非正式出版的油印小册子，在校内外广泛流传，后于《建筑师》连载。由于预算和技术限制，他使用自己手绘的精美插图来代替原书中的照片。芦原义信对日本和欧洲城市中各种外部空间进行了分类，总结出“积极空间和消极空间”“加法空间与减法空间”等概念。《建筑师》的连载文章让当时许多无法接触到外国原版书籍的学者、建筑师和在校学生有机会拓宽了视野。
编辑和译者对书籍的选择意味着他们打算引入一些打破现状的新思想。这种意图也体现在尹培桐对挪威建筑理论家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的《存在，空间，建筑》一书的翻译中。该书的翻译基于1979年的日文版本，中文版发表于《建筑师》1985年第23期至1986年第26期上，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建筑中的现象学思想。诺伯格-舒尔茨结合了凯文·林奇等其他学者的深刻见解，强调存在空间的概念意味着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诺伯格-舒尔茨强调以物质的、现象学的方式体验人们的生存状况，以一种新的视角挑战了主流的从科学的、抽象的角度来理解空间的做法。在“译后记”中，尹培桐认可作者对存在空间的深入分析，认为这将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建筑空间的理解和设计。
《建筑师》连载的一些外国学术著作体现了编辑和译者对繁荣学术交流的热情和努力。实际上，这些文章（以及随后出版的书籍）为中国建筑界带来了新的想法和见解。它们也成为中国整整一代建筑专业人士和学生的必读文本。尽管《建筑师》也引入了一些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和话语，但大部分出版物的内容集中在现代建筑话语，特别是对空间的论述上。如果说《外部空间设计》强调从空间的角度来归纳设计方法，《存在·空间·建筑》强调从体验的角度来解读空间意义，那么《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则强调从空间的角度来阐释建筑作品。要全面评估这些译文和期刊的贡献，有必要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背景。在引进西方建筑空间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广泛讨论了传统园林中流动空间的遗产，莫伯治和佘畯南等岭南建筑师还在现代建筑创作中重新诠释了这些空间观念。此外，彭一刚在1983年出版了《建筑空间组合论》，以严谨通俗的文字和丰富的插图详细阐述了古今中外各种建筑空间的组织方法。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建筑界关于空间本质的全面论述和系统构建，而《建筑师》杂志则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传播作用。
建筑话语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再现，也是由各种主角和利益相关者构建的一种行动。《建筑师》杂志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推动现代建筑话语的唯一期刊。但是它的卓越贡献在于，它在整个80年代都始终如一地呈现各种各样的文本、绘画和项目，编辑和作者通过这些方式传达了各自对现代建筑的理解。
期刊对传播和塑造现代建筑话语的贡献与许多关键因素密切相关。《建筑师》作为一个学术平台，广泛刊出资深专家、新兴学者、中青年专业人士和年轻学生的作品，勇于推出曾被主流机构和期刊所压制的新兴思想。曾昭奋对资深建筑师的折中主义作品的批评以及对年轻建筑师所创造的新的抽象形式的欣赏，明确地反映了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支持立场。与此同时，历史学家陈志华以笔名窦武在杂志上连载《北窗杂记》，以独特的视角广泛审视当代建筑文化，展现了批评的锋芒和人文关怀。在这背后是编辑团队对推进建筑理论和批评的长期支持与承诺。
《建筑师》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创造一系列有趣的现象。事实上，翻译的书籍首先在杂志上连载，后来合并成书并由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不仅是一种智力探索，也是一种商业实验。一方面，期刊对于特定著作的连载提高了其学术声誉和影响力，并吸引了大量读者。另一方面，单行本的出版帮助、方便读者全面地接触到学术著作，有利于进行深入的阅读和研究。从外部环境来看，这些翻译的作品忽略了国际版权责任。在内部，因为期刊的发行和书籍的出版都在出版社的统一管理之下，没有商业利益冲突。然而，中国在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后，杂志很少再连载学术著作译文，不仅仅因为版权谈判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在市场化的大潮中，理论工作者也缺乏时间和兴趣从事翻译工作。
虽然在设计实践中，受“布扎”体系和后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传统的符号和隐喻无处不在，纯粹形式语言的探索依然微弱，但是，在知识层面上，《建筑师》杂志传播了现代主义话语，激发了年轻建筑师和学生的探索、研究热情，为后续的物质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当20世纪80年代接受专业教育的大批年轻建筑师日益成熟并成长为当前建筑界的领军、骨干力量时，现代建筑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逐步得到认可和实践。此时，回过头来再次审视，《建筑师》杂志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立体。
（本文节选自“重塑现代主义建筑话语——《建筑师》杂志的作用与贡献（1979—1989年）”，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8月刊，总第200期P45-53，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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