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慢食」在中国——韩国慢食之旅所思
1.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
目前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5%，我们有13亿的人口，其中农民人口6.5亿，在未来1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但还有5亿农民人口，农民仍然占非常大的比重。
2.土地少且分散。
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农户的耕地面积平均3亩左右，人口多的河南，人均不到一亩，且当年土地承包的时候，为了保证公平，分的土地呈零碎化分布。没办法单家独户做到大规模机械化经营。
3.农产品过剩。
1949-1978年，我们是农产品短缺阶段。1978-2005年，是农产品逐步达到供需平衡的阶段。2005年至今，农产品全面过剩，农产品价格也维持较低的价格，单纯靠农产品的价格，根本无法养活全家人口，所以农民需要靠外出务工，满足家庭消费需要。
4.农民没有组织。
农民为分散的小农，全国没有一个能够代表农民的组织。供销合作社、信用社皆因为行政、资本等原因，无法组织农民合作化，也无法代表农民的利益。且只能依附在分散的小农身上，为国家的工业化服务。
5.中产阶级大量崛起。
经过30年的改革开发，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并逐步关心食品健康、生态环境等问题，但追求货币收入仍然是社会的主流追求，而更高级别的社会责任（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小农生机等观念）还需要时间培育沉淀。虽然在北京等一线城市已经出现了有机农夫市集这样的探索形式，但二线三线城市还需要经历一个萌芽阶段。
韩国、日本已经完成城市化，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在5%以下，其中有75%的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中产阶级非常关注食品健康、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等问题，由此延伸出来的慢食（对快速消费品的反思）消费合作等议题更快的被接受，且会员相对活跃。很多返乡的青年，已经完成了财务自由，要追求更加自由、生态的生活。而我们国家的返乡青年还大部分处在求生存的阶段。
而我们中国在推动慢食运动，情况要复杂的多。我们同时在发生和处理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阶段的问题。在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发生，也就是温老师讲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而日韩的农民已经有强大的综合农协，所以他们更关注食品健康、生态环保。是相对简单的城市消费者运动。
也正因为此，中国的小伙伴谈慢食更多的是谈论小农合作、多元文化、以及城乡互助、生态环境，而日韩两国的代表更多的是谈食物本身，并由此延伸出生态环境等问题。
因此在中国开展慢食运动，要同时做两个群体的工作，一个是城市的消费者引导工作。一个是供给端的乡村小农合作组织建设工作。
在韩国济州岛，我们参观了几个慢食会员的项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教育功能的发掘。
食物的生产是第一步，更多地挖掘这个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变迁，会更有意义。麦芽糖加野鸡肉这样的饮食方式在古代的济州岛是为了下水工作，起到增加能量的作用。到了现代，很多年轻人会不理解为什么麦芽糖要加野鸡肉。我们中国的麦芽糖也很少加肉。韩国慢食通过讲解背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并亲手制作麦芽糖，让年轻一代可以更好的理解自己的历史，体味其文化内涵。而我们现在的农产品，对内容的挖掘还不够。在我们国家，从农业的一产到具有体验教育功能的三产化，一定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2.食品的包装和仪式感的设计。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食物是处于过剩状态的，消费者基本上没有没吃过、没见过的食物。所以强调慢食、少量、多样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向，我们去的第一家餐厅、分为前菜、主食和甜点三个部分，每一道菜会和我们讲解他的食材和故事。量不多，一般就2-3口，单是“吃”就很有仪式感，收获满满。在对比我们乡村的饮食，很多是大鱼大肉，且分量很多，村民是希望款待客人。但客人的体验感未必就很好。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3.农产品的产业链的拉长。
以我们参访的金先生所生产的豆为例，除了用作酱油、酱料，还会提供给化妆品生产企业，做面膜、精华油，农业本身的产业链和附加值多了很多。农业本身包括研发、种植、农资、销售、金融等多个环节，但农民只能做价值最低的种植环节，所以需要往深加工角度延伸，才能不断提升小农的综合收益。
4.「慢食」的领头人非常重要。
金先生10年前回到济州岛，也是一个人，后来逐步把慢食的网络推动起来了，期间的辛苦和付出肯定非常多。就那这次中日韩三国交流会，金先生就放弃自家工厂的事情，筹办了一个月时间。慢食运动的带头人需要有公信力、协调能力还有公益心。如果我们每一个省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人物，相信慢食网络在全国的搭建也会逐步发展起来。
中日韩三国在乡村领域的问题和经验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彼此不同之处，经验本身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希望中日韩三国关注乡村发展的知识分子及乡建实践者能够增强交流、彼此借鉴，共同推动彼此的乡村振兴。
点击查看过往文章
点击查看滋农游学
点击查看滋农优选
滋农游学| 发现乡村的美好
私家 | 深度 | 体验 | 美好
周边更多私家旅行正在进行
详情请咨询：0591-83519067
亦可添加微信：15260922913